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亦是发明

天皇制亦是发明_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2.天皇制亦是发明

国家神道的形成

在明治维新期间，德川幕府采纳的是将武家权力返还天皇的“大政奉还”方策，相反萨摩藩和长州藩则联手鼓吹“王政复古”。明治新政府还在1868年（明治元年），发布了祭政一致、神祗官再兴的布告，推进了神道为国家宗教的政策，且在神社中清除佛教要素，将所有神社收归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

这便是幕府末期国学或水户学派基于“敬神废佛”思想的“废佛弃释”运动。当时有许多寺院和佛像遭到了破坏。在德川时代，几乎所有的农民“家”都是施主，某种制度使他们归属于某处的寺院。而正是这种制度招致了对于寺院的反感。然而，神佛的融合本是普遍现象，有些寺院同神社是难以区分的，僧侣也常常装扮得类似于神官，像神官那样做祷词。因而强硬的政策反会招来更多的混乱，“废佛弃释”运动中途夭折。

此外德川幕府对室町时代颇具规模的基督教严厉禁止。以此为契机，施主制度在“改换宗门”的努力中更加规范，形成了幕府的宗门改革官——诸藩的宗门奉行^[9]——村役之类的等级制度，信徒们分别登记入册。这个制度比户籍制度还厉害。所有领民记录了从出生到后来在城里打工的经历，也记录了回村、死亡等一切活动。当然因地域之不同，这种制度并不彻底，但的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管理社会。如今残存的宗门登记，可以了解18世纪的人口动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此等资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1871年（明治4年），明治政府以祭祀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为大元缔，确定了所有神社的社格。1882年，则将国家祭祀当做了皇室的祖先崇拜而不再是宗教。此即所谓的“国家神道”。后经帝国宪法加以确立，开国以来西洋列强强烈要求的信教自由总算获得了认定。然而却是在与“国家神道”并不冲突的范围之内。

“国家神道”的另一象征则是靖国神社。自维新前后开始，为了明治新国家而跟随政府征战的殉难者不计其数。祭祀殉难者亡灵的场所遍及全国。1869年（明治2年），明治政府为祭祀戊辰战争的战殁者，设置了九段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神社的管理者主要是陆军省。以后这里陈列过日清战争的战利品，后又祭祀了战死者超过五万的日俄战争牺牲者。这里对于以遗属为中心的日本国民，具有很大的意义。

国民的思想

另一方面，1870年明治新政府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废止了旧有的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制度，翌年又废止了秽多^[10]、非人^[11]之类的歧视性称呼与身份，确定了国民平等的原则。然而，此时公卿和诸藩藩主仍称为“华族”，武士称做“士族”，农工商三民则称做“平民”。因而身份制依旧残存，差别性的现实也依然存在。

对此，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等主张，要以“天赋人权”一语来打破封建性的身份制，强调明治政府乃是在自由、平等的人民的意愿下设立的政府。这些主张体现的正是基于欧美国家人权思想的国民主义即“健全的民族主义”。

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依据自然法和自然神（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记述道，人是政治集团和政府的建立者；同时声称，所有人皆造物主（the Creator）平等制造，因而保障人们追求生活（Life）、自由、幸福的权利乃自明之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起草委员富兰克林，合众国的首任大总统华盛顿，及为独立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托马斯·潘恩等，共同的立场皆为注重人类理性，又都是相信造物主的“理神论者”（Deist）。这是基于18世纪启蒙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间流布甚广的思想，从未懈怠对于无神论的警戒。

如今的美国比之欧洲各国，更多人相信万物乃上帝创造的创造说（Creationism）。1999年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从成年人的支持率上讲，40%支持创造说，44%支持上帝创造了生物进化的装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那是相对于生物进化论的、基督教原理主义的翻版。另一原因，则是人们自谙事之日起，就在拼命地学习独立宣言。

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并未原样不变地接受前述基督教的造物主观念。朱子学最为根本的是“理”，而其基础却是“理”、“气”二元论——抽象的法则性称做“理”，物体元素之类则是“气”。有人认为，依据这里的“理”，便可理解西洋的“理神论”。而实际上，儒学中既无造物主的观念，亦无平等之观念。接受外来思想且将之化为己有思想，无疑需要一种接受、嚼碎、消化的装置。倘若消化器官不起作用，就是生吞下去也是白搭。同样由于装置的作用，外来之物也会发生变形或偏移。

