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权威态度与极权主义性格

以上的性格分类都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划分的。除此之外，弗洛姆还从政治的角度对性格进行了分类，这就是民主性格与极权主义性格。

早在1931年，弗洛姆在对德国的工人阶级作调查时，就注意到每个人政治性格的差异。在当时，他把人的政治性格分作四类。

一类是反权威的态度（attitude to authority），主要以左翼人物为代表。他们要求自己和所有人都自由，这种自由允许个人把他自己的幸福和发展放在生活首要的位置，但是个人的发展并不建立在反对别人的基础之上，追求自由只有建立在与他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可能。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憎恨权力，因为权力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他们对被压迫者和弱者怀有深深的同情。

第二类是威权主义的态度（authoritarian attitude）。具有这种态度的人肯定并试图寻求屈从于外在的更高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是政府、领导、自然规律或上帝。他们喜爱和崇拜强权，憎恨和蔑视柔弱和无助。牺牲和义务而不是生命的乐趣和幸福是他们的基本准则。

在这两类之间还存在其他两类态度，这就是改革（reformist attitude）的态度和中性的态度（neutral attitude）。^[112]

二战期间，弗洛姆发表了著名的《逃避自由》一书。在此书中，他在以前威权主义态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极权主义性格（totalitarian character），并对威权主义性格形成的机制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人源于自然，但又能够超越于自然，人类从自然界脱离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当然这一演变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人们对此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在此过程中，“个人继续与他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他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弗洛姆把这一过程称作“个体化”（individuation）。同样，这一过程也存在于个人的生命史中，当一个婴儿脱离母体，意味着他诞生了。但这只是个人存在的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还要与他的母亲及他人相关联，靠他人才能生存。弗洛姆把这种关联称为“原始关联”（primary ties）。这种关联提供了安全和与外界的基本的统一。^[113]

个体化的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力量增长的过程。儿童在身体、情感以及精神上日益强壮，同时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协调，由个人的意志和理性指导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逐渐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加的孤独。当儿童逐渐从原始的关联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由此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因此，“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114]。

如何缓和这些感觉？弗洛姆提出了以下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积极的自由，又被称为自发性的活动。它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强调人既自由又不孤独，既具有批判的眼光又不怀疑一切，既独立又不与世界相脱离。他关注的是活动本身，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积极的自由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所谓爱并不是把自身消融在另外一个人中，也不是指占有另外一个人，“而是指自发地肯定他人，在维护个人的自我的基础上，使自己与他人融为一体。所以认为爱具有动态的特性，是因为它包含了两种极相反的因素：一方面它是出于克服孤独这种需求产生的，所以它总趋向合群，另一方面又不磨灭个性”。这里所说的工作不是为了逃避孤独而被迫进行的活动，也不是指用自己的双手同自然建立起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崇拜与被崇拜、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是指一种创造，人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与自然相互沟通”。

爱和工作是如此，其他所有的自发性活动，无论是感官愉快的实现或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均是如此。它既肯定自我的个性又同时使自我与他人及自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也是以肯定他人的个性为基础的。总之，肯定人的个性指肯定所有人的个性。具有积极自由的人承认人生而平等，但同时又生而有所差异。所谓平等，指人人都具有同样的人类基本特性、同样的人类基本命运，对自由和幸福都有着同样的不可让与的权利。所谓差异，指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特有的品性，主动启迪自己的思维，世界上没有比这种独特的个人的自我更有力量。^[115]

第二种途径是向后倒退，放弃自由，通过填平自我与世界之间已形成的鸿沟来克服孤独感。可以说，在他独立以前，他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这第二条道路就是企图通过向后倒退来恢复与世界的统一性。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既然已经脱离出来了，就不可能再退回去。因此，这种摆脱只能是逃避。这种逃避的道路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强制性，像任何逃避恐怖一样，它是迫不得已的；二是个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个性与完整性。^[116]逃避的方式也可分作三种：

（1）破坏。通过消灭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达到消除自己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如发动战争。

（2）机械地自动适应。即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现在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塑造自己。“我”和世界的矛盾消失了，随之也不再感到孤独和软弱无力了。个人完全放弃了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他周围的其他人也是清一色的机器人，他们完全一体化了，因而不再感到孤独和忧虑。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他丧失了他的自我。^[117]

