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简史

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提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呈线性增长的规律，这是早期对于人类社会不能无限制发展的觉醒。随着人类迁徙及技术进步，地球的承载能力已经被重新界定。但现在普遍认同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无法维持下去，如果人口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那么整个社会都可能崩溃。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采取独生子女政策正反映出这种忧虑。尽管中国的这项政策饱受批评，但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保证了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保持两位数的平均增长率。虽然最佳人口政策的正确判断与有效执行都绝非易事，但所有政府如今都密切关注其辖区内土地和社会基础设施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并采取积极行动确保人口不突破极限。

人们很晚才认识到人类和环境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保护我们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环境保护需求也缓慢萌发。剧毒农药的广泛使用和一本卓有影响力的著作的面世促使人类认真严肃地反思我们对环境产生着何种影响。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中描绘了DDT等农药对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并有力证明了这种危害并不限于施用这些农药的地区。她提出无限制地使用农药会导致动物乃至人类的伤亡。如果不加以控制，以后等春天到来的时候就听不到任何鸟儿的歌唱了（如该书标题所言）。有人批评她的分析没有平衡风险和收益，因为使用DDT可以杀死受感染的蚊子，是防治疟疾的最有效途径。但这本书还是很快成为非小说类畅销书，并启迪好几代环保人士，促成环境友好组织的建立（包括1970年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世界上第一个这种类型的机构）。

环境运动在近几年逐渐兴起，人类社会终于意识到环境不能与人口分割开来，两者都应在经济发展大环境下进行考察。环境、人口和经济问题并不独立，必须同时纳入考虑。上述认识推动了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的成立。在该委员会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又称为《布伦特兰报告》，以委员会会长名字命名）的报告中，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官方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模式。”此定义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金标准”并被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采用。其历史性贡献在于超越了1987年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自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提出以来，理论框架并没有明显的更改。1987年的定义在2013年仍然是金标准。从此之后，各级政府都进行了各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尝试和实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178个国家通过了包括《21世纪议程》（Agenda 21）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涵盖可持续发展的所有要素：社会、经济和环境。但这个行动计划没有约束力，无法有效执行。10年之后，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重申了《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也被认为是国际、国内和地区层面各个机构的共同主题。2012年，也就是地球首脑会议20年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召开（RIO＋20），目的在于重新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评估《21世纪议程》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共识的执行情况，并为新的挑战商议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