不妨说在德川幕府时代，已经存在某种相当广泛的思想基础，认为自由、平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论及平等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佛教的平等原理，然而突破了身份制度的清规戒律，我们并未发现佛教有世俗之人尽皆平等的主张。铃木正三的《万民德用》或许是最近的学说，他鼓吹上天平等授之以德，藉此划分出士农工商的不同天职，他说这正是所谓的佛道之果。然而这样仍旧未能超越身份制度，且德川初期的禅僧思想并未获得有效的传播。

与之相近的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一种传播甚广的思想—石门心学获得了武家支持。石田梅岩的理论便于庶民理解，基于神、儒、佛根本相同的三教一体论，他指出受之于天的人类本性中并无“士农工商”之差别，商人自有对等于武士的商人之道。

另一方面，与幕府末年朱子学并列的是业已复活的阳明学。西乡隆盛恰如其代表。阳明学培育的是一种气壮山河的精神自由——独自一人普度天下。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植木枝盛尤为典型，他的表现令人怀疑患有夸大妄想症。他在《植木枝盛自叙传》（1890年）中，记述道，“孔子之辈何惧？吾乃比肩乎千位圣人之存在”。

如此，平等、自由的观念与“日本神国”的思想混为一体，从维新期一直盘旋至西南战争之类的内乱时期。世人渐渐明晓，明治政府本质上还是一个藩阀政府。随后迎来了开设国会和谋求获取参政权的、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地方事业家和庄屋^[12]阶层对运动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帝国宪法和教育勅语

萨摩、长州等地的藩阀势力对外谋求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国内，则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中，相应地推动国会的开设与宪法的制定。而《军人勅语》（1882年）则打出拥举天皇大权的招牌——“朕乃汝等军人的大元帅”，且参照普鲁士和巴耶尔（Bayern德国地名）宪法条文中残存的王权神授说，将帝国宪法第3条立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立宪制与在发展中日趋成型的“国家神道”，达成了某种妥协。

随后于1890年刊发了唱和万事一系的皇室崇拜的教育勅语，确定了国民教化的指针。其中写道，“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简而言之，即要笃忠义，鼓勇气，为国家效力，以扶助永远共存于天地的皇室御运。

而仅依尊皇之心，并未形成规约国民日常生活之道德，只不过起用了德川时代武家与武士间司空见惯的、“忠”“孝”至上的道德。忠孝乃儒学德行之根本，“忠”的原义或为“真心诚意”，“孝”则是孝敬父母。在中国的古代儒学中，最高的德行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孔子誓死守卫的是“仁”（《论语》卫灵公篇），孟子则是“义”。

在中国，一度因佛教冲击而显现衰退迹象的儒学，在宋代又因对抗佛教而再度隆盛。此时的儒学成为兼具宇宙论的学问，或以科举制选拔官僚阶级的士大夫之学。朱熹开创的集大成的朱子学，堪为宏大的思想体系。它一方面强调“忠”、“孝”至上，另一方面又在宇宙论的基础上倾心于祖先崇拜。德川幕府亦严厉禁止了战国时代颇具影响的基督教，且将朱子学确定为正统学问。据此，经过了德川时代，在武家和武士间，对藩主的“忠”成为日本式儒学的首要特征。

明治政府则将这种对于藩主的“忠”，置换为对于天皇（家）的“忠”，且一并配给了所谓“四民平等”。完成这种变换的正是教育勅语。在此对于万事一系的天皇家的“忠”，仿佛是日本国民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水户藩之类又当别论，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德川时代诸藩的武家和武士，竟然接受了明治期天皇中心的“忠君爱国”精神。在武士间一举推出尊王思想者，是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刊行于1836～1837年）。而他的观念并未在庶民中间扎下根来，正所谓“传统之发明”。

家族国家论

帝国宪法制定后，实际上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化，神道国体论渐渐失势，知识分子纷纷改持君主立宪制立场。此时开始得势的是“家族国家论”。这里将儒学的“人民乃天子赤子”改换为“天皇赤子”——日本人自古以来都是视天皇为父亲的孩童，全体国民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而在德川时代，即便也有藩主是父母的相同说法，却没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思想。

