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教育与小结》：人的教育与小结

评述与小结_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评述课集锦_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

三、评述与小结——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评述课集锦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提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纳入到教师培训课程，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加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提出：“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高校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基地在开展性别教育过程中开设了系列性别教育课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评述”是其中的课程之一。在这门两个学分的文科学生选修课中，我们涉猎的都是西方女权主义名著。本讲座旨在对这门选修课所涉猎的西方女权主义名著作一提纲挈领式的导读。

(一)引导学生涉猎西方女权主义名著

我们涉猎的西方女权主义名著从三大里程碑到当代女权主义。^[39]

不少女权主义理论都带有某些争论成分，而我们所涉猎的几部著作，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名著。我们正是选择了这样的著作引导学生们学习。无论授课的教师还是听课的学生都被其中的理论所折服，借“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课程教材出版之际，我们特将讲解过程中对每本著作的“评述与小结”、当代西方女权主义重要思想汇集浓缩为一篇短文，这些内容帮助学生在把握名著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未能身临其境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窥见或领略我们课堂学习的脉搏与轨迹。

(二)评述与小结

对于上述每一本名著，我们导读时都进行了作者简介、著作内容讲解、评述与小结。评述与小结是对著作讲解内容的提炼，是对该书积极意义的肯定，基本上是评述该书的功绩，适当指出其不足。从这些评述与小结中我们可以领略该著作的主要内容与精髓，对于没有读过该著作的人也能起到启发与指导作用。

1.《女权辩护》^[40]

(1)该书的最大功绩：喊出了要女权。在女人不是人的欧洲最黑暗时代里，在“天赋人权”提出后仍然排斥女权的时代，即18世纪后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女权辩护，喊出了要女权。她“大声疾呼为人类的半数要求公平的待遇”；要“打断我们的枷锁”；无论男女“同为人类”。这宣告了自母系社会之后，女人对女权默不作声状态的终结，女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从此，历史揭开了女人争取权利的一页。

玛丽在书中深情渴望，“在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希望批驳丈夫的神圣权力像批驳君主的神圣权利一样，不至会出什么危险”。作者虽然以“我向他们的理智呼吁”，“要求他们稍具同情心”，“我恳请他们去帮助”唤起男人的同情与觉醒，似乎是在乞求，但那是她所处的时代所能做的，瑕不掩瑜，她堪称女权的先行者。

在2005年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评选出的12部影响世界的作品中，《女权辩护》与《物种起源》等一同入选，这部著作在人类进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痛斥错误的教育体系：男人“理智”教育，女人“取悦人的教育”。玛丽所要求的权利主要指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她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当时的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的罪魁祸首。错误教育体系，与其说这些书籍的作者把女性看作是人，不如说他们把女性看作是妇女，他们更渴望把她们变成迷人的情妇，而不是变成深情的妻子和有理性的母亲。

玛丽这样归纳错误的教育体系：男人“理智”教育，女人“取悦人的教育”；男人追求事业，女人追求享乐；男人靠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女人靠美色取得地位的两种不同的教育，这种教育使妇女缺乏理智，追求服饰，规定着女人依赖男人。她批判性别双重标准，并谴责男性鼓励女性纵容过度情感的行为。

“我希望说服妇女取得身心两方面的力量。”玛丽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主张国家必须要有女性，因为女性教育了她们的子女，且因为她们能够成为丈夫们的“伴侣”，而不仅仅是妻子。同时，女性应该受到理性教育，以给予她们向社会做出贡献的机会。然而，社会却让儿童，尤其是女孩子，得不到片刻自主的机会，养成了她的依赖性。“男人们处于同样环境下就会获得同样的品格”。因此，依赖不是女人的天性，是错误教育体系与环境造成的。

