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分析

一、研究问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并非外在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观察意识形态本身。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附着于各种载体，并在这些载体的运行之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研究意识形态应该从研究意识形态附着的载体开始，通过对这些载体的内容、特征、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分析，探讨意识形态的深层作用机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研究的测量对象应该是各种意识形态载体，即各种意识形态象征形式，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6]。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阿尔都塞发展了马克思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先将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区别开来，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目标，阶级斗争的胜利导致旧的国家政权消亡，新的国家政权建立，而国家机器是长期存在的，不管旧政权，还是新政权，都必须依靠国家机器维持自己的统治。广义的国家机器包括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即狭义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暴力发挥功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主要包括宗教的AIE、教育的AIE、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工会AIE、传播AIE(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7]。从社会学角度看，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整合。孔德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进步要依靠道德教化^[8]，而道德教化是实现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途径之一。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且社会事实不能从个人心理层面去理解，应该从个人之外的集体层面去认识。“神话、民间传说、各种宗教观念、道德信仰等，反映着不同于个人的实在的另一种实在。”^[9]迪尔凯姆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宗教现象的深入研究，意在揭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10]。韦伯反对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作为外在物研究的立场，主张用理解的方法研究社会行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反对仅从物质生产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要并不在于追求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量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11]在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动力。

经典社会学家对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早有认识，并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论述。人类社会进入大众传播社会后，大众传播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现象的性质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大众传播工具，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传播AIE”，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媒介。正如汤普森(John B．Thompson)所指出的:“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能成为大众现象，也就是，能影响多样而分散的背景下大量人的现象。”^[12]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由统治阶级主导，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各种出版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甚至统治阶级的政治支持，以强化其社会整合作用。因此，研究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运作，以大众传播作为切入口可谓提纲挈领。

本书的研究的测量对象属于传播AIE，是1949—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大众传播社会，大众传媒日益成为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闻评论与消息、通讯、特写等其他报刊文体相比，具有更为明确的导向性。在中国，社论是最高规格的报刊评论体裁。社论直接代表报刊编辑部发言，同时代表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意见，重要社论发表前要经上级领导部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不仅直接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还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方针和政策。《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往往要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审阅，有些重要社论甚至须经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政策性和指导性，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因此，以《人民日报》社论作为测量对象，研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是恰当有效的。

本书的研究问题是1949—2008年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建构。由于意识形态是附着于各种载体呈现的，所以本研究将同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测量对象，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机制与变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发展的新方向。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反映。通过分析《人民日报》社论的发展历程，追溯《人民日报》社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民日报》社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

(2)《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通过对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分布特征的研究，并结合对相关社论文本的研读与对比，探讨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个案的分析与对比，归纳总结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方式。

(3)《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将1948—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分为“建国初期”、“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与“深化改革”4个时期，先分析《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变迁趋势，然后就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类和外交类社论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专题分析，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动因。

二、选题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1949年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中采用苏联模式。这种苏联模式源于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划分与对立。斯大林将这一模式发展完善，他进一步强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开展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苏联模式是单一意识形态运作模式，要求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控制，以保证意识形态运作的效果。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严格控制社会资源并有完全的支配权，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虽经“文革”而备受质疑，但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间的平均主义状态，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呈现明显的阶层差别。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趋势，之前苏联模式下一元化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已日渐难以进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运作模式应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这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讨论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离不开国家政体这个大背景。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转型国家，只有通过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政党所建立的“强政府”，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是一个政治“强人”高度集权，在经济上追求高增长目标以及经济秩序的规范化;在社会上强调稳定，反对动员民众和民众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宪政体制下活动，不搞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13]。目前中国转型期的政治体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与威权主义相符，在政治层面上明显不符。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因此，在“新威权主义”格局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既要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元领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免受质疑与伤害，又要兼顾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本书意在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历程，总结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与建构的方法，结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建构的最新趋势，提出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可能的方向。

