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的去除与形式的显现

二、装饰的去除与形式的显现

在对于白色粉刷的理解上，柯布西耶与路斯的观点密切相关。事实上，在柯布西耶游历归来不久的1912年，他便接触到路斯的著述，然后更是在1920年把路斯著名的《装饰与罪恶》刊印于由他和画家奥赞方创办的《新精神》杂志的创刊号上⁽⁷⁾。他接受了路斯关于人越是文明便越少装饰的观点，而装饰的剥离正是一个把建筑净化的过程，至于这道白色的涂料（whitewash），便成为了这一过程最终驻足的地方。

对于柯布西耶在装饰问题上与路斯的承继关系，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比较和论述。斯坦尼斯劳斯·凡·莫斯在他的《柯布西耶西耶与路斯》一文中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解析，并认为柯布西耶在其“《当代的装饰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地追溯至路斯那里”⁽⁸⁾，至于他早前创办的《新精神》则“无异于这么一种努力，希望能使得法兰西的工业界精英们回归他们自身领域的逻辑性中，并让他们认识到对自己的工业产品进行所谓的‘艺术设计’完全是无谓之举”⁽⁹⁾。这么一种物质主义的观点不能容忍那些所谓的美化和装饰，而要回归事物本来的面貌。但是这种回归自身的主张又是否意味着彻底的暴露呢？

1925年，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文集《当代的装饰艺术》　（The Decorative Art of Today），书名来自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但是，正是这一名称本身映现了这一问题的悖论性，因为“当代”（在当时即指20世纪的20年代）的装饰艺术恰恰是非装饰性的，当代的装饰艺术恰恰是反装饰的。这种悖论也深深地体现在这本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一道白涂层：雷宝灵的法令》　（A Coat of Whitewash：The Law of Ripolin）中（Ripolin是一个墙面涂料的品牌，在当时的法国很有声望，应用也最为普遍）。

此文写成于1925年，是柯布西耶关于白色建筑的宣言，它也是路斯1898年提出的“饰面的律令”的一个特定的参照。开篇伊始，柯布西耶便呼吁“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道德上的行为准则：热爱纯粹！”紧接着，他设想了一幅这一法令颁布实施以后的图景：“每一位公民都要卸下帷幕和锦缎，撕去墙纸，抹掉图案，涂上一道洁白的雷宝灵。他的家变得干净了。再也没有灰尘，没有阴暗的角落。所有东西都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¹⁰⁾当建筑脱去了森佩尔的那层“衣服”，它的本质方才得以显现，而这正是柯布西耶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中的理想。

在结构与表面的二分上，柯布西耶事实上继承了路斯在其1898年的《饰面的原则》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具体来说，此时对于建筑的感知成为对于它白色的面层的感知，而不是面层以下的结构或是支撑。这一面层可以很薄很薄，直至一个几无厚度的涂层。而与石材等其他材料相比，这一涂层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在覆盖别的材料的同时，其自身却是非物质化的（immaterial）。当然，这种非物质化不是说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其自身不具备任何物质属性，而是说由于表面肌理的缺失，及其依附而不具备独特形态的属性使其趋于自身的消隐。正是在这自身的消隐中，装饰被更为彻底地去除，而建筑的纯粹形式则得以更为充分地显现，建筑也方才成为“形式在阳光下壮丽的表演”，并且能够“建立一种数学上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认识早期现代建筑的白墙这一现象，必须置于19世纪关于遮蔽（masking）的思考，而不是20世纪关于透明的讨论。

建筑要从低级的感官性向着高级的视觉性发展，这一层感官性的外衣就必须脱除，唯有如此，才能“暴露内部机体的形式轮廓和它的视觉比例”⁽¹¹⁾。然而，如果说外衣所具有的具体材质是感官性（sensual）的，那么内部的机体（body）岂不也是如此吗？如果仅仅是去除建筑的饰面，内部材料的质感不是仍旧对于形式的显现有一种感官性的干扰吗？因此，绝对的裸露并不能保证建筑的形式和比例的纯粹显现，相反，这个机体还必须披上另一层外衣，这层外衣既没有装饰所带有的感官性，也没有内部机体的物质性所必然具备的感官性。唯有如此，这层外衣才能把建筑塑造成一个形式上的比例，而不是一个感官性的机体。这便是这一道雷宝灵涂层的功用，它在两种危险的夹缝中挤身进去，最终把建筑的机体转化为纯粹的视觉形式。

柯布西耶的雷宝灵主张与森佩尔的饰面原则貌似对立，实则承继。柯布西耶去掉了建筑表面装饰的外衣，但是这一道白色的雷宝灵岂不是建筑的另一件外衣？——无论它是多么简洁、光滑，它与外衣在本质上终究并无二致。柯布西耶去除的是从前构成“外衣”的诸多要素，而绝不是外衣本身。而这件薄薄的、独特的外衣在把建筑包裹起来的同时，也就掩去了内部机体具体的物质性（mater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