《女权辩护》一书提出了人的自然权利问题，既然“自然权利”是上帝赋予的，那么社会的一部分人去否认另一部分人的这些权利便违抗了上帝的旨意，由此捍卫了女性群体的利益。

(3)该书的另一功绩：剖析卢梭落后的妇女观。玛丽大胆地解剖了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的主张自由平等，提出“天赋人权”，反对专制、暴政的伪君子落后的妇女观。玛丽批判卢梭不给妇女人权，其“天赋人权”实为天赋男权。因为卢梭主张：妇女教育就是训练她们“卖弄风情和取悦男人”(说什么妇女教育目标，就是要使她们取悦于人)；教育就是灌输女孩子学会容忍不公平、忍受侮辱；教育女人终身为男人，服从男人(说什么妇女的性格——服从，首要的一课)；还将妻子服从丈夫视为“自然秩序”。在文化史上，卢梭有如此重要地位，完全是男权文化的结果，他是一个超级大男子主义者。如果用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卢梭是一个有重大瑕疵的伟人。

(4)不足之处：玛丽没有寻找两种教育体系的根源是什么；没有看到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对妇女的压迫。这部为女权辩护的著作，主要反映出了中产阶级妇女的世界观，而不包括无产阶级妇女。其对富人的批判，并不代表着她同时表现出了对穷人的同情心。她还认为慈善只会带来消极的结果；女性如果不成为奴隶，就会成为暴君，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分明。

玛丽还承认：男人在体质上具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一种高贵的天赋特权。并认为这是自然法则。这种认识是违反科学的。不少人指责她“对女性性欲一贯的消极态度”，“表现出了对性的极端排斥”，同时还“夸大了性在女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2.《妇女的屈从地位》

(1)为女权辩护的著名男性学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为女权辩护的著名男性学者。19世纪中叶，他发表了《妇女的屈从地位》。该书的最大功绩是：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与声音向旧世界要求给女性政治上的平等，要求选举权和参政权，反映妇女的政治权利要求。他痛斥“社会规定妇女屈从地位”，“我确认，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力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

穆勒是从社会进步的需要出发提出解决女权问题的，他指出：“给予妇女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可以有双倍的智力才能为人类更好地服务。而拒绝使用世界拥有的整个才能的半数，世界受到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可见，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的革命者。

女性主义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穆勒创作的巅峰期是19世纪中叶，他的思想也许并不是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从一种社会公正、公平、正义出发而论的，反映着进步男性的妇女观。

(2)指出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穆勒的伟大之处，还表现在他看到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权力给予一切男人，包括最野蛮的和最罪恶的男人”。应该“接纳她们进入迄今为止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他深恶痛绝地痛斥“排除人类的一半于多数赚钱的职业和几乎所有高级社会职务之外是不公正的”，鄙视“尊严和利益向男人开放”，“根据出身而不是通过竞争赋予一个高级的社会职位”。

他强烈地抨击了将两性的不平等看成是“自然的”：“男性的支配是自然的。不过，何曾有过某种统治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是不自然的？”“难道他们不曾呼天号地证明白人对黑人的统治是自然的？”“封建贵族对地位低微的人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是多么高度地自然，而下等阶级的人要求同他们平等或要求向他们行使权力的观念又是何等不自然。”当法律是由她们的主子制定时，奴隶能享有什么样的法律保护，男人制定法律，女人没有法律保护。穆勒作为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洞察得如此清晰、透彻，真是难能可贵。

(3)一位无私的男人：穆勒的伟大还表现在他的无私：“我认为，坚持她们在家庭之外无资格的说法只是为了保持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因为一般的男性尚不能容忍同一个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观念。”他尖锐地指出：不是妇女不适合“高级社会职务”，而是社会的利益(即指男人的利益)，为了男人的利益不给妇女以“高级社会职务”。他还深刻地揭露到：她们从呱呱坠地起就注定不能或不可能变得适合从事职业，而这些职业对最呆笨、最卑贱的男人是合法地开放着的，或者不论她们可能是多么适合，也不允许她们从事这些职业，以便为了男性的独有利益而保留给他们。“男人……需要……一个心甘情愿的奴隶”，这个奴隶“没有自己的意志”。他要求“夫妻二人被称为‘法律上的一个人’，但是永不会做出平行的推论，他的一切都是她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像贵族与家奴的关系。只是妻子要比家奴更加无限地顺从”。穆勒作为当时在性别与家庭男女关系中的最大获利者如此尖锐地解构两性不平等的家庭关系，迄今为止男性中再没有第二人，其无私与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4)公正地评价女性的优势：穆勒的伟大还表现在：发现并正视女性的优势。他认为“女性的脑子灵活些”，有“较快的理解力”，“更适合把能力分散在许多事情上”，适合“迅速地从一个研究题目转到另一个，在二者之间不让智力的泉涌低落下去，这种能力是更为可贵的能力”。在一片“女人生来是凭感觉的”，“女性缺乏理性”的大男子主义叫喊声中，他鹤立鸡群，发现女子的脑子灵活些，反映了客观事实，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男性。

