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明威遇到了菲茨杰拉德

年轻的海明威（左）与菲茨杰拉德（右）

美国文坛上最著名的一段友谊，同时也是最让人感叹无奈的，毋庸置疑，应当属于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他们曾经交友至深，甚至相互昵称“菲兹”与“海姆”。而这段友谊在一个作家升天，一个作家坠地中被稀释。他们却如同钱币的两面，如此迥异的外表下是同一个内里。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一段了不起的友谊 

“我丈夫和海明威他们两个人！哼，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菲茨杰拉德的妻子） 

董桥先生一篇小文《海明威在巴黎》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那是1921到1926年间的五六个年头，他跟妻子住在巴黎一些不那么华贵的地区，儿子刚出世，他在写《太阳照常升起》……他上山滑雪下山赌马随时找得到借口开香槟瞎庆祝，筹集给艾略特的钱全花光了谁也不在意。写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神经兮兮服侍神经兮兮的泽尔达，偶然跟海明威出一次远门淋了几阵雨他穷紧张硬说自己得了肺炎，过不了几天又说泽尔达抱怨他下面不够长，海明威一手拉他进厕所脱下他的裤子瞄了一眼向他保证他的长度绝对正常！ 

在1925年四月下旬的巴黎，年轻充满活力但穷困的海明威在位于Montparnasse区的以讲英语为主的Dingo Bar里遇上了同样年轻（只比他大三岁），但是从名校普林斯顿（Princeton）出身（尽管没能够毕业），已经在《周六晚邮报》拥有数百万读者的菲茨杰拉德。当时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最杰出的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出版后两个星期，正可谓是青年才俊意气风发。而海明威虽然当时已经走上写作之路，但不曾出版任何作品，只是写了尚未为人知一些短故事和小诗。两人当时境况明显悬殊很大。 

但是，海明威似乎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能够向这些已经出名的作家推销自己看法的窍门。菲茨杰拉德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后，就向他的编辑推荐海明威是个人物(“the real thing”)，并帮助他介绍认识了出版商Scribner's。次年，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就由Scribner's出版，从此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菲茨杰拉德发掘了海明威，并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怎么说都不为过的推动和帮助。

而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海明威在他一生中既是文学上的竞争对手又是理想中的英雄化身的综合体。海明威充满阳刚的形象，运动员的体魄，善饮酒的作风和曾经参加过战斗的经验，这些都是菲茨杰拉德一直向往但不曾具有的。他们二人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但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格。首先，他们都是在美国中西部长大，菲茨杰拉德来自于明尼苏达的圣保罗，而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郊区。他们的家庭均是有一个羸弱的父亲和一个强势的母亲。菲茨杰拉德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就相继夭折；海明威虽然有不少姐姐，但是他一直期盼能有一个弟弟，最终他的弟弟诞生的时候他则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对于他想要的“兄-弟”关系已经太晚了。所以菲茨杰拉德对于英雄的成瘾与海明威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他们的分量一样沉重。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搭配：菲茨杰拉德需要一个英雄的形象来崇拜，而海明威则完全符合这一点。距离他们第一次会面十八个月后，他告诉海明威说“在这一年半中与你的友谊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它是我在欧洲的旅程中最充满光明的一刻”。九年后，菲茨杰拉德给编辑的信中也提到“我一直认为与他的友谊是我生命中的亮点”。 

菲茨杰拉德的巨大影响力和在文学上的指点，对于海明威以后的成功贡献十分重要。可以说，在20年代剩下的五年中，菲茨杰拉德对于建议和修改海明威的作品比在他本人的作品上的投入还要多。给世人的感觉是，自从海明威开始能够出版后，菲茨杰拉德对他自己写作的成功或者失败已经不在乎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只需要靠写作来维持生计，为了快乐而生活。而他则信赖海明威能够写出充满荣耀和不朽的作品，事实上海明威最终也做到了。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菲茨杰拉德在早期的指引和在各方面的帮助，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的海明威。

评价他们之间友谊作用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他们此后各自写作生涯的巨大反差，当然这也与各自的生活息息相关。菲茨杰拉德一生中靠出版长篇小说并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他为《周六晚邮报》的专稿则让他收获甚丰。事实上他的确很需要钱。

1920年，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结婚，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奢侈生活的代表人物。 

1920年，菲茨杰拉德与光彩耀人的泽尔达（Zelda Sayre）结婚，此后他们就成为那个时代奢侈生活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他们都过得极度铺张，纸醉金迷。尽管菲茨杰拉德本人想要写一些长篇小说，但是迫于他们这种生活对于金钱的需要，他不得不更多的写一些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属于二三流的庸俗的短篇故事，更容易卖给杂志商（在菲茨杰拉德眼中，他最好的两个短篇《重返巴比伦》Babylon Revisited和《一颗像里茨饭店般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Ritz事实上要么不能卖出好价钱甚至被杂志商据掉）。 

与海明威的蒸蒸日上相反，自从遇上海明威后，菲茨杰拉德的写作生涯可谓是一头撞上了墙。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海明威的分析是，《伟大的盖茨比》的巨大成功和评论家的褒奖，让菲茨杰拉德陷入了唯恐达不到同样高度的瘫痪状态），菲茨杰拉德没有能够完成任何一部长篇作品，直到九年后才出版了《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而不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评论家眼里它都是一部平庸之作。1925年后，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更像是陷入了一种三重的挣扎：他在酒精中的沦陷，更加失控的妻子（泽尔达在30年代后因为精神状况多次入院治疗），和他想要写长篇但是迫于奢侈生活不得不放弃的矛盾。此后，在大萧条的年代，他再也不能从杂志商那里拿来金钱的时候，他不得不到好莱坞去写一些从未被拍成电影的剧本，来勉强维持他的温饱生活，来支付泽尔达的住院费，和供他女儿念完高中。

1926年，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海明威与他第一任妻子离婚，迎娶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家境富有的交际花波琳.

