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问题
张曙光
经济发展目标确定以后，随着就要解决实现目标的途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含义很宽，本文只是从整体上考察一些最基本的综合的速度、比例、效果（即效益）等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果的相互关系
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果的相互关系，是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前途和结局。
党的十二大确定的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为我国提出了今后20年的奋斗方向和宏伟前景，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途径。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必须从以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为中心转到以努力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把速度、比例、效果恰当地结合起来和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理论上讲，速度、比例、效果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和经济指标，但由于它们反映了同一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侧面，因此，是能够结合和统一起来的。适度的速度必须以合理的比例和最佳的经济效果为前提，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合理化以及为争取最佳的经济效果所必需的；最优的发展比例是达到适度速度和最佳效果的基础，同时也需要由适度的发展速度和最佳的经济效果来保证；最佳的经济效果是实现最优比例和适度速度的标志，同时也需要以最优比例和适度速度为条件。
我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凡属正确的战略指导和战略对策，都是以速度、比例和效果的合理结合和有机统一为原则，都是以这种结合和统一的较好的实现为标志的。相反，凡属战略指导的失误，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三者的结合和统一。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一五”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及当前的两次调整，由于正确处理了三者的关系，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而1958年、1970年和1978年的三次冒进，由于没有正确处理三者关系，致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这里仅以1958年的“大跃进”和第一次调整为例作些分析。
1958年“大跃进”中，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全力抓以钢铁生产数量为中心的高速度，钢铁生产指标一提再提，其他生产指标也跟着轮番提高，而钢铁生产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钢铁生产和相邻工业部门（如煤、电、运输）之间的比例，整个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比例是否协调，能否平衡，均不考虑，质量、品种、性能、结构也不在要求之列，至于为此而消耗了多少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源，以及能否满足社会需要，更不进行计算。这样，钢铁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数量和速度，虽然暂时上去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经济效果的急剧下降，破坏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比如，1958年和1957年相比，1959年同1958年相比，钢产量、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49.5%、32.2%和73.3%、19.5%。[1]可是积累效果和投资效果显著下降，很多消耗指标，如单位产值和国民收入的能耗比“一五”时期增加了一倍。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结果，暂时达到的高速度又不得不猛跌下来。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中央及时改变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从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盲目冒进转向暂时退却、恢复经济的稳定；从重工业的片面优先发展和钢铁工业的孤军突出转向调整比例、加强农业轻工业，恢复经济的平衡运动；从不惜工本，转向注意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重大比例关系协调了，经济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如，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从“二五”时期的1元提高到1963～1965年的57元，投资系数则相应地从74.17降低到0.87。[2]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都已恢复到甚至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3年的经济调整虽然在实践中改变了以数量和速度为中心的战略指导方针，但对这种战略赖以建立的经济速成论思想并未进行清算，也没有从中总结出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果三者相互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以致后来又重蹈覆辙。
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高度重视了速度、比例、效果三者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就是以速度、比例、效果三者相互结合和有机统一为依据的。
从今后看，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第一，必须实现和保持经济运动的良性循环；第二，必须克服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困难；第三，必须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的步伐。要做到这一切，也必须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果的相互关系。
由于比例失调造成的不良循环集中表现就是从高速度、高积累开始到低效率、低消费结束的循环运动。这种不良循环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也是我们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牵制力量。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率有所降低，生产增长的速度也转到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人民消费有所提高。但是问题并未解决，良性循环尚未实现。究其根源在于提高经济效果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大，有的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有的甚至有所降低。与“一五”时期相比，“五五”时期的积累效果和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分别降低了25%和56%；1981年与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增加了55.7%，百元资金提供的税利减少了31.4%。其中虽有不可比因素，如经济结构和价格的变动等，但反映了经济效果确有明显下降。这不仅是阻碍我国经济迅速转入良性循环和实现稳定发展的要害所在，而且也是重陷不良循环的危险所在。因为，在不提高经济效果的情况下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提高积累率，扩大积累规模，从而相应地减少消费；二是增加生产消耗，减少最终成果，或者不问社会需要，盲目生产，形成虚假的有水分的速度。两者都会加剧现有的比例失调，使上述的不良循环再度发生。相反，只有提高经济效果，经济生活的良性循环才能顺利实现。
