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司令员带领我们电台和少数几个参谋人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到位于闻喜县和夏县交界处的前方指挥所。一见到刘忠参谋长，就风趣地朝他连连作揖：“哎呀，好，打得好啊！”
大约是在9月23日，我们电台收到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歼灭第一旅”的电令。陈司令员接电后当即指示，快速传达到所有作战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陈司令员指挥打仗的特点，向来是战场上哪里紧要，他就带上通信设备如报话机、电话出现在哪里，遇到情况紧急时，他就直接同团、甚至营的指挥员讲话。
有一次，监听到敌总指挥在骂黄正诚是草包，连个小山头都拿不下来后，他就直接给我29团吴效闵说：“效闵同志，你知道吧，董剑骂黄正诚是草包，连个小山头都拿不下来，他这个大草包要亲自出马了。你们团立即插到临汾——陈堰公路上去，活捉董剑，动作要快。”并在电话里一再嘱咐：“攻击陈堰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村中，特别要防止发生误会。”还一再强调，要活捉黄正诚。
这次仗打得非常艰苦。如10旅向敌发起总攻，歼灭敌军王亚武部时，我部队攻入院内，用刺刀、手榴弹与敌近战，打得异常激烈。战士们英勇无比，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往前打；有的班手榴弹打光了，就冒着生命危险，把敌方甩过来的手榴弹，快速拣起来再甩过去。这种情况在内战时期也曾有过，战士们幽默地比喻为“托排球”。
陈司令员接连几天几夜一直在作战室的报话机监听室。
就在我20团攻入黄正诚躲藏的一座高墙大院内，把院子打得硝烟弥漫时，敌指挥官罗列还像招魂一样，在报话机中连续不断地呼叫黄正诚，而此时，黄的电台已经没有任何声息了。
临浮战役示意图
这时，陈司令员看了电台一眼，幽默地说：“别叫了，他已经在我20团手里了，过两天我叫他来。”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临浮战役以歼灭敌27旅、167旅，敌主力第一旅遭受重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此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俘敌2500余人，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少将副旅长兼参谋长戴涛，少将参谋主任顾铁，第一团少将团长刘玉树等。
摆在黄正诚旅部门口附近的四门美式山炮，竟然一炮未发就被我军缴获。我们问俘虏：“你们有炮为啥不打呀？”俘虏说：“你们一下子就包围上来了，还怎么打！”我们听后都哄堂大笑起来。
战斗结束后，10旅旅长周希汉带着黄正诚来到纵队指挥所。陈司令员已经是三天两夜没有睡了，却还毫无倦意，一见黄正诚就问：“你是黄正诚？”黄先是低头不语，之后抬起头来畏怯地望着陈赓：“你是？”陈赓爽朗地答道：“我是陈赓，你们胡先生在黄埔跟我同期。”黄正诚连连点头说：“久仰，久仰……”
陈赓又问：“你们本来是想消灭我们，现在被消灭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不知对此作何感想？”黄正诚带着非常丧气的神态说：“自从进入你们的地区后，我军就像瞎子一样，不了解贵军情况。贵军对我军的行动却了解得很清楚，又善近战。你们打仗不按规矩，我们火力还未展开，就遭到贵军的攻击……”
陈赓没等黄正诚讲完就打断他说：“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气？”黄正诚说：“我的部队还没有摆开，就被歼灭，不能说明贵军高明。”陈赓很严肃地驳斥道：“我就是不许你将部队展开！”
黄正诚听到这句声色俱厉的话，望着陈赓，慌忙低下头去。陈赓接着说：“你们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得人心的。你们的装备再好、火力再强，也一定要失败……”黄正诚卑愧地坐在一旁，再也没吭声。
随后，陈赓转变话题，询问了有关蒋军内部的一些情况，并说明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后，叫人将他带走。
此次战役缴获的武器弹药很多。以往，我们机关干部在每次胜仗后，总想换支好点的短枪或好马。以前我有一支“勃朗宁”手枪，是德国制造。上次打阎锡山伪军时，缴了不少手提式机枪，我就跑去找陈司令员说：“给我一支手提式。”他说：“好，给你一支‘斯登’式，我写个条子去供给部取。”
供给部赵炳润部长我们很熟悉。去后，赵部长说：“你自己到库房拿吧。”“斯登式”是美国造的，一响25发，我一下拿了100发子弹。
上党战役打老爷山时，战斗打得很激烈，我老想着上山去看看热闹。有天晚上我不值班，就同黄克一块儿，跑到阵地去看热闹，不巧正碰到陈司令员，好把我们俩训了一顿说：“你们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向王诤同志交待，无线通信谁来抓呀！以后未经我同意，你们决不许随便跑到前沿阵地上去！”
陈司令员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着想。那时，首长把我们无线电报务人员当成宝贝，称为“技术人员”（王诤同志是军委三局长，电台报务人员尤其是队长，属于他直接调动）。
“斯登”手提枪的优点是子弹多，连发不易出毛病，射程也远，可达200米；但最大缺点是没有保险，容易走火，枪身也比较重，大约有六七斤。有次夜行军上山时，驮器材的牲口爬得慢，通信员就用枪托在骡子屁股上一捅，谁知，25发子弹“嘟儿”一下，全射了出去，幸好没有伤到人。从此，我就不要了，把它交还供给部枪械处。
这次消灭黄正诚的部队，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其中有种美国新出的“卡宾”枪，此枪特点是短小轻便，准确率100%，大约只有三四斤重，可打25发子弹，式样很好看。
那时，团以上首长的警卫员每人都有一支。我也很想要一支，但经常找司令员换枪，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去11旅找李成芳旅长。李旅长1934年时在红31军93师279团二营当过政治委员，我们很熟悉。
我说：“旅长，给我一支‘卡宾’枪行么？”李说：“行，你去供给处自己选吧！”我就去选了一支，并取了150发子弹。后来，这支枪一直跟随着我，直到1950年到地方工作后，按规定不准配带枪支，除一支“勃朗宁”外，一支“卡宾”枪和20响的驳壳枪，全都交到当时的重庆市公安部门了。
此次临浮战役中，我们还缴获了敌话机四台，电台五部，有线电话机100多部。
1946年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向太岳纵队致敬》为题发表社论说：“这次胜利的三大原因，第一是我部与当地人民有血肉不可分的亲密关系；第二是太岳纵队指战员的沉着坚定、英勇善战；第三是陈赓和王新亭将军指挥有方，机动作战，不斤斤计较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专心致志于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善于出敌不意击敌无备。”
毛泽东同志1946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解放战争头三个月，我军歼灭国民党军队共计25个旅，除开胡宗南两个旅，都是陈赓指挥所属部队歼灭的。阎锡山的4个旅（师）中3个旅（师）是陈赓部队歼灭的”
正当陈司令员率太岳纵队进军晋西南地区前，收到中央这份电报，全军上下都非常高兴。陈司令员立即将这份电报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他心情激动地说：“在歼灭敌军第二个25个旅的作战中，我们要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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