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一词最早见于《启蒙辩证法》，阿多尔诺在该书的草稿中将其称之为大众文化。之所以改为文化工业，主要是排除这样的误会，“即它好像是自发地产生的一种文化”，也就是说叫大众文化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文化是由大众创造的，但实际却不然。在当今技术能力日益发达、经济和行政日益集中的情况下，文化作为一种工业有目的地从上面整合了他的消费者，它强迫高和低的艺术领域结合在一起。在文化工业中，“大众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计算的对象，机器的附属。消费者不是国王，作为文化使我们相信，不是它的主体而是它的客体”。这里的“工业”一词，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工业，“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技术分配的合理化”。它所关注的并不是文化本身独特的内容与和谐的形式，而是文化作为商品的现实的价值。[60]
对于阿多尔诺而言，艺术和文化经常被混用。阿多尔诺认为，艺术有双重的本质：一方面，它是一种社会事实，“因为它是精神的社会分工的产品，这种作为艺术被强调的物质逐渐变得资本主义化”，而资本主义的艺术是强调人工制品本身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另一方面，艺术是社会的，并不是因为艺术物质的内容源于社会，确切地说，它是社会的首要的原因在于它反对社会。阿多尔诺认为，艺术是有内在的发展逻辑的。他提醒人们：“艺术工作是鲜活的，具有自成体系的生命……他们拥有生命，因为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说话，而自然和人却不能。”艺术是自治的，它的存在即因为它有权力反抗社会，“如果它拒绝了客观化本身，它就变成一种商品。它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是某种能够直接交流的内容，而是间接的，即反抗。没有直接模仿社会，反抗以美学的形式导致了社会的发展”。基于此，“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内容与人类的概念是不可分享的”，同时，他们又“常常是一种新人类的形象，然而是协商和妥协的。通过对惯例的厌恶，艺术摒弃了狭隘的观念和实践生活的不真实”[61]。总之，艺术或文化既是自治的，又是他治的，它是自为的艺术，同时又与社会相联，对社会的反抗或批判是它的生命所在。
在资本主义文化的早期，文化或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早期的大众文化在它的社会思想和它的消费者生活的实际社会条件之间维持了一种平衡”。那么现代文化或艺术的命运如何呢？阿多尔诺认为，现代的文化仅仅保留了一方面，即保留了他治的部分，在社会事实的方面，艺术工作仅仅被归为社会经验。随着对经验现实反抗的消除，艺术承担了一种寄生虫的性格。“在艺术范围之内，缺少冲突保证了它不再忍受生活与外在于生活本身的任何冲突，因为生活取消了深入到最深层之处的苦难的冲突，并且把它们排除在了无情的力量的视野之外。”由此，文化的批判性消失了，文化变得中性化了。“在今天适应和不加反省地服从的‘信息’似乎占据了主导，并无孔不入。”对文化的判定不再是根据它对社会矛盾的揭示程度，而是根据它对社会有用与否，文化由此“转变为制度的润滑剂，转变成为他物而存在的某物。转变为不真实，或转变为消费者可以计算的文化工业的物品”。在这种文化工业的影响下，个人与社会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个人是失败者，不得不服从于现状。阿多尔诺说：“冲突的结果是预先确定的，所有的冲突都是虚假的。社会通常是获胜者，个人仅仅是社会规则控制的傀儡。个人与社会之间永久的中产阶级的冲突已经成为模糊的记忆，不变的信息是认同于现状。”[62]尽管文化从主观上成为工业的商品，但现实是它与现状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的标志就是“文化”与经常被用于修饰商品的“价值”联在一起。阿多尔诺认为，文化与商业化的语言产生联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把文化置于市场的意志之下”[63]。
文化取消批判性的结果是，每种文化本身失去了自身的特性，服从于同一的标准，这种文化的标准化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工业。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如电影、广播和杂志的名称和反映内容的形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联合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再如一些政治家，尽管表面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但“他们的审美活动也总是满怀热情，对钢铁机器的节奏韵律充满褒扬和赞颂”。而无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不管是在威权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装潢精美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心到处都一样。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正在趋于一致，都是带有一个小型卫生间的独立单元。宏观和微观之间所形成的惊人的一致性恰恰是文化工业的特征，“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64]。
文化工业对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导致了人们的同一性。理性的个体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自己的特质和独特性，与整体相对。但现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戴上了“性格的面具”（character masks），表面上是自己在作决定，实际上是按照文化工业设定的功能在行动。[65]每个人尽管表面上各有不同，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被文化工业标准化了。即使个性存在，也是虚假的，这种虚假的个性即使流行，也仅是表面的改变，而没有本质的变化：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他们的个性并不是独立的，“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品”[66]。