前面作为“天赋人权”论的论客做过介绍的加藤弘之，1877年（明治10年）成为新设东京大学（后为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综理（后为校长），由此时开始，他渐渐倾向于进化论，且在其《人权新说》（1882年）中基于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的综合立场，批判了天赋人权说并与自由民权派发生了争论。笔者在探究加藤弘之回想录《加藤弘之自叙传》（1915年）时发现了两个契机。一是在为天皇讲述国家论时，对自由民权思想产生了疑问；另一则是关于未来的认识——未来乃自然科学的时代。

加藤弘之对明治天皇讲授的国家论，是19世纪德国法学代表人物布伦兹奇利（Bluntschili）主笔的《一般国法学》（1851～1852年）。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国家有机体说——将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强调国家拥有主权的国家主权论。这种理论通盘否定了其他种种国家论，如根据思想和个人社会契约建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将国家当做领主私人世袭财产的家产国家论，基于王权神授说、强调君主绝对权力的绝对君主论，以及与其对立的人民主权论等。国家主权论乃以民族自决权为正当权利，强调国家作为文化性共同体根植于民族之传统，进而构想出建立欧洲帝国式的联合体。这是德国式民族主义的典型。这部英译专著和加藤弘之抄译的《国法泛论》（1876年）曾作为各大学的讲义，渗透于后一代官僚阶层的思想中。日俄战争后，国家有机体论一度盛行。

加藤弘之又感到，未来的时代是自然科学的时代。这种感觉表现在引用的、记述黑格尔思想的《人权新说》中。实质在于将生物进化论，当做了大致相同于当时视为宇宙最高法则能量守恒定律之真理。黑格尔被称做19世纪后期德国生物学之代表或“超越了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者”。新说中强调，其实生物进化论不过是强化社会进化论的工具。这种社会进化论参照了斯宾塞渐进式的社会进化论，却并未拘泥于斯宾塞的个人化原理，而考察了原始时代强大权力渐渐移让的过程。

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如上思想构成了明治期的民族主义中心。加藤弘之也比较英国国体，论证了君主立宪制适合于日本的理由，从而使明治国家的体制正当化。

为此，在英国学习了工学、理学、法学的马场辰猪批评说，《人权新说》不过是西欧思想的一知半解。马场辰猪则将力学的原理用于社会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进化是在两种力量相互竞争中发生的。这种论争表面上是围绕人权的争论，实际上却是两种社会进化论之争。

加藤弘之在明治宪法和教育勅语颁布后，却开始谋求朱子学和社会进化论的折衷，开始鼓吹自古以来，日本天皇和作为“天皇赤子”的国民是一大家族，在国家的运转中永远存在着一种族长制（或家长制）。中国屡屡发生易姓革命。而在日本，对于父母的“孝”却自然转化为对于天皇的“忠”。就是说，日本维系了“忠孝一体、万邦无比的国体”。这是典型的家族国家论。加藤弘之的国家论走马灯一般变化，先是天赋人权论，后为国家有机体论，最后又变成了家族国家论。

帝国大学法学部宪法学教授穗积八束在其《国民教育·爱国心》（1897年）中说道：“我们日本民族的固有体制是血统团体……吾人之祖先，即感激不尽的我之天祖。天祖乃国民之祖，皇室乃国民之宗教。”这是家族国家论的一个变种，置换了一个“血统团体”的说法。

血统与家统的说法古已有之。然而那般思想并未培育出日本民族单一血统集团的意识。早在昭和战前期，北九州一带就有一些传说，说自家的祖先来自朝鲜半岛。日本各地，也有许多表明来自半岛或大陆的名称或地名。日本神话中也有一段故事，提及神武天皇由南九州的日向（地名）东进时，遇见当地豪族长髓彦（《古事记》中的人物）而改变了进攻路线。相传，长髓彦之子孙氏族即在东北。在有关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富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日本人是多“人种”的混血。也有许多人强调说，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皆为“蒙古人种”。

日本也曾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那里的异民族同样获得了作为日本国民的国籍。这种包容的方策与单一“血统团体”的思想不合。基于这种立场，亦出现相反的观点。

《家庭教育·历史读本》

还有一部书，准确说明了教育勅语颁布后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特征，即落合直文、小中村义象编著的十二卷本《家庭教育·历史读本》（博文馆1891年，1892年），全十二卷收入27个短篇，排除传说类而精选了典籍出处合理的古典文本，以平易的文章加以解说。读本大为畅销，不妨说创造了儿童历史读物的流行契机。两人皆毕业于加藤弘之1882年（明治5年）设立的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两年制）。加藤时任第一高等中学校（东京大学预科）教授。