(5)不足之处：这部为女权辩护的著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时代的局限性：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剥削制度与父权社会。主要反映的是中产阶级妇女，而不是无产阶级妇女的要求。

3.《第二性——女人》

(1)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第二性》是一部专门探讨女人如何成为第二性的鸿篇巨制，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正如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利特所说：“她为全世界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一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命运”。“波伏娃点亮了一座灯塔，给本世纪后半叶的女性照亮了一条路。”

《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并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

(2)提出了女人的评判标准：波伏娃摒弃了关于生理原因是使女人成为第二性的男权评判标准，第一次树立了女人的评判标准：决定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是任何单纯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上的因素，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这是妇女解放理论的飞跃。波伏娃认为是文化塑造女人形象、女人模式，文化是使女人成为“第二性”的根源。

波伏娃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人不是自然的产物，……是文明塑造出来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的著名论断。

波伏娃指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亦然。这是她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

波伏娃正确地分析了是文化塑造了妇女，是将妇女局限在延续种族的天职里。是“夫妻关系的这种结构，使得妻子不得不服从丈夫”(因为“她的工作，反而使她要依赖丈夫和儿女；通过他们，她的生存才有意义”。“不论她如何受尊敬，她们是附属的，次要的和寄生的人”)。传统的角色定位使男人第一是公民，是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个丈夫；女人则不折不扣的仅仅是个妻子。女人被禁止去工作，留在家中，违背她的意愿去保护男人。从来没有人提醒她去照顾自己，所以她也随时让自己去依赖别人，要求保护和指示。所以，“女人之依赖男人，是由于她不被允许依赖自己”，“她自己的生命意义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3)提醒女性要树立主体意识：在男性世界中，生为女人便是第二性，有如在白人世界中生为黑人即为劣等公民相同。在父权文化下，女性永远是次等的，是第二性的。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女性要否认自己是第二性，必须树立“主体意识”。这就为女性解放找到了最好的内在动力源泉。

而“若丈夫是一家经济的唯一负担者，这种平等便只是一个错觉”。女人没有自由是由于“男人给社会定下法律，制定女人的地位比他们低下，管束女人”。

波伏娃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解放妇女也就是解放男子”的著名论断。

(4)波伏娃论述的哲理性：波伏娃的论述是十分富有哲理的：①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区别。由于区别，而女人便成了男人的附属。②男人怎样看待女人，而女人怎样看待男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但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她则是他者。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由于女人与男人的特殊关系，她不可能像无产阶级提出彻底消灭统治阶级的口号，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去设想如何灭绝男人。把女人和她的压迫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其他任何纽带所不能相比的。女人在整体中是他者，而整体中的两部分是相互不可或缺的。④女性为什么从未要求和男人平等地分享世界？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共谋倾向。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5)尖锐地揭露了男人的专制利己：男人要求女人专心从一不要拖累他；男人希望女人给他一个安定的家，而同时要让他自由；男人要女人担当枯燥的日常工作，却不许令他觉得单调；男人要女人在身边随时待他呼唤，而又不许她催迫他；男人要完全占有女人，却不肯把自己交给女人；男人要和女人过亲密的生活，但又不许女人缠住他。真实地刻画了男人专制利己的真面目。

(6)不足之处：波伏娃没有看到人口生产本身的社会价值，她说道：“女性屈居下位，源于她当初被局限在延续种族的天职里，而男人……则把女性限制在母性上，将使这局面继续下来。”这段文字表明她也认为女人为“延续种族的天职”是没有社会价值的。波伏娃没有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父权社会。

4.《女性的困惑》^[41]

(1)点燃了美国妇女的心，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女性困惑》一书于1963年出版，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该书告诉妇女，家庭不是终点。“此书改变了女人们的生活。”“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本书引发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本书关于社会关系的见解唤醒了男人和女人。这本书改变了一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的意识。

