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学之先驱

一　资产阶级社会学之先驱

社会契约说的社会观

历史唯物论是在它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作长期的斗争中锻炼而成的。所以，为了拥护历史唯物论，不能不与现今流行的各种潮流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以及曲解历史唯物论的偏向，作积极的、毫无假借的斗争。但要有效的制胜于这个斗争，就必须就那些敌对的社会学说的来源实行批判的检讨。因此，本章要先说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趋势，掘翻那些现在流行着的唯心论的、机械唯物论的社会观的根株，纠正一切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修正和曲解。

资产阶级的社会观之发生和发展，与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史相关联。资产阶级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个被压迫被支配的身份。自从十五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之革命的序幕揭开以后，资产阶级渐渐的成为新生产力发展的一环，成为技术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担负者了。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劳力的发展，就由被压迫被支配的身份抬头起来，而与封建的贵族分庭抗礼了。他们在其社会的实践中，逐渐的形成了新的世界观、社会观，而自觉到自己的阶级之历史的使命了。这种历史的使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即是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推翻封建的支配阶级，自己爬上支配阶级的宝座。

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观。资产阶级的社会观也是在反封建的社会观的斗争中发生发展的。我们知道，封建的社会观是神学的社会观；神学的社会观是欧洲封建时代的社会与国家的现实状态的反映。依据神学的社会观，人类社会受神意所范围。世俗界的支配权属于国家，精神界的支配权属于教会。一切社会的关系及社会的制度都是遵从神意而设定的永久不变的东西。封建领主永远是支配者和剥削者，其他一切人民（资产阶级也在内）永远是服从者和被剥削者。这种社会观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所首先要打破的东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其社会的生产的实践上，由于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启发，经验上知道社会生活是在变化着。他们为了反对封建国家而建立适合于他们的利益的新国家，不能不另行建立新的社会观。资产阶级的社会观首先表现于国家学说或政治思想之中（因为当时还不知道社会与国家的区别，认为国家即是社会）。资产阶级的政治学之先驱是马凯维利。马凯维利的政治学说首先主张政治与道德、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说破了封建的神学的国家观的虚构。但是人类社会生活既然不受神意所支配，却用什么根据去说明人类社会呢？就这一层说来，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大有影响的社会学说，要算是社会契约说了。

社会契约说以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自然法学说把人类的生活状态分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自然状态是人类还没有加入共同生活状态以前的个人或家族的孤立状态；这时的人类度着自然的生活，一切受本能所支配。在自然法学的这种见解之中，也有两派的主张。一派主张人类的自然状态是斗争状态，一派主张这是和平状态。代表前一派的主张的人是浩布思，代表后一派主张的人是卢梭。浩布思主张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万人对于万人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个人的本来的利己心大受损害，所以人们为充分满足自己的利己心起见，不能不放弃固有的权利，共订契约，组织国家，以保障其利己的行动。这是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浩布思的这种社会契约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借助绝对主义政权以保障自己利益的主张的。至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却是不同。卢梭主张自然状态是平和状态。人类之脱离平和的自然状态而加入社会状态，是私有财产发达的结果。他认为自然状态中自由平等的孤立的个人，虽是很幸福的，而自然状态下的孤立，对于各人的自我的保存甚不便利。为要除去这种不便利，就要用共同的力量去克服它而保障更进一步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共同缔结契约，加入于政治社会（即国家）。所以社会契约的本质，就是“各人把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放置在共同的最高的普遍意志支配之下，把自己看做全体的不可分的统一”。卢梭的这种社会契约说是代表当时已经成熟了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社会契约说的社会观是唯心论的，又是机械论的。一方面在唯心论的虚构上设定所谓人类的自然状态做出发点，一方面又在机械学力学的见地上把社会看做互相独立平等的原子的个人之机械的体系，而把社会的成立还原于互有平等的自然权的个人相互间的契约。这种社会观是以互相自由竞争而同时需要缔结契约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间的关系为标本的。

地理学的唯物论的社会观

社会契约说的社会观，虽然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本身不是科学。这一层，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们也都觉察到，并且发表过许多反驳的议论的。至于采取科学的外貌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要算是地理学的唯物论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与社会契约说相比较，是能够说明各种时代，各种国家的社会制度及文化的特殊性的。

