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闻学习之路

新闻学步

真快,“8·26”又到了。

“8·26”，在兰州人的心灵深处，是神圣的，甜美的，一往情深的。尤其是在今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第一个“8·26”，更加使人静下心来，回首往事。虽然往事已很遥远，因为1949年兰州解放时生的孩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了！但是那一点一滴的往事，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老不值钱,一说一个那几年。”我今年73岁了,当然是老人了，当然是“人老珠黄不值钱”的时候了，要说，只能说说“那几年”了。

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从1949年算起，到1985年，时间跨度36年，应该说是甘肃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今天，就说说我是怎么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

1949年，大军西进，我正在西安西北大学读书。在大学，我酷爱诗歌，爱中国古典诗词，也爱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俄罗斯作家的诗作，曾经下苦功学习俄语。有时候，手痒痒了，也写一点。“5·20”西安解放了，义无反顾,参加工作。我记得，贺龙、习仲勋、张德生、赵寿山、李敷仁等领导人，到西北大学来，召集甘肃籍学生讲话,号召大家“解放家乡，建设家乡”。开始，我到了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小队长就是曾经在兰州市长期工作，最后担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应举。过了一段时间，《群众日报》到西北大学为《甘肃日报》招人，还出了布告。我一看，是“耍笔杆子”的事，是自己心爱的工作，心动了，犯了点“自由主义”，军装一脱，皮带一解，饭盒一放，就到《群众日报》去了。

接待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阮迪民、刘焕文。当时，正值扶楣大捷，西安城里游行庆祝活动，满城是人，热闹非凡。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被派出去实习采访。天那，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世面，没干过这号事！“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心里急得像火燎，溜了一圈，跑了回来。只听下了一位解放军干部在人群里说：“革命胜利。参加革命。太幸福了！”当此之时，既不会采访，也不会写稿，第一次采访就这样失败了。

流萤陪同甘肃日报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阮迪民在敦煌考察。（右一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右二为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右三为阮迪民）

西进路上，到了陇县，阮迪民为了“练兵”，派我们出去采访，我写了篇《老大娘欢迎解放军》，自觉有进步，回来却挨了批。当时，在一农家草场上，大家坐下来，各自念各自的稿，大家评论。我念了以后，因为稿件中写到“一拐一拐地走来”，老大娘是小脚，遭到批评。“不应该写落后面啊！”“小资情调啊！”这第二次采访，以挨批告终。

也就在行军路上，阮迪民给我们讲新闻课，讲新闻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能壳里空，说假话。还讲了“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经过，新闻高潮在前，要写好导语，如此等等。

兰州解放，进了城，我被分配到通采部，采访城市接管。这时，看到了大批新华社稿件，有了“老师傅”，“照猫画虎”，总算能写了，能见报了。我记得，每条消息导语，总是离不开“在……之下”或者“为了……”，典型的新闻八股。最近，为碑林宣传，我接触了一些年轻记者，思维敏捷，出手快，文笔也好，比我当时强多了。

1949年9月，我被派往农村采访。当时条件确实艰苦,要自己背铺盖，要步行，找汽车很难。不像现在，到处是宾馆，发稿有电传。出门有车，联络有手机。我先是到榆中三角城下车，正逢大雨，步行到县委，衣服、铺盖行李都湿透了。县委也没有招待所，只好借别人的衣服、铺盖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报上也发了一些稿件，心里也不怎么怕了。以后调定西记者站，在地委经常看文件，看报纸，参加会议，下乡采访，开始做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就这样，由一点不懂到略知一二，步入了新闻行列，一干就是大半辈子。我曾经设计，先干记者，跑不动了，当编辑，老了，到资料室去做资料工作，可是事与愿违，报社看见我这个人肯吃苦、肯钻研，到1950年，调回来当“官”了，采访的机会却少了。而且以后“官”越做越“大”以至于改了行。但不管干什么，做编辑时间长了，我始终眷恋着新闻，因为自己太爱了，也忘不了自己是怎么学步的。

流萤为邹应龙祠堂题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