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斯对政治社会化的关注

西尔斯出生于1935年，他的学术形成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时期，正是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认知逐渐兴起的阶段。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在兴起之后迅速兴盛，然后在70年代末期逐渐衰落。政治认知直到70年代末期才走向兴盛，当时心理学界爆发了认知革命，自此之后认知研究占据了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可以说，西尔斯的研究受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认知的影响，但同时在吸收其他学者观点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特色。

1.政治社会化

有关象征政治，西尔斯承认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许多观点已经被有些学者提出。譬如有关大众传媒中的选择性曝光理论、鲍尔（L.Bauer）于1964年提出的顽固受众理论、克拉珀（J.Klapper）于1960年提出的大众传媒效果有限。^[24]这些观点基本属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都强调民众以前观点的重要性，民众的政治态度形成于早期，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即使大众传媒向民众传递各种信息，他们依然故我。同时，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体，或者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节目等，结果政治态度不是改变，而是被强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文章和著作。政治社会化所关注的重点有两部分：一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最主要的是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二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根据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探讨政治社会化的特点。有关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西尔斯强调最多的不是学者经常探讨的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而是突出了事件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在对人生的探讨中，他更多地关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西尔斯对政治社会化的关注主要体现为政治态度的一致性与否。他将此归为四种模式：一种是持久性（persistence）模式，认为未成年时期进行的社会化一旦形成，在以后的岁月中很难改变。第二种是终身开放（lifelong openness）模式，宣称态度改变与年龄无关，在所有年龄段态度都有改变的可能。第三种是生命周期（life cycle）模式，认为年龄和采取态度内容之间存在互动，一定的生命阶段会吸收特殊的倾向，譬如年轻容易走极端，而年老容易保守。第四种为易受影响的年龄（impressionable years）模式，认为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二十岁左右）是态度最易受影响的时期，与所接受的态度内容无关，只要有足够的压力，可能受任何倾向的影响，从而导致态度的改变，但在其他年龄阶段则很难改变。^[25]

针对以上的模式，西尔斯与同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化观点。他们认为当某一天，个人对重要的政治目标充分熟知，而且具有明确的态度时，才可称为政治社会化。具体来说，个体的情感表达、信息基础以及态度的明确化已经接近成年人的水平。他承认，未成年时期的社会化对成年以后的政治态度有影响，但他同时又强调政治事件在社会化中的核心作用。政治事件可以分为突出性的和周期性的。前者如妇女运动、民权运动、战争等，后者主要体现为竞选运动。政治事件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呈现出如下特色：

其一，有选择性的社会化。一些政治事件中所突出的政治主旨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譬如越南战争突出的是战争主题，民权运动突出种族的主题等。主旨的不同，导致政治事件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呈现出选择性，即在一些领域特别突出。

其二，片断性而非累积性的社会化。政治事件可能使某一目标变得突出，政治事件本身的断续性而且体现的主题可能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社会化是不连贯的。个体接受每种政治态度的路径可能都不相同，而且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特定的历史事件，从而使代际的影响变得突出，一个时期青年人的社会化不同于另一个时期青年人的社会化。

其三，易受影响的年龄是未成年时期。1980年，他们以当时的总统竞选作为案例，对于竞选前、中和后进行了三波调查，包括10至17岁的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未成年人在竞选前所知道的竞选信息少，政治态度也不明确，但随着竞选的开始，这两方面都大幅度增加，到竞选后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以后在整个成年时期变化都很小。^[26]

在后来的文章中，西尔斯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其一，不仅是在短时期内发生的事件，而且久远时代发生的事件也会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譬如把波黑塞族对穆斯林的攻击归于1392年的军事失败；美国南部仍然忠诚于南部邦联，种族的偏见最强烈。其二，继续强调政治事件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西尔斯认为，如果没有竞选、丑闻、战争和暗杀，年轻人不会曝光于政治传播过程中。精英操纵的总统竞选活动，对于年轻人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三，政治事件能够增加态度的一致性。接触竞选运动，能够增加对议题、候选人和政党的一致性，这就是联结现象。事件的长期影响在于一些带有情感的象征遗留，譬如博物馆、纪念歌曲、口号或戏剧。其四，修正了易受影响的年龄为未成年时期的观点，认为公众对最重要事件的集体记忆发生在年轻时期，具体来说二十岁左右是最重要的。譬如肯尼迪被暗杀事件，对于当时十五岁以后的年轻人影响很大。^[27]

总之，西尔斯认为，二十岁左右是人们政治态度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稳定。政治事件对于二十岁左右的人来说，会影响政治态度的形成。譬如有关种族的情感、自由—保守的倾向、政党认同等，皆形成于此时期。但对于之后的人来说，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他们会用形成的稳定性情对政治事件作出评判。可以说，西尔斯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为象征政治和象征种族主义的论证提供了依据。

2.政治认知

西尔斯早期从事政治认知的研究，他所培养的学生也主要从事认知方面的训练。西尔斯的思想受费斯汀格（L.Festinger）有关认知失调理论的影响。费斯汀格认为，认识所涉及的基本单位是认知元素，它是有关环境、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任何知识、意见及信念。换言之，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想法、看法、意见或态度都被视作一个认知元素。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知元素发生矛盾、产生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恢复认知一致的方法有三：其一，改变或否定矛盾的一方。其二，减弱或同时改变矛盾双方的重要性。其三，矛盾的双方维持不变，增加新的认知因素来弥补双方的冲突。譬如参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平，敌对国家的存在对于和平是一个威胁。这样参战与和平主义观点之间的矛盾得到消除。^[28]

西尔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认知失调理论，在他看来，人们在认知上的失调比费氏的设想要复杂得多，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与认知失调相反的情况。譬如在一个要求诚实和公正的环境中，如在法庭，如果指控被告的一些信息与自己的原有态度不一致，那么人们会有意识地压抑自己最初的想法，多关注被告的信息，^[29]而不是如费斯汀格所设想的，选择被告与自己原有的态度相一致的信息。但是基本上，他继承了费斯汀格的观点，即在一致性的压力下，对现有事件的态度与过去的行为倾向保持一致。^[30]

同时在对认知失调的解读中，西尔斯肯定了情感的作用。1969年，在为《社会心理学手册》写作“政治行为”一章时，他关注到了情感对认知的影响。即对总统候选人的喜好与否主宰了人们的政治判断，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通过人物来完成的，因为政治人代表了简单的刺激，容易被认知和记忆，他称之为政治的人格化（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31]

在对认知失调的批判中，西尔斯注意到人们对争议话题的关注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有关该话题的知识水平，以及关注这些信息的用处，他称之为好奇心。^[32]正是这种好奇心，促使人们关注政治事件，使政治事件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中居于核心地位。

可以说，西尔斯运用认知失调理论，解读了情感、政治事件的作用，解答了早期习得的性情在判定相关政策问题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