弗里丹的这本书不仅准确地揭示了女性奥秘的本质，而且解构了美国理想女性神话。它向由美国男人构造的理想的女性形象发出挑战，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是女性思考自己的问题的实验。

该书是女权运动的里程碑式著作。弗里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美国病态社会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对安于现状、苦于困境的当代美国妇女发出了出自内心的呼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这本书点燃了美国妇女的心。

此外，这本书还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2)该书的最大功绩：代表了一代美国妇女对权利的要求。弗里丹提示：要求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权和对收入的支配权以及受教育权。她的呼声代表了一代美国妇女对权利的要求。她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文化都把妇女限定在“职业：主妇”的范围内，把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满足丈夫的各方面需要作为女人的美德。弗里丹认为，女人首先是人，她应有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有人的自尊、独立和自由；有对事业和成就追求的权利，有与人竞争的权利。“她们必须学会竞争”。

(3)唤醒了“幸福主妇”的觉醒：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幸福主妇”大肆渲染，“女性之谜”风靡全国之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了只靠女性气质来过活，她们重新跑回家庭，用性换取安乐。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处于“笼中之鸟”的“主妇综合症”，即美国妇女心理上一种奇怪的骚动，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一种莫名的空虚和不安。

弗里丹敏锐地识破了父权文化塑造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的迷人骗局，发出了“女人要做更多的事情”的呼声。“我的愿望远远超出丈夫、孩子和家庭”，家庭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她认识到“它不允许女人成为她们所能成为的那种人”。“其实质完全在于不许美国妇女成长，不许她们具有人的完整能力”。她第一次认识到女人的“角色危机”，实质是身份问题。“我们的文化基本不承认女人除了爱或性满足外还有更高级的需要，所以，女人的发展被阻止在生理层次上。”“她们强烈地要求摆脱不可名状的困惑，走出家庭牢笼，冲出舒适的集中营。”这些观点给美国一代“幸福主妇”带来了新的曙光。

(4)那个时代的实质——男人的世界：弗里丹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实质：“这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国家是男人的国家”，女权主义只能被说成“反常的怪物”。

弗里丹深刻地批判了父权文化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的性唯我论，即女人天生只有性角色。揭露了“功能僵化”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机体内的结构和功能相当于人体内的肌肉和骨骼，“夫妻互补”是因为结构决定的)。弘扬了人类学家米德的：“女人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人，而不是有缺陷的男人”的思想。

(5)不足之处：该书提出的“妇女的新生活计划”有两步，第一步是认清家务劳动不是一种职业；第二步是恢复婚姻的本来面目，抹去“女性之谜”过分美化的油彩。虽然这两步能使妇女过上新的生活，但两者之间仅只是职业妇女与家庭主妇的区别，对于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可以说没有太大触动。没有进一步对妇女在家务劳动中、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受的压迫剥削进行深入剖析，更没有对妇女担当的人口生产价值进行社会认定。

同时，该书反映出的还只是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状况，还不能代表被剥削阶级与被压迫种族妇女的生存状况。

她不鼓励追求绝对的男女平等，也不强调平等权利立法的重要性。与激进女权主义相比，弗里丹的思想被定位为温和派女权主义。

5.《性的政治》

(1)揭示了性政治就是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凯特·米利特的最大功绩是通过《性的政治》这部45万字的著作解剖了性的政治，揭示了性政治就是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她第一次引入“父权制”的概念，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就是“父权制”。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与政治联系起来，用“父权制”概念，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2)揭示了性政治的共同特点及本质：性政治的共同特点：以性来处理两性之间的关系，通过性政治来建立性的等级制度，将一性主宰和放纵推及社会的主宰，置另一性别于屈辱、从属地位。

性政治的本质：将性与政治联系起来，抽出经济基础后性决定一切；性决定两性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从属的关系；性决定两性气质、角色和地位。男人的性就是权力，就是支配，因此男人的权力与生俱来；女人的性决定其无权地位和被支配以及人格的被凌辱，女人的性就是她丧失一切权力的根本所在。由此建立男性支配女性的一整套权力结构。

