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演变的主要动因

三、我国家庭演变的主要动因

当前的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国家庭的演变既取决于家庭内部功能和结构的内在矛盾性，也取决于家庭所处的外在客观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合力及其与家庭的互动作用推动着家庭的变革，此外，也不可忽视科学进步和全球化的影响。它们从内外不同层面对家庭变革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1.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是家庭变革的根本动力

根据唯物史观，家庭形态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和制约的。因此，家庭的所有变化，首先要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中来说明。

第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日益明朗化、动态化带来了个人收入的变化。在代际关系层面，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其对家长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也就使传统的家长式经济控制减弱，亲子间趋于平等。在性别层面上，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使妻子的经济独立性增强，夫妻间日益平权。另一方面也促使家庭消费功能的增强，这既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也表现在消费方式的多元化。

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婚姻自主、平等意识和风险意识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功利主义的文化及评价机制被引入家庭，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开始更多地向个人倾斜，家庭观念从“家本位”向“人本位”转移，由“家庭至上”逐步向“社会至上”过渡。人们越来越依靠社会取得资源，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和多样化势在必行。

2.社会与家庭的互动是现代中国家庭变革的动力源泉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家庭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缩影。社会对家庭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不仅通过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还通过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思想、道德等因素同时发生作用。

首先，社会政治是家庭变革的保障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或多或少地变革了传统的家庭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颁布和“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提出，为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保证。又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传统的生育观大为改观，家庭结构也有了新的调整。再如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和赡养功能。

其次，社会文化是促使家庭变革的价值性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向开放性和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我国，年轻一代受西方家庭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深，西方家庭观念中强调“自我独立”对于青年成年以后自立小家庭有很大的影响。^[31]现代民主思想与封建家长制的战斗已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婚姻家庭观念不断更新，如自主意识的增强，崇尚婚姻自由、个性独立；务实观念的增强，追求家庭幸福、生活富裕；重视知识的价值，关注子女的教育等等，所有这些同改革的需要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道德关系、思想关系和情感关系，推进了家庭的变革。

3.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现代中国家庭变革的催化剂

科学技术的变革导致了当代中国家庭功能的转移，改变了家庭观念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比方说，避孕技术和避孕药物的引进和发展，使生育成为可供选择的行为，传统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大为改观。

现代生产技术逐步深入人们的家庭生活，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的时间，为家庭内的性别平等创造了条件，也增强了家庭的文化娱乐功能。而家庭生产功能的社会化和生育功能的减弱，家庭的赡养功能逐步由社会来承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赡养观。

但在惊喜于科技进步为社会发展、家庭进步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家庭的伦理提出严峻的挑战。

譬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育过程，这既能为不能生育的夫妇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对传统的生育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父母观念和家庭关系将在被赋予新的内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破坏。

4.全球化是现代中国家庭变革的助燃剂

目前，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世界各国越来越整合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成为左右中国家庭变革的“看不见”的手。

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是研究家庭这一社会有机体的细胞的两个重要方面。因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家庭基本功能的转变，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家庭存在的价值。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对家庭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家庭消亡论”、“家庭变革论”以及“家庭振兴论”等。齐默曼在《家庭和文明》一书中提到，家庭制度正朝着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的世俗化方向发展，现代核心家庭是垂死的文化的附属物。“家庭消亡论”是基于家庭结构不断核心化、小型化以及家庭功能由内而外不断社会化的趋势提出来的。而作为家庭振兴派的代表，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乐观地认为：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不是家庭的消亡，而是家庭的振兴，人们将重回家庭中去，家庭的社会地位将大大提高。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将使传统家庭转化为“工作家庭”，这不仅会影响家庭结构，还会改善家庭内部关系。^[32]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家庭，应该看到家庭是不可能消亡的。因为这违背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家庭是社会的天然基础，是不可摧毁的。有关家庭功能的重要变化，塔尔科特·帕森斯曾强调指出，家庭的功能可能会发生转移，一个单位的某些功能的“丧失”，也可能意味着其转化为其他功能，因此，随社会变革而出现的家庭基本功能的演变，不是“消失”，而是一种“自然”的转移。^[33]

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仍对社会和个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会使人类生活和家庭形态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动态的子系统，家庭会适时地、更好地与社会变革相适应。

【注释】

[1]F.R.艾略特，《家庭：变革还是继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刘宝驹，《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94页。

[3]《人口管理实用辞典》，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323页。

[4]《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2页。

[5]《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5页。

[6]李鑫生、蒋宝德主编，《人类学辞典》，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7]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8]胡亮，《由传统到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特点及原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4年第1期，第29页。

[9]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0]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11]李鑫生、蒋宝德主编，《人类学辞典》，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3页。

[12]赵孟营，《新家庭社会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06.htm。

[14]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15]潘允康，《家庭社会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166页。

[16]参看龙冠海，《社会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

[1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8]资料来源：http://web.cenet.org.cn/web/banu/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78518＆detail＝1。

[19]参看赵孟营，《新家庭社会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6页。

[20]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21]周志娟、康祥生，《当代中国家庭变革走向》，载《求实》，2000年第10期，第31页。

[22]潘允康，《家庭社会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23]唐灿，《中国城乡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载《浙江学报》，2005年第2期，第201页。

[24]邓志伟、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53页。

[25]潘泽全，《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总第130期，第131页。

[26]邓志伟、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53页；潘泽全，《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总第130期，第131页。

[27]潘泽全，《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总第130期，第131页。

[28]潘泽全，《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总第130期，第131页。

[29]罗萍，《论21世纪中国家庭变迁大趋势》，载《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1页。

[30]潘泽全，《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总第130期，第131页。

[31]胡亮，《由传统到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特点及原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4年第1期，第30页。

[32]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3页。

[33]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