从现实层面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世俗生活为导向，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人们对传统体制下以信仰追求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日渐淡漠。在传统体制下，“意识形态是精英们操纵的一种关键性杠杆，用以实现政治动员和最大可能的对群众的控制。”^[1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信仰追求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了很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能力，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政治思潮纷至沓来。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开始变得宽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其他政治议题基本都可以自由讨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明显。这种多元化趋势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受到挑战，可能造成社会的“碎片化”，这是主政者不愿看到的。如何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格局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中国是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放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不可避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这些国家的渗透有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将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重要对外战略。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下，诉诸武力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行的选择，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全球化趋势，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复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模式，里应外合，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不断渗透与交融，闭关锁国已无可能，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可避免。国内意识形态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国内外情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既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为我所用，又能有效防范和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是当前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带来了新问题。正如汤普森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15]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运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传媒技术发展，特别是WEB 2．0和3G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使公众兼具信息接受者和发布者的双重身份，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受关系，原有的“议程设置”、“把关”等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已难奏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具有网络化、全球化、社会化和个体化等特征，而且传播平台开放，是一种跨国界的全球化信息传播方式。以新媒体为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运作不能仅限于通过防火墙等技术手段一味封堵，因为从技术角度讲，基于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渗透是不可能完全被封堵住的，应该选择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如何善加利用新媒体技术，继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来自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挑战，也是本书研究的关切点。

三、研究思路

国内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等学科领域，历年来研究成果积累较多。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的“显学”，但研究的重点在于实际应用层面的对策性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开始，国内学者从意识形态层面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应对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全球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历史课题，许多学者从理论、内容、功能等方面论述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趋向，并提出诸多应用性对策。纵观国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数研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出发点，研究成果单一化和同质化比较明显。国内学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往往有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主流意识形态有被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或者有可能因为互联网、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失去主导作用。在这样的预设前提下，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提供相应的对策，来稳固或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做这方面的对策性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大多以此为出发点，得到大量雷同的研究成果，不仅造成大量的浪费，而且将此领域的研究限制在了应用研究的狭窄范围，限制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更为理论化的思考。在研究方法上，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以判断性研究为主，经验型研究比较缺乏。判断性研究主观性较强，往往需要通过经验性研究加以验证，否则由判断性研究得出的对策建议可能只是空中楼阁。

本书摒弃只在应用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对策性研究的单一研究方式，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本源，从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理论视角寻找研究的突破口。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问题，阿尔都塞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非单纯的复制，并非简单的再生产，甚至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其自身功能确定下来的既有机构的自动的、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它毋宁是一种斗争，争取让早先的、散碎而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在一个整体中统一并复兴起来——而这个整体恰恰是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形式和新意识形态趋向的阶级斗争才得来的。”^[16]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不是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先前主流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趋向整合的结果，而且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整合将是一场永无完结的斗争，总是在不断地开始和结束。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命题，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局限于某时某地，应该拉长历史时段，从它历史性的变迁中寻找现今问题的答案。本书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1949—2008年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和建构上，意在厘清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内容、过程，及其背后动力机制，总结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时机和方法。这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诸问题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应用性研究立论难免肤浅，对策建议的可行性往往值得商榷。

本书不采用判断性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和观念史研究方法。要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定量研究，必须选择一个切入点。本书选择的切入点是1949—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研究的时点从1949年起，到2008年正好是建国60周年，故将这60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一直掌握国家政权，并创建了一套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虽然不能代表这套机器的全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人民日报》社论在国内外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言，传达中共中央的态度和意见，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突出，而且主题覆盖主流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在各个历史时段的数量分布比较均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比较充分。《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些特点给定量研究提供了便利。因此，选择《人民日报》社论作为研究对象完全符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和需要。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切入点，分析1949—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建构情况，从而推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变迁与建构趋势。这是本研究立论的基本逻辑。对《人民日报》社论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不仅要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各个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呈现的特点、主流意识形态各个不同领域的变迁趋势等，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当时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只有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充分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预估。另一方面，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讨论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从微观角度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和诸多细节，并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法进行重点研究，因为这些建构方法是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核心内容。本书通过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切入口，从宏观角度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从微观角度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而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框架，然后借助这个框架，分析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和建构得失，思考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