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不利因素和困难条件也很突出。如人口的压力很重，技术和管理人才不足，资金缺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落后，能源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等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限制因素。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制约的，比如，人口多，就业成了大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就需要资金和技术，要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就需要增加积累，增加资金投资和智力投资，这又受到人口多消费水平低的限制。正是这些限制性因素造成的困难成为我们在实现战略目标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说由比例失调形成的不良循环同我们主观指导的失误密切相关，那么，由发展条件的限制造成的困难则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提高经济效果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最好途径。因为，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程度是可以随着主观努力的状况而变化的，在这些困难和不利条件尚未根本改变以前，这种限制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于我们在提高经济效果方面的决心和措施。决心大，措施得力，限制程度就小；否则就大。
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的步伐，要从自给性经济占很大比重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改善产业结构类型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要从低水平的平均通过“小康”过渡到高水平的平等，都必须使经济效果不断提高才有可能。
我国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很低，粮食的商品率最高的1968年达到18.1%；全部农产品的商品率1978年也只有30%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农产品不过七八十元。在工业生产中，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相当严重，部门壁垒、地区封锁也很厉害。这都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完成从占较大比重的自给性经济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渡，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从1953～1980年，按总产值、净产值和粮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分别为1.4%、0.3%和0.4%。今后20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农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分别以年平均4%（按总产值计算）和1.7%（按粮食产量计算）左右的速度提高，每个农业劳动者创造的总产值和生产的粮食将会从1980年的720元/人和2000斤/人，提高到2000年的1800元/人和2800 斤/人左右。这样，粮食的商品率就有可能从15%提高到30%以上，全部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将达到60%以上。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类型基本上是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装备程度较高、技术精良的资金密集产业只是极少数。以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就能加速资金积累和人才培养，较快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促进经济向横向扩大的同时，也促进向纵深方向发展，建立一个能够发挥我国优势的劳动、资金、技术、知识等各种因素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类型。
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分配上不得不实行某些大体平均的政策。只有根据提高经济效果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在提高经济效果的基础上都达到“小康”水平，然后才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消费品分配的平等。
二、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实现以提高经济效果为前提的战略目标，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使我国的经济从以外延方式为主的发展逐步走向以内含方式为主的发展，并把两者恰当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当然要重视利用外延因素来扩大再生产，特别是一些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建设的初期，可以主要依靠外延方式。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逐步把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那么，如何理解和执行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战略方针呢？
外延和内含扩大再生产是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找到它们的纯粹形态。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往往既包含有外延扩大再生产，又包含有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或者从一个生产要素看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从另一个生产要素看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问题之一是，如何依据外延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正确处理新建扩建和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关系？我们往往把新建扩建看做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把更新改造所实现的生产扩大看做是内含扩大再生产。其实，新建扩建如果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如果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则除了外延外，还包括了内含的因素。同样，由于更新改造绝不是原有设备的简单更换，必然会把该设备服役期间所发生的技术进步合并进去，因而所实现的往往是内含扩大再生产，但如果同时增加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投入，也就包含了外延的因素。但是，只要明白这点，为了实际应用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新建扩建视同外延扩大再生产，把更新改造视同内含扩大再生产。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外延方式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对内含方式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不够，既没有把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也没有及时抓紧从外延方式为主向内含方式为主的转变。这集中表现在重视新建扩建而忽视更新改造。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新建扩建来扩大生产规模，这在我国工业的创业时期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公交企业，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技术落后，通过更新改造达到增产节约的潜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就应当由主要依靠新建扩建转向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从一般情况看，更新改造比新建扩建投资可以节省2/3，建设时间可以缩短一半。今后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要根据技术进步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可能，建设一批新的现代化企业。但是，实现翻两番的主要任务还要依靠大量现有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要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来实现。
