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强记的陈花魁

博学强记的陈花魁

陈花魁[1]（1910-1994），苍南县陈家堡人，永嘉昆剧团生角演员。14岁入“新紫云”乱弹学馆学戏，初习花脸，后进“新同福”班，改习小生，并拜李岩德为师。之后又兼攻正生，1951年进入“巨轮”昆剧团，直至去世。

陈花魁

在永嘉昆剧团，陈花魁是全团公认记性最好的人，对历史上曾经演出的传统剧目，不论何种角色，其扮相、唱腔、曲牌、宾白均能完整记忆，倒背如流。而且，他也是能够运用永昆特色音乐“九搭头”进行打谱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的戏路较宽，能适应各种不同行当与多种角色。所演剧目如《金印记·背剑》、《长生殿·哭像、骂贼》、《荆钗记·拷婢》等均深见功力。尤其是《连环记·议剑》中的套曲［武陵花］、［锦缠道］、［端正好］、［滚绣球］等曲的演唱为他人所不及。还有一些濒临失传的剧目如《金印记·投井》，说的是苏秦落第归来，妻子对他不理不睬，他气急败坏要去投井，被叔父从背后一把拽住。本剧的特色是把悲剧当作喜剧来演，1980年，剧团整理传统剧目时，此剧已无人能演，亏了他的记忆，总算能够顺利演出。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开来录像车为永昆传统剧目录像，永昆除《见娘》之外的典型剧目就是当年杨永棠演的《绣襦记·当巾》，杨永棠去世后，此剧遂成广陵散。不料陈花魁自告奋勇，他与缪立周合演的《当巾》，虽说与杨永棠所演有差距，但毕竟为永昆保留了重要的历史资料。1990年，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永嘉昆剧分卷》的编辑过程中，陈花魁也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许多失传多年的永昆曲牌都由他口中吐出，为永昆音乐的保存立下汗马功劳。

《当巾》，陈花魁饰郑元和(www.guayunfan.com)然而，作为一个演员，陈花魁不是没有缺陷，这种缺陷是先天的，不管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弥补。这就是业内人所说的“哮声”，北方人称之谓“左嗓子”，不管多高的调门都能唱上去，但却阴阳不分，唱老生还能蒙混，唱小生如果子母嗓并用，他就无能为力了。永昆录制的《当巾》，唯一的不足就是小生郑元和只有一种声调。

陈花魁家住温州市区山前街，上世纪80年代中，永嘉昆剧团遭遇危机，演出停顿，职工工资虽属国家拨款，但仍难保证。他属于退休人员，每月五六十元连个人生活都捉襟见肘，遑论养家糊口？但陈花魁似乎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他在山前街的小庙前摆了一个小摊子，靠替人算命拔牌、拆字择日收几个小钱来贴补家用。

陈花魁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他比较完整地回忆起南戏《洗马桥》在永昆的演出情况。

下面的一条资料可以确证《洗马桥》确曾在温州上演。

下午携诸孙赴夏祠看戏，正本演：柳文龙随王昭君和番，其家父母与妻独居，有青田人宋卓者，观柳妻艳，时常赠恤其家，并访知柳之义仆永宁携金归，即嘱某旅店主人以酒醉仆，用绳勒死，造一假书谎报其家。云柳已死于番邦。柳父母念宋义媳寡，劝其改嫁，妻矢志保节，将投水自尽，幸柳已从外邦归，寓宿古庙，得亡仆托梦，始悉其故。寻归，得以夫妇完聚，然距离家已十六年。盖柳与仆均系昔温之永嘉人，柳感其义，请旌表为邑神，今尚有永宁庙与永宁巷。事之有无不可知，而流俗相传，演成曲本，亦一奇也。[2]