地理学的唯物论的社会观的要点，是在自然的地理环境之中探求社会发展的根源。这种自然环境的社会观，在古代和中世纪已经有人倡导过，但现代资产阶级学者中首先提倡的人，要算是约翰·布丹。布丹著有《历史易知法》一书，说明地理环境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考察自然环境的第一个基础是地球的纬度；纬度的差异即是温度的差异；温度的差异对于社会发生种种不同的影响。寒冷刺激人类，酷暑使人精神懦弱。由于温度的差异，一般的北方人体躯伟大而有精力，但缺乏才智；南方人体格较小，有才智而缺乏精力；极北的人矮小而耐寒，至于位居南北之间的中部民族，各与其幼年、中年及老年之性质相适应。由于性质的不同，其统治国家的精神亦不同。北方民族倚赖权力、南方民族倚赖宗教，中部民族倚赖正义与公平。南方民族富于神秘的冥想，北方民族擅长劳动与工艺，中部民族调和两者的长短，能为其他民族制定法律与秩序。其次，布丹又用地球的经度决定民族的特性。西方民族多具北方民族的性质，东方民族多具西方民族的性质。高山地方的居民的性质酷似北方，溪谷地方的居民的性质酷似南方。总而言之，由于地球的经纬度的不同，由于海洋、河川、气候、土壤等等的不同，就产生出种种民族的特性、风俗、习尚、宗教与社会制度，因而形成了各色各样的社会。这便是布丹的自然环境论的大概。布丹根据这种论点，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大国家造出理论的基础，因而确立了他的主权的理论。

布丹以后，把自然环境的社会观展开出来而比较具有一般性的学说，要算是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了。孟德斯鸠说一切事物都有法，社会有法，国家也有法。“法，在最广的意义上，是由事物的性质发生出来的必然的关系”，“法，一般的在其支配世界一切人民的限度内，是人类的理性。而各国民的政法及市民法，只是这种人类理性被适用的特殊情形。这些法，在各国人民说来，必须是固有的东西”。孟德斯鸠虽然力说国民的法的特殊性，而同时又主张法的同一性。这同一性的前提，是广义的自然环境、风俗及生活形式。因此，他展开了自然环境的社会观，从各地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性，说明这些民族的生活形式、国家形式及其精神文化的特殊性，说明各民族的生成及其历史。

自然环境说的社会观的大概的内容，无非是说明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在社会以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去探求社会发展的原因。这种社会观流传很久，影响很大，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哲学家韦科的《新科学》，也支持这种社会观。此外，关于这类见解的著作甚多，这里无须一一列举。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也杂有自然环境说的见解。在今日流行着的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之中，所谓地理学的社会学思想，都是这种倾向的延长。尤其是今日的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德国在大战以后的殖民地的丧失非常愤慨，因此鼓吹殖民地夺取的必要，并努力建立取得殖民地之理论的基础。他们认定一切国家的政策，要由其所领有的自然的财富的欲望所决定。这种欲望就是夺取殖民地。所以目前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这种意义上，想出了新的学问名称，即所谓“地理政治学”。

地理学的唯物论的社会观，不但影响于今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且还影响于一班自称为历史唯物论者的人们。譬如考次基与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曲解，就感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说明见后）。

概括的批判起来，地理学的唯物论的社会观，是把人类社会当作由某种势力操纵的玩具来表象的。这种社会观完全不知道：社会发展的原因是必须在社会本身中去探求的，决不是可以在社会的外部去探求的。“人类自己变革自然。他们对于自然的关系，不是受动的关系，而是能动的关系。自然固是社会的必要的条件，社会没有自然就不能生存。但是，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下述一点，即自然与社会的联系的性质，完全依存于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同一的地理环境之下的民族，能够由封建时代进到资本主义时代，或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发展并不依存于自然环境的明证。

旧派机械唯物论的社会观

资产阶级的社会观除了上述两派之外，还有机械唯物论的社会观。社会契约说与地理唯物论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原是机械唯物论，不过这里所说的机械唯物论的社会观是指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哲学家的社会见解说的。十七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与现代的机械唯物论之间，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的两个历史的时代之不同，因而两者在历史领域中的适用也有本质上的差异，这是要注意的。

旧机械唯物论代表着当时已经成熟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哲学的缺陷如我们在前面所指摘，约有三点：第一是不能在社会领域中贯彻唯物论，第二是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不理解辩证法，第三是带有直观的性质，不能理解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旧机械唯物论在历史——社会领域中的适用，很明显的暴露了上述三种缺陷。

旧机械唯物论者的社会观是从人类之理性的本性出发的。他们把理性作为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凡属“宗教、社会、宇宙观、国家制度及其他一切，都要受无假借的批判。一切事物，都要在理性的审判之前，证实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否则就不能存在”。他们认为从来的一切社会形态及国家制度都是不合理性的东西，都应当完全废弃。“世界从来只是由偏见领导而来的，过去的一切东西只值得怜悯与侮蔑。如今是，太阳的光出现了，理性的王国出现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及压迫，将为永久的真理、永久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以及人间不可分的权利所驱逐了”（恩格斯）。