根据扩大再生产的规律，随着固定资产（固定资本）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折旧基金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源泉，而且，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要通过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和提高经济效率来实现。1979年，苏联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资金占到48.6%，美国固定资本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3]
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也是向着这个方向变化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提高，如表1所示。
但是，同我们所面临的更新改造任务相比，这一投资不仅数量小、比重低，而且使用不当。1981年以更新改造措施为名完成的200多亿元投资中，实际上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这就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转变。今后在投资的安排上应把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
表1
问题之二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是否与重点建设相矛盾？今后我们要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从以新建扩建为主到更新改造为主的转变，有人担心会否定重点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响重点建设的进行。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强调技术改造的战略地位，绝不是说，必要的新建扩建也不能进行，重点建设也不必加强，新兴产业也不要发展。恰恰相反，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重视发展那些对技术进步有主导作用和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新兴产业，也是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能够为加强重点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反过来，加强重点建设，也能够推动技术改造的加速进行。“六五”期间，我们要新建1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矿井28个，还要建一批大型水电站，等等。5年内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计划在1985年底以前全部建成的就有400个，为“七五”、“八五”计划做准备的项目多达279个。[4]这些重点建设对整个经济的中期和长远发展将起巨大作用。这说明，提出扩大再生产由外延为主转向由内含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和忽略重点建设。
问题之三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是否与解决劳动力就业相矛盾？不可否认，在我国，实现从外延为主向内含为主的转变，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解决劳动力的安排和就业问题。因为，以内含为主，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当前和局部来看，会相应地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我国目前又有大量劳动力待业，很多工厂企业也是大大超员，人浮于事。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就长远和全局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为更多的人就业开辟出新的领域和新的门路，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创造出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在实现战略转变中，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缺乏的特点，我们应当选择那些消耗活劳动较多，而占用资金较少的产业，根据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量不足，充分开发又需要大量资金和较长的时间等情况，还要选择那些消耗原材料和占用资金也少的产业，并使两者恰当结合起来。在新建企业中，除了必不可少的资金密集的现代化企业外，应当尽可能发展劳动密集的行业，实现生产的外延扩大；而在现有企业中，则应主要通过技术改造实现经济的内含增长。通过这一切取得资金占用少、物资消耗低、劳动生产率高的经济效果。这样，就有可能做到既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又最大限度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为此，必须从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投资政策、能源政策、资源政策、企业组织和规模政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对策。通过这些，不仅可以实现外延和内含两种方式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结合，而且可以促进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使我国经济走上以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三、坚持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
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是平衡发展，二是不平衡发展。除了“一五”和三年调整时期曾经强调过平衡发展以外，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
主张不平衡发展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和其他作何事物的运动一样，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从这种一般的哲学概念出发，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经济战略。根据我国的实践，这种战略有三根支柱或三个基本内容:一是按长线平衡，认为只有这样的计划才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消极的和保守的；二是留有缺口，不留余地，不留后备；三是“以钢为纲”，认为只要抓住了钢铁工业，就可以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发展局面。以此为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陷于不平衡、不稳定的失常状态，形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结构畸形，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不相适应。人口增长过快，使人均收入和生活消费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同时，造成了升学、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
在全部经济发展中，精神的生产和物质的生产不相适应。由于忽视精神生产，知识分子不受重视，造成科学、教育事业长期落后，反过来也限制和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
在物质生产中，基础设施和直接生产部门不相适应。交通运输全面紧张、邮电信息相当落后、供水供电发生困难、商业仓储长期受挤，阻碍了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