读本中没有写到圣德太子、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平清盛、源赖朝和织田信长，亦仅作为配角而登场。清盛是重盛的父亲；信长的登场乃以曾为男侍的森兰丸主君身份；赖朝则是义经伴侣，以敌方身份出现在静御前^[13]物语中。显然，该读本作为展现日本历史整体面貌的读物过于偏颇。在当时的历史或修身教科书中，如此极端的例子概莫能见。

如下为《家庭教育·历史读本》的主要内容：

第一编　能褒野之露　日本武尊之事迹

　　　　裾野风暴　　曾我兄弟复仇事迹

第二编　如意轮堂　　楠正行之事迹

　　　　泉岳寺　　　赤穗义士复仇事迹

第三编　小松之雪　　平重盛之事迹

　　　　鬼界岛　　　俊宽僧都之事迹

第四编　鹤冈　　　　静御前之事迹

　　　　鸟羽恋冢　　袈裟御前之事迹

　　　　馆邸血烟　　细川忠舆夫人之事迹

第五编　青叶芦笛　　平敦盛之事迹

　　　　日野青草　　阿新丸之事迹

　　　　森林风暴　　兰丸之事迹

第六编　宇佐御使　　和气清麿之事迹

　　　　恩赐御衣　　菅原道真之事迹

第七编　御船之浪　　神功皇后之事迹

　　　　土窖温房　　护良亲王之事迹

第八编　菊之下水　　楠正成之事迹

　　　　八道野分　　加藤清正之事迹

第九编　名古曾关　　源义家之事迹

　　　　宇治川　　　佐佐木高纲之事迹

　　　　屋岛浦　　　那须宗高之事迹

第十编　关城之月　　北畠亲房之事迹

　　　　越路之雪　　新田义贞之事迹

第十一编　行宫樱花　儿岛高德之事迹

　　　　　无寻虫　　藤原师贤之事迹

第十二遍　璞玉御声　高山彦九郎之事迹

　　　　　六无斋　　林子平之事迹

圣德太子广聚民间之信仰。然而德川时代的儒学者却支持期望佛教隆盛的苏我氏，而将圣德太子污蔑为杀害崇峻天皇的“弑君王子”。在知识分子中间恢复圣德太子权威的，是《家庭教育·历史读本》刊行10年后的1903年（明治40年）立宪主义者的一次纪念活动，在《十七条宪法》公布1300年后的纪念活动中，圣德太子作为宪法的制定者恢复了名誉。久米邦武所著《圣德太子实录》中的态度则是，与制定宪法的伟业相比，“弑君”之类的说法不值一提。

然而，《十七条宪法》中倡导的“和为贵”，此时并未受到太多的推崇。其实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不断强调所谓“和的精神”乃日本古来之“传统”。围绕圣德太子曾有两次“传统的发明”，一次是在明治时期，另一次则是昭和战前。

除了圣德太子，《家庭教育·历史读本》中未能作为主角出场的人物，统统都是强化武家权力的武将。就是说，读本的编纂完全忽略了武家政权的立场。27个短篇中7篇涉及南北朝，有关南朝方楠正成等忠臣的物语更是占据了大半内容。此外引人注目的是镰仓初期的武人，如在讨伐父亲仇敌中名闻遐迩的曾我兄弟、“忠臣藏”之类的复仇故事等。

第四编讲述了前面述及的静御前，以及平安末期在远藤盛远（后为文觉上人^[14]）追求下替夫赴死（遭到杀害）的袈裟御前，再就是写到近世初期武将细川忠舆的夫人——作为天主教徒名闻遐迩的细川玉（ガラシャ）之一生境遇。这里讲述的日本历史，主要是忠臣和贞女的物语（故事）。

另有一位女性是在第七编出场的，那就是神功皇后。讨伐新罗的皇后特写，毋宁说是侵略朝鲜的意志显现。

总之本书的编写异常忠实于教育勅语之精神。书中强调的是对天皇家的“忠”。而在古代和明治之间，更加重视的是恢复天皇家权威的“建武中兴”（用如今的话则是“新政”）。于是著者对南朝方面拥有亲近感。水户藩的《大日本史》、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统统具有前述特征。