(3)揭露性关系不是人类的根本关系：米利特尖锐指出，性关系不仅不是人类的根本关系和核心关系，而且是由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的，并由思想、文化所表现和维护的，它只是前者的反映而已。而这些大男子主义们以两性的第一性征差异，即生物性差异作为压迫妇女的父权制社会的基础。

米利特深刻揭示了：大男子主义们在生物性体力基础上建立了男女各自职分理论；在第一性征差异基础上建立了男性中心论，这就是“性政治”的根据。但两性生物性差异是社会文化的结果。虽然肌肉是生物性的差异，但它同时又是通过教养、饮食和体力运动等文化受鼓励的结果，而且体力的相对强大并不是决定问题的依据(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是由下层阶级从事最需耗费体力的工种，而在处理种族和阶级关系时，体力的相对强大也并不是决定问题的依据)。因此，体力论据不能解释一性支配另一性的关系。男性第一性征被他们认为是生命的唯一源泉，而这本质上是生物性差异。但在大男子主义们的笔下“男性的伟大”就根植于其第一性征的神奇力量。可见，性政治是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上的，在社会性别理论下它显得十分脆弱无力。“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的结果。可见，“性政治”不是客观的，是人为的，它的被认同是社会化的结果。

(4)深刻剖析了性的革命与反革命：“性的革命”就是要终止性的压抑和禁忌，它的目标是一种宽容的、单一标准的性自由。

“一场性的革命将消灭男权制的习俗，清除男性优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以及旨在维护两性地位、角色和气质的社会适应机制”。然而，它最终失败了。“性的反革命”是要向女性索回她们刚刚获得的初步平等权力。米利特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话：“女权主义最近遭到了强大的有组织的抵抗，这一抵抗来自那些由于男女角色的变化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利益的人们”，他们进行着疯狂的反扑。米利特以纳粹德国和前苏联为例，说明了性的反革命实践，“性，就像种族一样是人们难以真正改变的”，这就是强大的性政治。

(5)历史功绩：解构了父权制中两性社会结构：“将人分为两大营垒，并按照与生俱来的权力由一个营垒统治另一个营垒”；“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是“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即充满爱意的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从属；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每一位女人趴在每一位男人跟前，大部分男人趴在超级男人的面前”。这就是大男子主义者心中美妙社会性别结构图景。米利特对前苏联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前苏联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并未对父权制做出清理，仍然是一个男性家长统治的国家的精辟分析，在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性的政治》是对20世纪中叶文学和政治哲学合谋反对性平等的清理与解剖，作者分析了“性的政治”的文化背景是男权制度，批判了它对妇女的压迫和影响，开辟了女权主义论争的新论题，并有力地指向一个激情的旅途，同时也影响了文化批评的格局，推动了女权主义理论、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迅速发展。它已成为女权主义以及文学、文化批评领域的经典作品。它的历史功绩是成功地把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创立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除了它为女权主义思潮提供理论支持外，它的写作也可为妇女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或启示。

6.《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

(1)历史功绩：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艾斯勒所著的《圣杯与剑》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对我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了纵向的整体性研究，为我们勾画出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两性关系的伙伴模式与统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以及怎样由前者向后者转化，并预见到后者向前者的再一次转化的前景。

最大功绩之二，是深刻地揭露了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是导致独裁、压迫、暴力、战争、毁灭的根源，要清除这一根源，就要建立两性的和谐伙伴关系，完全实现两性平等。《圣杯与剑》既是对已经过去历史的客观总结，又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

(2)揭示两种社会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该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客观地揭示两种社会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人类伙伴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伙伴、关爱、和谐；统治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男性统治、等级、战争、暴力。在统治关系模式社会里，具有粗暴气质的人就是优秀者，那些战争狂人，无不个个“男子气”十足，战争、暴力出“英雄”是统治关系模式社会的经典理论。而在伙伴关系模式社会里，“女人气”价值(养育、帮助和爱别人)和目标被完整纳入社会的指导机制，“权力”等于母亲的责任，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征服的气质在这样的社会里受到限制。人类需要这种两性和谐的美好社会关系模式。