在直接生产部门中，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直接间接地挖农业补工业，影响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工业不仅超过了农业的负担能力，而且脱离了为农业服务的方向。
在工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不相适应。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把过多的力量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工业长期被挤，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发展自身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不仅造成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失调，也加剧生产资料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
在生产资料工业中，采掘以及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不相适应。加工工业盲目发展，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相对落后，造成能源紧张，原材料供不应求，反过来影响了加工工业的发展。
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经济联系很不发达，出口商品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很小，资金的借贷和技术的交流也少得可怜，没有能够利用国际上可利用的因素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由于实行不平衡发展，破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了大起和大落相间出现，前进和倒退跟着发生，破坏了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工作的正常秩序，往往使经济生活陷于混乱状态，降低了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总之，不平衡发展没有解决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它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我们主张采取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或简称为平衡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下，今后要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自觉保持平衡衔接和互相协调。
平衡的发展战略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来的，它反映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和社会产品实现规律的要求。经济的平衡运动是提高经济效果的条件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保持经济运动的平衡性和比例性，各种生产要素就能够得到合理的组织和有效的使用，各种生产条件就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和效能，各种生产资源就能够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社会生产的发展就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而社会需求的变化又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内在的动力和提出了前进的方向。这样，就能够在消耗最少的基础上，达到社会生产的最大增长和社会需求的尽量满足，从而取得最佳的国民经济效果。同时，经济运动的平衡，就可避免大起大落，时进时退，保证经济生活的和谐以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自觉地保持经济运动的比例性和平衡性，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联系也更加紧密和复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的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更大，经济平衡的范围和内容也会进一步扩大和多样化。不仅如此，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和经济效果的提高，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比例和平衡关系，将会发生迅速的变化，不仅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差别很大，而且变化的方向也不完全相同，使得平衡的保持更加困难，也更加迫切。这一点在经济大发展的条件下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果不能迅速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坚持平衡发展战略，自觉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是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本身的要求，也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然而，我们所讲的平衡发展，不是绝对的平衡，而是相对的平衡。这种平衡发展既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齐头并进，也不是四平八稳的机械平衡，其中也包含着某些部门某些方面的优先发展和重点发展。经济的平衡运动是一个不断接近和不断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客观发展条件的限制和变化，或者由于主观指导的失误，在发展中出现一些薄弱环节是常有的，因此优先和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某个部门，就成为经济战略指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任何一种平衡发展都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缓有急，都是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的合力和互相作用的结果。
有的同志根据平衡发展中包含着某个部门和方面的重点发展和优先发展，以及正确选择发展重点在战略指导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采取重点发展战略，并且以日本采用倾斜式发展取得成功的例子作为自己的论据。还有的同志根据我国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的经济发展所以出现曲折，就是由于违背了平衡发展的规律，实行了“以钢为纲”的所谓重点发展战略的结果。这两种观点都有某种片面性。
我们认为，在相对平衡发展中必须正确选择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必须确定发展的先后次序以及优先和超前的程度，但是，这种重点和优先都必须以不破坏发展的比例性和平衡性为原则，而且，一些部门和方面的重点发展和优先发展，正是进一步实现和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因此，重点发展和优先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已经包含在平衡发展战略之中了。如果丢掉平衡发展而单提重点发展，那就容易造成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我们强调在相对平衡发展中必须实行有重点的发展，正确选择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是正确选择战略途径和战略对策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战略指导成败的关键之一。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不在于实行了某些方面的重点发展和优先发展，而在于片面强调了优先，过分突出了重点，把“重点”当成“一切”。同时，也在于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优先的次序和程度，改变重点的内容和形式。
