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科停罢之原因

为什么唐代秀才科至永徽二年后会停罢？其原因大要有四：

首先，唐代秀才科的地位不仅高于明经进士诸科，而且比隋代秀才科更为贵重，几乎高不可攀。隋代秀才已为贡举科目之最。开皇十五年，海内唯杜正玄一人应秀才举，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后故意刁难，自出各种文体题目，正玄考试及时便了，杨素方大惊曰：“诚好秀才！”^[20]然而隋代秀才出身品阶并不高，张荣芳先生难能可贵地考出隋代十二位秀才的姓名和大概情况，发现其起家官多从九品开始。而唐代科举叙阶之法：“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已下递降一等，至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降一等。”^[21]唐代秀才出身叙阶在八品正从上下之间，比隋代还高，可见其贵重难得。由于唐代秀才科地位崇高，因而主司和举子皆重难其事。《文苑英华》卷五一四载《乡贡进士判》题云：“乡举（一作贡）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对曰：“周云进士，汉曰秀才，在今日之区分，非曩时之名数。文艺小善，进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权寅献对曰：“进士以铺翰振藻，见举于乡闾，文丽笔精，允光于省闼。才虽称，片玉无状。须依一名，出敬梓之乡；但论进士，入握兰之署。旋求茂才，名异奏名；事便迂僻，诉非诉礼。义甚乖，瞻乎不已之词，何哉无状之谬？请依乡举，谓充公途。”其他三道阙名所对判文也皆认为应循名责实，考功不应听其改试。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秀才科实在有点高不可攀。

其次，由于秀才科地位崇高，因而要求也较为严格，以致“取人稍峻”，举人多敬而远之。如任敬臣年十六时，“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又三岁卒业，举孝廉”^[22]。唐代秀才科试方略策五条，要求“文理俱高”^[23]其考试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北齐天保八年，李德林举秀才，射策五条，考皆为上^[24]。隋代杨素复试杜正玄，要他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苏威复试杜正藏，要他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各种文体皆备，实属不易。唐代秀才可能也有复试赋论。代宗时，扬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所拟《举人条例》云：“其有学兼经史、达于政体、策略深致，其词典雅者，谓之秀才。举经通四经，或三礼，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当其目。其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二十节，仍与之谈论，以究其能。”^[25]赵匡的提议虽未实行，但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设想的秀才策试，包括了经、史、时务方面的内容。前引《封氏闻见记》卷三云：“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说明秀才科所试方略策并非轻而易举，一般举人皆不敢就试，而导致秀才科浸废。

再次，因“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唐代法律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26]以前一些论者认为贡举非其人要惩罚州长，然而仅对秀才科而不对明经、进士科，是由于秀才科荐人每按门第资望，致使举人多非其实，因而用强制手段加以限制；张荣芳先生则认为“举而不第，坐共州长”不足为证，实际上并无实行，否则姚发“举秀才”十次不第，必连坐十个刺史，殊难相信。其实，《通典》所言“举而不第，坐其州长”是可信的，前已辨明，姚发“举秀才，十上不合”乃应进士举。至于科举考试，有不第者是常事，为何“坐其州长”不会波及明经、进士科？这要从秀才科与明经、进士科的标准和要求的不同去分析。按《唐六典》卷三十《三府、都督、都护、州县官吏》云：“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通达律令者为明法。”显然，秀才不仅要求有才学，而且在德行方面也要无所缺失，而明经与进士则主要有才学便可。《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条下注云：“非其人，谓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若试而不第，减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疏议曰：“若使名实乖违，即是不如举状，纵使试得及第，亦退而获罪。如其德行无亏，唯试策不及第，减乖僻者罪二等……试五得三，试十得六之类，所贡官人，皆得免罪。”这就是说，“贡举非其人”主要是指举人德行方面有所缺失，而才识方面考试不及格，所贡官人受处罚的程度会轻得多。唐代秀才科比起明经、进士来，更带有乡举里选的流风遗韵，因而对德行方面的要求就严格得多。且诸州每岁贡秀才人数很少，若贡一人而不第，则等于五分之五不第，不像举人较多的明经、进士科还有五分之三及第者不坐州长之可能。所以，在唐初，贡秀才失人，州长连坐的概率比贡明经、进士大许多。

复次，进士科的崛起，使人们趋之若鹜，秀才科因之冷落。《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云：“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这句话一方面说明秀才科于永徽前后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举子竞集于进士科的情形。加试杂文后的进士，与原先试策且重文才的秀才确有共通之处。《北史·马敬德传》载：马敬德少好儒术，“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诸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秀才大体重文，进士则一脉相承。因此，唐长孺先生认为，唐代进士、明经两项科目，从形式上来看和过去的孝廉、秀才有继承关系，“从考试内容上说，进士只是秀才的替身”^[27]。关于进士科的崛起影响秀才科的停废这点原因，前人已有所论列，本文不再详加申述。

总之，由于多方面原因，秀才科自贞观后逐渐废绝，至永徽二年以后，已无一秀才及第者，秀才科名存实亡。开元二十四年，复举秀才，然应者多落之，至天宝初，正式明令停罢秀才科。唐后期，原先的“秀才合为进士一科”，为进士科所兼并取代，进士通称为秀才，名异而实同，“秀才”成为进士的别称和美称，因而唐人诗文多用之。今人只要明了唐代秀才名目的演变，唐代秀才科的存废问题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28]。

【注释】

[1]载《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1936年。

[2]《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1年3月。

[3]《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

[4]《曲江集》卷一二《徐文公神道碑》；《新唐书》卷一九九《徐齐聃传》附《徐坚传》作“举秀才及第，为汾州参军事”。

[5]《文苑英华》卷七○二顾况：《信州刺史刘府君集序》。

[6]《毗陵集》卷一一《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

[7]《金石萃编》卷一○四陈京：《大唐同州澄县令郑公德政碑》。

[8]《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

[9]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八《新书好用韩柳文》。

[10]《全唐文》卷四二○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

[11]《唐会要》卷七五《帖经条例》。

[12]《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

[13]殷成式《支诺皋》载：太和初，“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

[14]仅见《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载：大历六年四月，唐代宗“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等四科举人”。按《登科记考》卷十，此年茂才异等科有陈润登科。

[15]《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冯伉传》。

[16]《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李栖筠传》；《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略同。

[17]《唐会要》卷七六《孝廉举》。

[18]这一“犹”字，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关键字眼，设若刘并非唐代《登科记》中载明的最后一名秀才，王应麟是决不会使用这一个“犹”字的。

[19]《登科记考》凡例。

[20]《北史》卷二六《杜正玄传》。

[21]《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唐会要》卷八一《阶》。

[22]《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任敬臣传》。

[23]《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24]《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5]《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

[26]《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贡举非其人》。

[27]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28]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后来，余子侠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了《唐代秀才科考论》一文，又一次提出秀才科存在的时间不止于永徽二年的说法，认为前人所谓永徽二年后停绝秀才科，不是绝于科试考场，而是绝于时人记录，至代宗大历时秀才科仍在施行。于是，刘海峰再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认为由于有关唐代秀才科和秀才名目的历史记载纷繁错杂，不将此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有唐一代的一些相关文献和许多诗文便殊不可解。经过详辨，认为唐代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的论断可以最后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