《杜隐园观剧记》的记述与已知的南戏《刘文龙菱花镜》故事基本相符。柳文龙即刘文龙，宋卓即宋忠，观剧者从演员自报家门的台词中获知剧中人姓名，故此种因音讹而造成的异同可以略而不计。《日记》没有说明演出此剧是哪个剧种，按，温州地方戏曲有四个剧种：高腔、昆腔（即今之永昆）、乱弹、和调。高腔已于民国十四年（1925）消亡；温州乱弹来自秦腔，在所有的梆子剧目中都找不到与刘文龙故事相关的戏；和调虽曾改编演出此剧，时间是在1956年，故杜隐园主人张震轩所观之剧最大的可能是昆班。温州昆剧历史较悠久，从其剧目组成来看，本剧有可能与《对金牌》之类的剧目时代相近。

南戏刘文龙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相当广泛，大抵流行在皖、湘、浙、赣、闽、广等省。《永乐大典》卷13937戏文9收录南戏《刘文龙》；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刘文龙菱花镜》一目；高奕《新传奇品》、姚梅伯《今乐考证》等多种曲录书目都著录此剧，简名《菱花》；清张大复《寒山堂曲谱》收有《萧素贞祭坟重会姻缘记》一目，题“雍熙乐府第一种，史敬德、马致远合著，又名《刘文龙传》”，京剧剧目《小上坟》可能就是此剧遗响；小说史家谭正璧先生发现的清初刻本《说唱刘文龙菱花镜》4卷，故事细节较丰富，其中也有祭坟情节。钱南扬先生从清初人钮少雅、徐于室合编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辑得残曲21支，并对此剧进行全面考证；福建梨园戏《刘文良》虽只有6出，但已囊括了整个故事；福建莆仙戏也保留了半部《刘文龙》剧目；广西壮族也有刘文龙故事流传；更令人叫绝的是，据王兆乾调查，在池州近郊30多个农村的傩戏中都有不同版本的《刘文龙》剧目，经他搜集的清人抄本就有十余种。此外，赣剧、湘剧也有此剧。

1975年，广东潮州出土了明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更引起广泛注目，对刘文龙故事的研究也随之升温。研究文章大抵集中在对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的语言、曲牌等方面作出自己的诠释。

《洗马桥》剧本虽无下落，但温州民间说唱形式如龙船、道情、鼓词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还在演唱。1980年，温州和剧团由杨志雄整理剧本，再次演出于工人文化宫。由于此剧的人物与故事都有本地实际存在的地名为依托，故可以推想，南戏剧本与各种曲艺唱本的故事情节决不会相去太远。下面就是陈花魁先生所述昆剧《洗马桥》的故事情节：

家住温州大同坊的刘伯勋之子刘文龙文武双全，在元宵节观灯时，路遇家住百里坊厢巷的萧淑英被恶少宋钟拦路调戏，刘文龙与仆永宁为其解围，并护送萧淑英回家。萧父见文龙一表人才，即将女许配文龙。婚后三日，文龙奉父母之命进京赴考，萧淑英赠以菱花镜半面、凤头鞋一支、金钗一枚以为他日之验。二人在洗马桥头洒泪相别。刘赴考得中状元，曹丞相欲招赘为婿，文龙不从。匈奴与汉和亲，文龙奉旨送昭君出塞。临行前刘修书并黄金百两，命仆永宁归报父母妻房。宋钟得悉永宁在青田上船回温州，命饭店老儿吉公将永宁诓至店中，用毒药将永宁鸩死，劫去书信黄金，并摹仿信中笔迹，暗示萧淑英改嫁宋钟，萧坚持不愿。文龙出塞后被匈奴单于扣留，招为驸马。16年后，文龙思家心切，向公主吐露真情，公主深明大义，将其放行，送他一匹大宛千里马，并亲自送出荒漠。刘伯勋亡故后刘家一贫如洗，生计极为艰难。宋钟系西门郭公山下富商，世代做木排生意，家财巨万。为追求萧淑英，屡次上刘家送柴送米，奉刘母如同己母。刘母为宋钟虔诚所动，自觉对其16年送柴送米之恩难以回报，即劝淑英改嫁宋钟，并以死相逼。淑英无奈只得应承，但要求出门之日缟衣素服于洗马桥头生祭文龙。文龙回家心切，星夜兼程，船抵青田时，夜宿旅店中，永宁亡魂向文龙托梦，备述自己被宋钟陷害经过，并言刘母逼迫萧淑英改嫁，淑英将在洗马桥投河自尽等言。文龙梦醒后惊出一身冷汗，当即雇小舟直奔洗马桥，适逢萧淑英在洗马桥头哭祭文龙，夫妻相逢但不敢相认，文龙出示当年离家时淑英赠送的三件信物，夫妻母子始得团圆。宋钟16年送柴送米，竟买不来一个女人的心，自觉无颜于人世，自投瓯江而死。地人感其一片痴情，在西门郭公山下建“宋钟亭”以为纪念。文龙官至四川节度使，感义仆永宁托梦之恩，使其夫妻相会，请旨给予旌表，恩准在双门建庙配享。