这里，我们想谈谈西方发展经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们中间，纳克斯、钱纳利、罗森斯坦·罗丹和拉尼斯等是主张平衡发展战略的。他们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总结其发展经验中看到，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工业化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忽视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合理配合，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而主张在各个部门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平衡发展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孤注一掷”地投入大量资金。例如H.迈因特在概括这种观点时指出:“‘各种连锁的恶性循环’把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非常牢固地压到最低水平，使任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零零碎碎的努力都归于无效，只有在孤注一掷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本，为一条战线上齐头并进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才有希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5]这是所谓平衡增长计划规模的总命题。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论下去，既然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不可能在孤注一掷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本，它们就很难实现平衡发展，也没有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平衡发展。
A.赫希曼是力主不平衡发展的。他认为，发展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在各个方面同时推进，而应当挑选和集中力量发展那些在技术上互相依赖的连锁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具体“战略部门”，即重点部门。但是，他认为只有需求过多或供给过剩，即不平衡的压力，才能保持发展过程的能动性，导致经济在连续的“蛙跳般的”前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起来，而平衡发展则会丧失这种能动性，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6]这是对平衡发展的一种曲解。真正的平衡论和机械平衡论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所讲的平衡发展或按比例发展，绝不是说已经实现的平衡和即将实现的平衡，既成的发展比例和即成的发展比例一模一样，而是一个平衡—不平衡—平衡的不断的过程，而每一个新平衡的实现，都使经济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具有了新的内容。
过去我们采取了不平衡发展的经济战略，造成了今天的发展困难。为了摆脱困境，顺利地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应当自觉地实行相对平衡发展的经济战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转变。
自从实行经济调整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开始了这一转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消费品的生产连续几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能源交通开始受到重视，商业服务性行业有所扩大。这就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还有很多因素阻碍着这种转变的实现，出现了一些违背调整宗旨和影响平衡发展的现象。比如:1982年又重新出现片面追求产值速度，而经济效果很不理想的状况；基本建设规模经过压缩后，1982年再度失控；消费品工业虽然增长较快，但盲目性较大，部分产品滞销积压；生产资料工业一度下降过多，回升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过分增加又出现过快增长的苗头。上述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已经出现的部分工业消费品买方市场的势头可能消失，国民经济将会出现新的不协调。这既影响到经济调整的效果，也影响到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变。
为了从根本上实现这种转变，就需要抓住平衡发展的基本内容，采取相应的对策。
1.实行按短线平衡的原则。在努方提高经济效果和加强薄弱环节的基础上按短线平衡，既不是齐头并进，也不是样样宽裕的平衡，而是一种紧张的平衡。
2.要留有合理的后备和适当的余地。这是调节和控制经济运动过程，实现平衡发展的根本措施和重要原则之一。目前虽然理论上讲不留缺口，实际上有些缺口还不小，某些方面还十分紧张，因而已经实现的平衡还不稳固。
3.把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这是实现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的最关键的问题。还要对消费基金增长幅度进行适当控制，使积累基金加消费基金所形成的总购买力不超过可供使用的国民收入。
4.要正确选择各个发展时期的战略重点，并采取适当方式和办法保证重点的合理发展。所谓发展重点，就是各个发展阶段的主攻方向和中心目标，它们有的是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是发展中的关键部位，有的是发展中的先行部门。没有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就没有战略设想，就无法合理集中和恰当使用自己的力量。有了正确的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就能掌握战略指导的主动权。
党的十二大不仅规定了今后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正确指出了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战略重点，即解决好农业问题，又解决好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问题。这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也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几个关键环节。
必须指出，重点和非重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把选择发展重点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本身就包含着对重点和非重点要统筹兼顾、协同发展。我们一方面要适当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部门、重点方面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重点发展对象和非重点发展对象在发展规模、速度和具体时间上的相互关系，使之恰当结合，互相促进，防止片面突出重点而影响和破坏平衡发展。同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做好发展重点的转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略指导的失误，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实现。
（原载《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注释】
[1]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223页及有关资料计算。
[2]投资系数是指增加单位国民收入所需投资额。参阅张曙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3]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79年）、《商业现况》（1976年）、美国《统计年鉴》（1979年）等资料计算。
[4]《像抓156项工程那样抓好重点建设》，载于《经济日报》1983年4月9日。
[5]参阅H.迈因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霍钦森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7页。
[6]参阅A.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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