(3)描绘了两种社会模式中对立的意识形态：艾斯勒在描绘两种社会模式的过程中，为我们深刻剖析了两种社会模式中对立的意识形态，这包括两种对立的权力观、道德观、妇女观、世界观、技术应用观。特别对统治关系模式的弱肉强食原则，对统治关系模式将科技应用于战争和防守，对毁灭和统治的技术发展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浪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进行了深入剖析，由此论证由当前的统治关系模式向伙伴关系模式转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两种社会模式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比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使人们认识到统治关系模式是阻碍社会前进发展的最大障碍，启发人们要用伙伴关系模式代替统治关系模式，这就是本书的革命意义。

(4)论证转化的可能性：艾斯勒认为女权主义理论为这种转化准备了意识形态；而世界性难题，如军备竞赛、战争威胁、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利用技术等都同当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模式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为这一转化提供了推动力；同时，她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伙伴关系社会新的蓝图，一个和谐、理性的世界应该到来。

(5)不足之处：艾斯勒是从人类社会早期艺术、壁画，从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哲学等文化中发现两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有大量的事实作为基础，两种社会关系模式的存在从实践论证上是成立的，如果加上理论上论证，那么说明问题会更加有力。由人类的伙伴关系到统治关系，再到伙伴关系这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应该把其论证提高到理论高度，成为一种规律。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苛求艾斯勒，但是，后来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7.《妇女与世界宗教》

(1)揭露世界各大宗教对妇女的歧视与压迫：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是对宗教的第一层认识，即初浅认识；所有宗教都歧视妇女、压迫妇女，这是对宗教的第二层认识，也是目前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深层认识。《妇女与世界宗教》一书的最大功绩就是用翔实的资料揭露了世界各大宗教对妇女的歧视与压迫。D.C.卡莫迪在书中揭示了宗教原本不敌视妇女，但当私有制产生后，宗教便与男权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创造了男人至上的文化、男人为本位的文化，由此出现了两性不平等，女人成了次等的第二性的人。为了使这种不平等永远延续下去，男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了崇拜男神(人)的宗教，父权宗教与性别利益不断加深并延续着这种不平等。

(2)揭示宗教歧视妇女的本质：该书的一大特色是从宗教文化发展的纵向历史长河中妇女形象的巨大变化看宗教歧视妇女的本质：妇女从头顶王冠，到富有创造性，再到否定性、从属的，最后沦为堕落的人类。妇女形象从积极到消极，从正面到反面，从进步的到堕落的。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是男性的利益与需要的发展。宗教与男权制相互作用，从而创造了男人至上的宗教与文化，这时，宗教才开始歧视、压迫妇女，由此决定着妇女形象的变化。

(3)宗教文化下的婚姻是妇女的地狱：该书还通过大量史料对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下的婚姻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伊斯兰教的男人多妻、寡妇禁嫁、阴蒂切割、深闺制、蒙面纱以及犹太教婚姻中的妇女地狱般生活，男人独享特权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解剖。我们还可以从拉登正在挑选第五位妻子，众多女子趋之若鹜的事实中，可以窥见宗教婚姻文化下女人的悲惨生活。主张一夫多妻的南非总统祖马刚娶第五位妻子，祖马还为一夫多妻辩护^[42]，可以窥见到宗教不把妇女当人对待的当今现实。

(4)《反女巫之锤》对女人的迫害：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宗教统治最鼎盛的时期，《反女巫之锤》揭露了欧洲中世纪将女人说成是女巫，认为女人天生邪恶，美丽的外表之下是愚笨、缺乏信仰、无度纵欲，等等，想迫害某个女人只要加上“女巫”的罪名就可以随意处置。《反女巫之锤》就是迫害妇女的理论根据。

(5)不足之处：D.C.卡莫迪是一位宗教崇信者，她是站在信仰宗教的立场上写下这本著作的，她是宗教学者，同时又是宗教信仰者。她还期盼着两性和谐宗教的出现。她一方面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又认为，虽然宗教有歧视妇女的历史，但是宗教不等于压迫，妇女运动不应该抛弃宗教，而应当“将其性别歧视的麸皮同其具有解放作用的麦粒筛选开来”。本书最后一章“神学思考”就表达了她的神学思想。应该说，她还没有真正认清宗教的本质。这样一位相信宗教的宗教学者，她不会刻意贬低宗教文化，本书中论述的女性所受的迫害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仅仅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粗糙的唯心主义”已经远远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对宗教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因此，我更相信，宗教的性别等级制活生生地再现了人类社会中的两性关系；至今还没有发现不歧视妇女的宗教。