（3）极权主义。指个人为了获取他已经丧失掉的力量，不惜放弃自我独立而使自己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凑合在一起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指那种寻求新的“第二个枷锁”来代替已经摆脱掉的原始枷锁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动力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受虐狂的含义是：个人被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所驱使，企图通过消灭他的自我（指心理上而不是肉体上的）来克服这种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他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轻视自己，使自己蒙羞，使自己变得完全无足轻重。对于受虐狂来说，痛苦和不幸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达到他拼死拼活地追求的那种目的所付出的代价。受虐狂冲动的另一方面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外在的势力也许是一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某种心理强迫力。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魅力，可以永世长存。而虐待狂冲动的本质则是：完全绝对地控制他人，使他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为他的绝对统治者，成为他的上帝，把他视为自己手中的玩物。虐待狂使别人痛苦的原因在于，再也没有比使人痛苦，比使他人陷于无力自拔的痛苦境地更能显示出自己对他人的统治权力了。虐待狂冲动的本质在于，在对他人（或其他有生命的东西）的绝对统治中取乐。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两种倾向均是由人的某种需求所产生的，这就是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孱弱感的需求。弗洛姆把虐待狂和受虐狂基于同一基础产生的现象叫作“共生”（symbiosis）。也就是说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一方离开了另一方不能独立存在。在受虐狂的情况下，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消失在某种外力之中，我已经失去了我自己。在虐待狂的情况下，我通过使他人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而扩充了自己，从而获得了当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时所不可能有的力量，但同时已经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这种虐待狂—受虐狂的性格就是极权主义性格。弗洛姆认为，极权主义性格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其一，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权威，但同时又渴望着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权威是每个社会都有的，但弗洛姆所指的权威主要指抑制性权威。所谓抑制性权威指权威与从属于权威的人之间是利益冲突的关系，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充满着憎恨与敌意，服从这些剥削者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利益。但有时往往在利益的冲动中吃亏的总是被剥削者，因此被剥削者往往压抑敌意，为此他们对权威作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过高估计和过分仰慕，以此来消除由敌意感所带来的痛苦与危险，缓和羞辱感。与此相对的是合理性权威。所谓合理性权威指权威与从属于权威的人之间是优劣关系，从属于权威的人对权威充满着爱与感激。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从属于权威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越来越成为权威了。

其二，极权主义性格的人具有造反的性格，而不具有革命的性格。极权主义性格的人有时蔑视权威，甚至反对或抵抗权威，特别是当他们被自己的无权折磨得悲观失望的时候。但与此同时或稍后些，他们却又服从另一序列的权威，这一序列的权威依靠强大的权力和信誓旦旦似乎安抚了他们的受虐狂的冲动。最后，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反抗的倾向完全被压抑下去，只有当意识控制减弱时他们才重新唤起反抗意识，或者只有当权威手中的权力已经削弱和开始旁落之时，他们才对之产生憎恶，才认识到要加以反抗。他们反抗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反对权威来维护自我和克服自己的软弱无力感，他们还有意无意地维护着自己追求屈从的欲望。因此，极权主义性格者反对权威的斗争，实质上并不是一种革命斗争，而只能说是一种抵抗。他们的性格是“造反的”，而不是“革命的”。革命的结果是使自己的人格从权威的压迫中脱离出来，获得独立和完整，而造反的结果则是摆脱一个权威之后又屈从于另一个权威。

其三，极权主义性格的人相信命运。极权主义性格的人崇尚那些限制人自由的生活环境，崇尚人屈从于命运。它强调人的命运取决于其社会地位。例如对于一个士兵来说，他的命运就决定于其上司的意志或怪念头，他乐意屈从于此；对于一个小商人来说，经济规律就是他的命运。不仅那些直接决定人生的因素，而且那些一般地决定生活的因素，都被当作不可改变的命运。对这种性格的人来说，命运就是某种不随个人主观愿望而转移，而个人又必须绝对服从的较高层次上的权力。极权主义性格的人崇拜过去，过去已经做的就永远是对的，而以前没有做过的，现在想要做的就是疯狂或罪恶。创造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被认为是超出个人的情感经验范围的东西。由于相信生命是由人自身之外的力量所决定的，他们往往宣扬人们屈从于这些力量，鼓吹人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所谓的勇气，实质上就是能承受其领袖给他们所安排的一切命运。能忍受而不抱怨，被说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这种勇气并非用来减轻或消弭痛苦，不是改变而是屈从命运，这就是极权主义所谓的英雄主义。

对这种极权主义的性格，弗洛姆又戏称之为“自行车的性格”，因为这种人对于他们上面的人弓腰弯背，对于下面的人用脚去踢。极权主义性格的人在德国法西斯时代最为典型。就民众而言，他们一方面想统治弱小民族而成为世界的主宰，另一方面又使自己及他人屈从于一个强权政治，使他们的自我虚无化。也就是说他们靠统治弱小民族满足了他们施虐狂的需要，同时他们服从于一个专制者又满足了他们受虐狂的需要。而作为专制者如希特勒，他一方面靠对大众的绝对控制实现了他的施虐狂，另一方面则屈从于一个强大的外在力量又实现了他的受虐狂，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上帝、自然、命运、历史等。^[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