上述故事梗概与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梨园戏《刘文良》、池州姚村傩戏光绪抄本《刘文龙》[3]等多种刘文龙故事的框架相吻合，个别细节虽有出入，但总体结构相同。温州刘文龙故事的最大特点，便是有具体的地名为依托，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如：

大同巷

刘文龙居住的大同坊：现名大同巷，府前街东面的一条巷，南北走向，南起五马街，北止于鼓楼街，与府前街平行，北侧巷口即洗马桥，此巷至今犹在。

永宁巷

萧淑英居住的厢巷：又名古厢巷，在百里坊南侧，曲折呈90度直角，从百里坊进入，拐至西面出口到信河街。

洗马桥：在大同巷与鼓楼街、府前街的接口处，用花岗岩条石砌成。桥虽不大，但设有埠头，从此处下船可通瓯江。此桥的来历，光绪《永嘉县志》卷15有一段记载：“陈龟年字永昌，登淳熙第。庆元丁巳（1197）迁奉训大夫司经局太子洗马……尝于州治东建石桥以济民，民颂德不止，遂以‘洗马’名桥。”此桥于上世纪50年代道路改造时拆毁。

宋钟亭：地在西门郭公山下江边，晚清或民国初毁于台风。在温州历史上，西门郭公山下一带向为木材集散市场，来自青田、景宁等地木排，都在附近码头卸货。温州几种较老的地图上都曾标出此亭的位置。

永宁殿与永宁巷：永宁巷在双门北大街（解放北路）东面，东西走向，巷口紧靠北大街，座北朝南建有永宁殿。此庙史志稗乘失之记载，传说中系刘文龙之仆永宁，地人称其为“永宁爷”。

华夏民族是一个很会怀旧的民族，在儒家文化氛围中，历史上被立庙祭祀或纪念的人物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人民景仰的英雄，如岳庙、关帝庙、文天祥祠等；二是文化名人，如杜甫草堂、白（居易）公祠、苏东坡祠堂等；第三种则来源于神话与信仰，如大圣庙、哪吒庙、太阴宫（陈十四娘娘宫与妈祖庙）等。凡此种种，大都符合儒家道德精神。似乎没有见过什么地方为戏剧中或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立庙或营建纪念性的建筑。在刘文龙故事中，义仆永宁因其向刘文龙托梦，文龙得以在萧淑英投水之前赶到洗马桥，终使夫妻团圆，符合“忠义”二字，为其立庙配享诚属理所当然。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宋钟却算不上正面人物，民众耗资建造一个亭子来纪念一个仅仅是戏剧或民间传说中的反面人物，便令人匪夷所思。很难想像，假如河南邓州或山东济南发生的故事，又怎么会在温州为他们建造纪念性的建筑物？从这一角度看，最大的可能是刘文龙故事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无法准确推测永昆剧目《洗马桥》形成的年代，更无法勾稽从南戏《刘文龙》到永昆《洗马桥》之间流变的轨迹，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1]　温州方言“花”与“方”发音相似，所以有的文章中写“陈方魁”。艺人之家保存的1953年巨轮昆剧团的花名册与永嘉昆剧团的工资册上都作“陈花魁”。

[2]　见《杜隐园观剧记》，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九月三十日，张震轩原著，沈不沉辑注，香港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　王兆乾：《南戏〈刘文龙〉的演变及其遗存》，《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