8.《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该书是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献。该文的新意表现在：

(1)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娃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做出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

(2)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四大类。

(3)认为只有改变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即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他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

(4)提出妇女处于“双重境地”的压迫之中。在男性世界里，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们又存在于男性世界之外。即双重境地。

(5)不足之处：对“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四大结构使妇女受压迫的论述中，除体力与压迫的关系谈得比较透彻外，其余结构的探讨欠深入。

(三)当代女权主义重要思想汇集^[43]

(1)女权主义认为：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这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而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它们把妇女的状况分别归因于恶劣的法律、恶劣的经济条件、恶劣的男性或者这一切的集合状态。

(2)现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养孩子至少应当被认为是与男人服兵役或担负紧急任务一样的社会服务，因此养育孩子应当获得相应的保护权。

因此，对生育、养育不计报酬是不公正的：女人创造了社会新生产力，这一高于任何物质价值的社会财富，却被一笔抹煞。人的教养属于父母更属于社会，但这种劳动却错误地局限在家庭，且更错误地归于母亲一人。家务是夫妻儿女共同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却从来不计报酬。而母亲照料孩子的传统责任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生理上必然的(喂奶除外)。

其妇女解放的构想也包括男人的解放，因为不仅要消除男人的特权地位，而且还要使他们从必须承担养家糊口和保卫国家的全部责任的现状中解放出来。

(3)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阶级社会与大男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相互支持。

主张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现在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应当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妇女解放要求进行更为根本的家庭变革。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在父权社会里，男人剥削了女人生育养育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男人的世界观，无视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把压迫妇女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果。妇女解放也应使男人获得解放。男人的解放现在应扩大到包括摆脱阶级压迫，摆脱传统男人“供养”家庭义务。

(4)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反对性别歧视，其排列秩序是：性别歧视、资本主义、种族主义。认为父权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非资本主义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提出妇女本位观。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不应该从妇女身上寻找，将妇女的生理或心理视为问题来源是责怪受害者，必将加重社会上轻视或怨恨女人的文化形象。

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革命。只有现代技术才能在历史上首次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

(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要求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论点。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让妇女接近更有声望、更具光彩的职业，接触监督和行政管理职能。

应当给予家务劳动的个人支付工资，至少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这种改变应当使家庭主妇的地位提高，减少她们对丈夫的依赖。

(6)后殖民女性主义(即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种族主义认为：任何种族社会都是一个压迫妇女的父权制社会。因此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阶级压迫必须注意同时反对性别压迫，并将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性别压迫并不会自动地随其他压迫消失而消失。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处于“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

(7)朱丽叶·米切尔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结论是：只有改变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

假定仅仅是因为不能胜任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那么先进的机械技术，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但仅仅是前提而已。

只要生育仍然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孩子是母亲的创造物，就如同工人生产的产品。

(8)海迪·哈特曼坚持认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我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等级制家庭分工和家长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相互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

结论：目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和当前按性别划分职业的做法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长时期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妇女想获得自由，她们就应该既反对家长制势力，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

哈特曼二元制理论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理解成资本主义和家长制二者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范畴基本上是性别盲”。

“从现实观点来说，要把反对家长制结构斗争最主要的方面同反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斗争分开简直是不可能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迫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家长制的。”

(9)琼.W.斯科特在编写新史学著作中运用了三个分类概念，即阶级、种族、性别。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要创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平等观，它不仅包括性别平等，而且包括阶级平等和种族平等。

玛丽·奥布赖恩把“男性统治”定义为：对女性繁衍后代过程的主宰和控制。

在谈论当代女权主义思想时，我们还不能忘记西方具先进思想的男士们，他们对男权文化将女人置于第二性进行质疑，刘易斯·科塞^[44]在《社会学导论》^[45]中这样论述：“女权主义最近遭到了强大的有组织的抵抗，这一抵抗来自那些由于男女角色的变化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利益的人们。……对于习惯于特权以及在家庭中和工作上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男子来说，女权主义者似乎威胁了他们作为家庭支柱及一家之主的地位。”他指出，“阻挠妇女权利的真正障碍是把男女安排在不同地位上的社会结构以及支持这种安排的文化价值观念。”