当然京都皇宫维系的皇统，包括了明治天皇和北朝系统。这对万世一系的皇统论而言是个弱点。在帝国大学文献实证主义历史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的重野安绎和久米邦武等，则批判了水户藩《大日本史》典出《太平记》的南朝正统说，而确立了南北两朝并立说。国定教科书《小学日本史》也采纳了这种并立说。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1911年引起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论，即以大逆事件为契机，在日本政府彻底取缔社会主义思想的第2年，有人认为世间的纷乱源自“效忠”天皇的精神没有获得完全的贯彻，且将罪责安在了以南北朝并立说为基础的历史教科书上。论争的结果，却是南北朝正统论获得胜利。当皇室系谱发生扭曲时，强调“效忠”的思想便会挤压那种扭曲。而皇室则始终奉北朝系统的天皇为正统。

此后这一问题并未构成关注的焦点。不过，1935（昭和10）年前后，在天皇机关说遭到弹劾而天皇主权明确化的国体明征论甚嚣尘上之时，“建武中兴”和赞美南朝的说法再度抬头。1932年，一些作家、文人也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日本文坛激起波纹，直木三十五这年创作的《楠正成》，随后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平泉澄的《建武中兴》，以及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保田与重郎对后鸟羽院和后醍醐天皇的赞美，皆对“皇国”思想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

曲折性的国民教化

下面以国定修身教科书为中心，初步探讨教育敕语颁布后国民教化的曲折道路。1899年（明治33年），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日趋高涨的国家主义浪潮中，文部省禁止公立学校或基于小学校令、中学校令的私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以1870年（明治3年）创立的弗利斯女学院（或女子学院）为中心，各地传教士创立的学校被称做教会学校。在1880年前后的欧化主义盛行时期，此类学校颇受欢迎。但在之后的势态中，此类学校的经营却难以为继。相对于此，自然也发生了相关的争论——那当如何看待神道教育呢？争论的结果是，国家祭祀是日本民族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并非宗教。

在1904年（明治37年）使用的第一期国定修身教科书中，近代市民道德的强调是重要内容，同时涉及了基本人权。然而在1910年起用的第二期中，涉及近代市民道德的内容却大大地缩减，相反强调了儒教式的家族伦理，在此延长线上，强调国民道德的基础是家族国家之观念。这正是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中的思想。此外，受到压制的多数基督教主义学校，则在1910年组织了基督教学校教育同盟，不久之后又成立了同志社大学、立教学院和关西学院等遵循大学令的大学。

在始自1918年（大正7年）的第三期教科书中，虽然仍以家族国家的观念为基调，但同时强调了作为公民的道德与国际协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协调不仅是一种国际性氛围，同时也在日本国内被广泛接受。

相反，在9·18事变后1934年（昭和9年）起用的第四期教科书中，则开始鼓吹“忠良臣民”之道德。1935年，文部省开始奖励培育“宗教性情操与涵养”的学校，鼓励不偏向特定宗派的、一般性、宗教性的情操教育。在国体明征运动^[15]的日益高涨中，各宗教法人也就宗教问题进行了种种积极的争论。

在1941年起用的第五期国定修身教科书中，重视的则是“皇国民”之道德。然而，这一时期的“皇国”却是包容了多民族的“帝国”——“大东亚共荣圈”之盟主形象或“大日本帝国”形象。

如此这般的国民教化方针，显然是曲折多变的。忽略了这种曲折性，亦无法准确回顾近现代的日本历史。

【注释】

[1]位于法国巴黎西部，17世纪由路易十四改建后留存至今。

[2]日本的财政部。

[3]Herbert Spenser（1820～1903年），哈巴特·斯宾塞，19世纪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进化论者，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4]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之弟，性情凶暴。

[5]又名倭建命，日本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景行天皇之皇子。

[6]日本神，菩萨的化身。

[7]太阳之神，被当做日本天皇的祖先。

[8]（镰仓、室町时代至明治初年）私塾所用教科书。

[9]武家政治时代的种种官职。

[10]四民之下的部落民。

[11]贫民、贱民等。

[12]江户时代的村长或庄头。

[13]御前：对贵族或妇人的尊称。

[14]对高僧的敬称。

[15]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鼓吹“天皇机关说”，1935年却在军部、右翼的攻击下，议会达成决议，政府发表声明，禁止其著作的刊行。此运动史称国体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