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之下，人成了客体，被他人操纵。它宣称：“你将要服从，关于此没有任何指示；与存在相一致，与作为它的权力和无处不在的反映的任何人所想相一致。一致代替了意识，这就是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威力。”文化工业使人与现实的生活相调和，但是这种调和并没有指导人们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也不能提供体现一种道德责任的新的艺术形式，所做的只是规劝人们服从命令。这样做的结果，尽管表面上解决了矛盾，但是人们真正的生活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67]
人们服从现实，导致了人的无力，每个人对待权威都表现出了受虐的特点。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每个人束手就擒，不再对幸福抱有任何希望，每个人才能像这个万能的社会一样，都充满着快乐和幸福。正是在他们的软弱中，社会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并赋予每个人以力量。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倚靠”。每个人都变得与他人一样，变得与他人一样软弱，正是人们的这种与他人追求一致的软弱才蕴涵着法西斯的潜能。“今天，悲剧变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毫无意义的虚假同一性，社会的恐怖就在于，它在片刻之间上演了一出空洞的悲剧。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雅，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68]
为何文化工业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基于个人心理的需求。阿多尔诺认为，现在的统治者虽然不再用强制的手段命令人们服从，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行都特立独行，其结果就会被看作一个“陌生人”，被视为异己的力量、与社会不合作，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经济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意味着‘受雇于自己’”。他将忍受孤立无援，忍受无法与他人交流的孤独。相反，如果屈从于文化工业所安排的一切，尽管自我思考的权力被出卖了，但也带来了一些好处：“生活通过屈从于他所认同的集体而变得更加容易，他省掉了他的无力的认识”。针对这种状况，阿多尔诺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对此作了很好的断言：“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却把矛头指向了灵魂”。对这种心理的需求，下层民众甚至比上层人士还要强烈。“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就像特殊的伟大历史时期，会激起比它还要强大的敌对势力一样，如所谓法庭的恐怖即是如此。”[69]
（2）教育对真理追求的丧失。学校本应成为思想的先锋阵地，引领着社会思想的潮流。但是现在的教育却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这主要是教师的责任。人们对不同层次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情感，对大学教授怀有敬仰之情，对其他教师又有些许的厌恶。但是现在的大学教授逐渐成为知识的贩卖者，只是讲述已经确定的事情；而其他教师则被塑造成一个鞭打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把教师描述成身体强壮者、殴打者。这两者都与对真理的追求无关。[70]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表现出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系统地阻止教师们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工作，使教师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现实，他们对那些，用他们的话说是想升迁或见异思迁的人不信任”。
（3）哲学放弃了批判精神。阿多尔诺认为，哲学最初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直到牛顿的时代，他的物理学仍被称为思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被从哲学中清除出去，哲学逐渐变为众多学科中的一种。随着哲学放弃对整体的诉求，也放弃了康德所称的“批判之路是对我们开放的唯一之路”的命题。以两个当今最流行的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例，他们尽管相互诅咒，但却具有共同的特征：“思考变成了一种必要的邪恶，并被广泛地怀疑。思考失去了它的独立因素。理性的自治消失了”[71]。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至康德，甚至是尼采，尽管观点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本能属于被控制和压抑的对象，与精神分析的主旨一样，其结果是认同现状。[72]
（4）技术的力量。这是启蒙辩证法中的消极方面，启蒙作为自然的、进步的技术统治，成为欺骗大众和桎梏人们意识的工具，阻碍了个人的独立的、自主的意识。阿多尔诺说：“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己的强制本性。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们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73]人们多倾向于把技术看作事物本身，却忘记了它是人类能力的延伸，这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在崇拜的过程中导致的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
当前人类科学的发展没有给人类精神留有多少位置。譬如，人们所经常谈论的可证实性、推理线索的逻辑严密性等都不是精神，它只是科学的反映。阿多尔诺说：“如果人类的科学试图侵占精神的位置，那么精神就会消失，即是科学本身。一旦科学被看作是社会所认可的（没有其他）的文化和组织的唯一工具，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缺少反思精神的人类科学与朴素无别。他们的世界观虽然反对实证主义，但他们却秘密地落入了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咒语，即具体的意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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