旧机械唯物论者不能理解人类的理性原是具有其固有的特殊发展法则的社会关系的总体，而把社会看做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之单纯的机械的集合。他们以为，在这种社会之中，各个人的利己主义是互相冲突的，所以人们不单自求幸福，并要为他人求幸福。为要完成共同的幸福就需要完美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提出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的论纲，这即是说，人的好和坏由社会制度的好坏所决定，如霍尔巴克所说：“不是自然使人变坏，而是我们的制度使人变坏。”为要使坏人变为好人，就必须有好的社会制度，给人们以社会的道德的教育。如爱尔勃秋斯所说：人们完全依存于教育。他所说的教育，是指社会的影响之总体说的。所以他们主张要改造个人的性格，就必须用一种方法去改社会环境。这种见解，是他们的革命的要求之理论的基础。但是说到改造社会环境的方法时，他们就只能看到历史过程中人类意志的活动，而否认历史的法则（如霍尔巴克所主张）。因此，他们对于历史过程的研究，引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他们以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社会环境的性质又由政府的行动及立法的活动所规定；但政府的行动及立法的活动是属于人类意识的活动领域中的东西，这种活动又依存于以这种活动使它活动的东西的意见”。照这样，他们就陷于二律相反的矛盾。因为最初既然主张人类及其意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意见当然就不能支配世界了。但是经过了某种曲折的途径，却到达于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这种矛盾完全是脱离了唯物论而走到唯心论的矛盾。

旧机械唯物论因为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也不理解辩证法，并且离开社会的实践，所以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能理解社会环境之革命的变革，因而暴露了他们的社会观之形而上学的、反历史主义的性质。“他们不能理解：人类的活动是能够一致的，并且这种一致是在革命的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的”。

旧机械唯物论的社会观的缺陷，是由于当时社会生活及科学的发展水准所决定的。可是所谓“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的见解，对于后来的社会思想的发展却有不少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旧机械唯物论是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

空想主义的社会观

空想社会主义，如恩格斯所说，“从它的内容说，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显现着的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家与工钱劳动者的对立的产物，一方面是认识生产界的无政府状态的产物。但从它的理论的形式说，是继承十八世纪法国大启蒙学者们所主张的诸原则而使它更加前进并在外观上使它更加彻底的学说”。在十八十九世纪的交替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已是突飞猛进，因而伴随于资本主义的弊害也是日益加重。资产阶级爬上了支配阶级地位以后，利用政治权力尽量剥削劳苦大众，发展其资本主义。“所以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产业的繁荣，就变得把劳动大众的贫困和悲惨作为社会存立的条件了”。于是“从‘理性的胜利’产生出的社会上及政治上的诸制度，与启蒙学者们灿烂的期待和预约比较起来，实是痛苦的失望的漫画。这时候所期望的，只是明白说出这种失望的人物。这种人物随着世纪的转换而出现了”。这种人物，就是傅立叶、圣西门与欧文三大空想家。

这三大空想家并不是当时在历史上产生出的劳动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和旧机械唯物论者一样，在历史和政治领域中都是唯心论者；他们的社会观也是从理性出发的，是从所谓“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及“人们完全依存于教育”的前提出发的；他们也和启蒙学者一样，想为全体人类在地上制定理性和正义的王国。但他们所主张的理性和正义的王国，比较由启蒙学者们的理论所树立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同，是从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而直到他们才发见出来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就是他们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空想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之中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却要在头脑之中去创造它”。他们依据理性的思维，“发明完全的新社会制度，用宣传的方法，可能的时候，用模范的实例，从外部把那些新社会制度拿到社会中去实行”。他们“不想先解放一个特殊的阶级，而是想一举而解放全人类”。

空想社会主义，如恩格斯所说，只是“适应于未成熟的资本家的生产状态与未成熟的阶级状态”而生产的“未成熟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无须详细批判。不过这些空想家的社会观中，也有不少“天才的大思想和它的萌芽”。

傅立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家和讽刺家，他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指斥了所谓“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矛盾。他的“最大的优点，是他对于社会历史的解释，他把从古迄今的社会的全部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家长时代，文明时代”，而这文明时代即是资本主义时代。他把文明社会看做比野蛮时代不如的“伪善的存在体”，“文明是用‘恶的循环’和矛盾进行着，不断的从新造出矛盾而不能解决它，常是到达于自己所要到达它或想获得它的那种东西的反对物。例如‘在文明之下，贫困生于富裕’”。傅立叶的这种见解，如恩格斯所说，是辩证法的应用。

圣西门的“天才的眼界中”，包藏着“后来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不是严密的经济的——一切思想的萌芽”。“他把法国革命当作阶级战争解释，并且不仅把它当作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解释，还把它当作贵族及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战争解释”。这在当时“实是最有天才的发见”。“他又把政治当作生产的科学解释，并且预言过政治应当依存于经济”。这些都是圣西门的天才的卓见。

欧文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行家，他依据人道主义，先后在曼彻斯特和纽拉纳克经营工厂时实行他的社会改良的理论，实际上试验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的论纲，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他在实践上知道了生产手段应归公有，他攻击私有财产、宗教与现行婚制，说这是“阻碍社会改良的三大制度”。最后从事于劳动运动，组织劳动组合，并使英国政府制定限制女工童工的劳动法。

空想主义的社会观固然是唯心论的，是非科学的，但前面所列举的那些主张或事实却是“天才的大思想和它的萌芽”（恩格斯）。这些思想和它的萌芽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