浦兰·德·拉巴尔^[46]在《论两性平等》中大声质疑：男人出于什么念头把生育看作低于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统治？为什么没有将生育看作是与男人的作用同等重要的使命，看作是一种名符其实的职责？他认为，妇女卑贱地位是由于社会教育、文化灌输的结果。那些具有霸权主义的男人们把建立男人的一统天下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浦兰是从文化制度上寻找妇女卑贱、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当代女权主义的上述思想都从某一方面触及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原因，都闪烁着妇女解放的思想光辉。特别是这些论述中天才地认识到男权社会抹杀了女人生育养育的社会价值的思想，比如：养孩子至少应当被认为是与男人服兵役或担负紧急任务一样的社会服务，因此养育孩子应当获得相应的保护权；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应当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对生育、养育不计报酬是不公正的；在父权社会里，男人剥削了女人生育养育的剩余价值。

女权主义者们还第一次探索妇女受压迫的机制，认定必须从压迫机制上动手术的思想，比如：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而且指出：只有改变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阻挠妇女权利的真正障碍是把男女安排在不同地位上的社会结构以及支持这种安排的文化价值观念。必须让妇女接近更有声望、更具光彩的职业，接触监督和行政管理职能。

当代女权主义们将资本主义、家长制、父权社会联系起来，是它们综合形成压迫妇女之网，比如：我们应当把我们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理解成资本主义和家长制二者的结果。阶级社会与大男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相互支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在父权社会里，男人剥削了女人生育养育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男人的世界观，无视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应该说，这些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注释】

[1]吴根友点注：《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9页。

[2]［美］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3、157、166页。

[3]［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18页。

[5]转引自［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困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6]李达：《女子解放论》，《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7]李晓光：《吸纳社会性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1期。

[8]戴雪红：《后女性主义对二元论的批判——身体的哲学剖析》，《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6期；潘萍：《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女性历史主体性》，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9年第5期；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2期；韩贺南：《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中“男性本质”建构的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2期；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5期；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5期；虞晖：《马克思的方法论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马撒·吉梅内斯对当代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分析》，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5期；康沛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8年第6期。

[9]肖巍：《性别差异：当代哲学的重要使命》，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9年第4期。

[10]何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9年第4期。

[11]崔应令：《观念与制度的共谋——女性社会地位与作用失衡现象思考》，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9年第4期。该文是其人类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原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2]《奥巴马总统访华》，武汉晚报，2009年11月17日。

[13]《建构女性与女性建构——建构主义视阈中“剩女”危机引发的社会学思考》，《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5期。

[14]姜宁、牛亚军：《语言实施的性别围困——权力话语下的“第三性”》，《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5期。

[15]袁方：《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6]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7]Pamela Abbott和Claire Wallace著，俞智敏等译：《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25页。

[18]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007.

[19]［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20]引自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1]Pamela Abbott和Claire Wallace著，俞智敏等译：《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25～226页。

[22]［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23]［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8页。

[24]［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25]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6]Pamela Abbott和Claire Wallace著，俞智敏等译：《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12页。

[27]［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28]祝平燕、夏玉珍主编：《性别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29]苏红主编：《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30]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31]祝平燕、夏玉珍主编：《性别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2]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33]王金玲：《社会学视野下的女性研究：十五年来的建构与发展》，《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34]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5]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6]胡晓红：《对中国本土性别社会学学科构建的几点前提性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7]王金玲主编：《女性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8]刘军：《女性主义方法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

[39]参见：［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1996年9月与《女权辩护》合为一本在我国出版；［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困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美］D.C.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40]以下引号内的引文均出自该著作，以下几本著作皆同。

[41]也被译为《女性的奥秘》。

[42]《武汉晚报》2010年2月2日第38版。

[43]以下论述来自《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44]刘易斯·科塞，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45]《社会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46]浦兰·德·拉巴尔，启蒙过程中法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