海明威的故事，则与菲茨杰拉德的日渐枯萎形成了鲜明得不能再鲜明的对比。1926年，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海明威与他第一任妻子离婚，迎娶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家境富有的交际花波琳Pauline（此后海明威的将来还有更多的婚姻，正如菲茨杰拉德很早就令人惊讶的准确指出，海明威每出版一部作品就要换一任妻子）。住在Pauline的叔叔送给他们的在弗罗里达州Key West的海边别墅里，海明威写出了开始为他带来荣誉和声名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由于第二任妻子的财富给他带来的金钱上的自由，海明威有理由瞧不起菲茨杰拉德为杂志的撰稿，更加不用为生活所迫去好莱坞写剧本。1940年，当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的时候，海明威则出版了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总而言之，这段友谊就是在一个作家升天，一个作家坠地之间进行的。

然而，自从1925年的初次相遇到1940年菲茨杰拉德的死亡，他们之间的友谊则是从亲密互助逐渐冷却到最后的充满敌意。海明威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兼回忆录《不散的筵席》A Movable Feast里面描写的菲茨杰拉德是一个牢骚满腹，极度无能而又整日酗酒的一个失败者。这与事实上人们所了解的，清醒时的菲茨杰拉德和善而睿智的形象相去甚远。作为美国文坛上最著名的一个酒鬼，菲茨杰拉德实际上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很低，这在海明威眼中是一个男人最不可接受的一点。在巴黎的时候，当时不知名的海明威去拜访菲茨杰拉德的时候，被醉酒后的菲茨杰拉德从公寓里疯狂逐出。海明威曾经形容与周末夜晚的菲茨杰拉德相比，西班牙的斗牛只不过是镇静剂而已。

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海明威与泽尔达相互鄙视。泽尔达称海明威“如橡皮支票一样的虚伪”，海明威则多次指责泽尔达鼓励菲茨杰拉德酗酒耽误了他的写作才华。尽管如此，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相互仰慕还是很坚固的。他们保持了长时间的互相通信，绝大部分信件的内容充满善意，尤其是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敏锐的评论者，为海明威最终定稿《永别了，武器》的贡献不可磨灭。然而此后两人之间开始产生误会和矛盾。 

一切的开始是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他著名的一系列散文，最后被汇集成书为《崩溃》The Crack-Up，主要讲述了他自己本人从巅峰后的失败以及原因。海明威对于这种向公众的坦白感到很吃惊，他认为这不是男人做的事情，应该自己单独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它散布给大众，然后博取同情。不久，海明威在他的著名短篇《乞里马扎罗的雪》Snows Of Kilimanjaro中，直接描写了一个失败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关于他的“对于财富的浪漫的敬畏”以及这种敬畏，作为原因之一是怎样毁了他的一生。感到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菲茨杰拉德读后给海明威和他们共同的编辑（就是最初介绍海明威认识的那位，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发去了抗议信，于是此后的版本中，菲茨杰拉德的名字被替换成了Julian，但是了解背景的人们一看就能明白这里引用的是谁。事实上，《乞里马扎罗的雪》与《崩溃》的故事大纲并没有太大差别，都是描写一个失败的作家面对各自失败的生涯，只不过一个是虚构的背景，一个则是更适合作为今天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资。更令菲茨杰拉德伤心不已的是，当他最终好不容易出版了《夜色温柔》后，他诚恳邀请海明威的评论，却是不屑一顾（虽然几年之后，海明威重读了此书并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在公众眼中的形象迥然不同：海明威做任何事都是很make sense，都是与他的作品正面相关；而菲茨杰拉德则是自我放纵导致走向失败。然而海明威有他自己的弱点，这一点菲茨杰拉德比谁都更早发现，就是上文提到的菲茨杰拉德很早就预言了海明威一生中的女人。海明威倾向于通过逃避来解决婚姻中的问题，他一辈子结过四次婚。然而，尽管泽尔达后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菲茨杰拉德还是坚持与她的婚姻走到了最后。此外，菲茨杰拉德认为海明威与他自己一样，具有心理上的弱点，他写道“他与我一样时常紧张到崩溃，只不过具体表现得不同。他更倾向于躁狂(megalomania)，而我则是更加忧郁愁绪(melancholy)”。当菲茨杰拉德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他又预言正确了。只不过是在1940年，已经落魄潦倒，无人问津的菲茨杰拉德与当时处于世界文坛顶峰的海明威相差太远，没人能够料到此后的海明威正在朝着与1937年之后的菲茨杰拉德的相似的境遇缓缓滑落。海明威的最后岁月，困扰他的正是如同他此前指责菲茨杰拉德一样的是：酒精，精神疾病，和悄悄逝去的自我价值，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已经不能够像以前做得一样好了。 

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不散的筵席》中，关于菲茨杰拉德的那一章，扉页上有这么一段话： 

“他的才华是那么的自然，就如同蝴蝶翅膀上的颗粒排列的格局一样。最初，他并不比蝴蝶了解自己的翅膀那样更多的注意到自己的才华，他也不知道自从何时这些被洗刷掉和破坏。直到后来，他开始注意到了他破损了的翅膀和翅膀的结构，他开始明白不可能再次起飞了，因为对于飞行的热爱已经消逝，他唯一能够回忆起的是，当初在天空中的翱翔是多么的轻而易举啊。” 

当海明威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或许也正在描写他自己吧。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