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人间训

卷十八　人间训
——处世哲学：敬小慎微

〔题解〕人间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几也，故曰“人间”。

〔要略〕《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1），标举终始之坛也^（2），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3），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一〕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4）。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5）；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6）。发一端，散无竟^（7），周八极，总一管^（8），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9），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动知所由^（10），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11），错之后而不轩^（12），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13）。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14），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15）。《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16）。”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17）。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18），虽有扁鹊、俞跗之巧^（19），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20）。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21），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22），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23）。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24），是故不可不慎也。

〔二〕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三〕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25），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26），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

〔四〕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27）。或有功而见疑^（28），或有罪而益信。

〔五〕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

〔六〕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29），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30）。

〔七〕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

〔八〕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

〔九〕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31）：“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32）。”

〔十〕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

〔十一〕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33）。

〔十二〕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

〔十三〕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

〔十四〕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34）。计福勿及，虑祸过之^（35）；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36），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37），一墣之所能塞也^（38）。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39），水决九江而渐荆州^（40），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41）。

〔十五〕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

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42），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十六〕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

〔十七〕或争利而反强之^（43），或听从而反止之。

〔十八〕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44），或解构妄言而反当^（45）。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46）。

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十九〕物类之相摩^（47），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48）。

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49），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50）。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51），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

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鉴赏】　作者似乎感到社会险恶、世事难料，所以专门著《人间训》一卷，以观人之祸福利害之变，察事物存亡得失之迹，析变化细微阴隐之处，目的是想使人明白诸如祸福、得失、利害、存亡等均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便使人能在这谗贼邪毒的社会中仰俯世事、周旋应对，而不至于被中伤击倒，能在这世事难料、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站稳脚跟。因此，本卷可以视作《淮南子》的处世哲学。

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作者首先提出要知人、知事。只有“知人之性”，才能“自养不悖”；“知事之制”，才能“举措不惑”，而不至于被万恶的社会所吞噬。而这“人”与“事”相比，作者更看重人自身；因为在作者看来，纷繁复杂的世事中，祸与福的到来，均由人自身引起：“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

那么，怎样才能避祸趋福呢？作者认为这与人的“心”、“术”、“道”相关，或者说掌握这“心”、“术”、“道”是人避祸趋福的根本和关键。首先，要明白这“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的“心”是人之主宰，所谓“使人高贤称誉己者”是“心”的作用，“使人卑下诽谤己者”也是“心”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人就要对这“心体”作清洁，要使它“清净恬愉”，无贪欲，这样“自养不悖”也就可以省却不少祸害。其次，要掌握“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的“术数”，这样一旦琐事杂事纷来沓至时就能用这种“术”使自己避祸而趋福。第三，能秉“道”行事处事，使自己“置之前而不轾，错之后而不轩”，行其所当行，不偏不倚，不至于在多种势力的夹击下左右为难，这样也能免却不少祸害。作者认为掌握这“心”、“术”、“道”三者是人避祸趋福的关键。

其实，“心”、“术”、“道”三者并非是三种并行的处世方法，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因为“心”是人之主宰，所以注意“心”性修养，节制贪欲，依归清净恬愉的本性，是“术”和“道”得以产生的基础。《庄子·人间世》在孔子与颜回关于“心斋”的讨论中对此有十分深入的阐析：当颜回要去卫国辅助卫君治国而向孔子辞行时，孔子问颜回准备以何策帮助昏庸的卫君和混乱的卫国，颜回首先回答了“术”与“道”方面的对策，孔子却以“恶，恶可”对之，认为颜回的回答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进而提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心斋”，认为处于险恶的人间世，首先要把自己心中所沾染的各种邪念私欲打扫干净，否则所谓的“术”与“道”只会沦落为人们逞其私欲的工具。也就说，只有心先清净了，“术”与“道”才能得其正。但另一方面，《人间训》所主张的清净之“心”，并非如后来的某些佛教流派所主张的空无一物；恰恰相反，在《人间训》看来，清净之“心”不但不“空”，而且有着恰当地应对天地万物人间百事之复杂变化的能力，在此，“术”与“道”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心”的功能实质。具体来说，“术”也即“心”的预见力、策略、胆识，以能充分认识纷繁复杂的世事而加以处理；而“道”也即在“术”的基础上知道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后，“心”依其当行之道而行的实践能力。就此而言，“心”、“术”、“道”三者实际上也即在纷繁复杂的人间世当中，能够保持一颗虚静之心、对世间的各种事象体察入微，从而得其当行之正道，知行合一，不为外物所牵引的一种实践智慧。

作者在本卷通过大量人间事象的列举，极力强调了世间祸福得失变化的复杂性，如“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等等。然而，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面对如此复杂的人间事象时，作者并未丧失原则，让我们做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恰恰相反，作者认为只有保持虚静之心，不动声色，冷静贞定，葆有一颗宽广博大的心胸，方能够以静制动、以简驭繁、以正压邪，从而在根本上防止祸患的产生。

正是基于此，作者提出：“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义者，宜也。只有做事得当，合于正，得其宜，方才是处世行事的标准；而功利往往会牵引人过情纵欲，丧失本我，因而不能作为处世的标准。在作者看来，“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没有德性，却不正当地谋得其功名利禄的人，距离祸患也就不远了，这也即是作者所说的“大利而反为害也”。

当然，上述得事之宜的“义”与某些俗儒主张以“仁义”统天下还是有差别的。前者乃是强调人间事象的变动性，主张随时随事而求其宜、得其正；后者则是妄图以一成不变的规则作为行事的守则，并要求人们僵化地执行。所以作者在这里所引的第十八段文字中说道：“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在不当的时机固执僵化地推行仁义，其实恰恰是不得其义（宜），因而便会造成“身死国亡”的大祸。也是因此，“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圣人虽然有高远的志向，但由于在乱世无法推行其仁义之道，所以能够独善其身也就不错了，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只有暂且先存于胸中了。

作者还把上述随时随事而求其宜、得其正的思想主张精辟地概括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所谓“敬”，也即要在内心对于天道正义保持一种诚敬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不为邪念私欲所动摇，才能正其“心”、得其“术”、行其“道”；所谓“慎”，也即对于世间万象要能够体察入微，对有些不好的苗子要百般预防、层层戒备，这样灾患也就不易产生。换言之，人要多些忧患意识，少些盲目乐观；人对“福”不可想的太多、追求过分，而对“祸”的发生则可多作假设以便防备，这样就可以减少灾祸患难的发生。诚如作者所说：“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殊不知最好的救患方法是使祸患无从生起；祸患无从生起，那么也就用不着救患之备时的“留思尽虑”、手忙脚乱和慌慌张张。而且，这种使祸患无从生起的做法远比去阻止业已形成的祸患容易，只是人们都不能够做到“敬小慎微，动不失时”，却往往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牵引罢了。

最后，作者又从“事”的一面强调了事物本身难以识辨，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犯错：“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类现象，主要在于事物间有时候“物类相摩”、“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迷惑人心，使人难以识辨；而其祸根则在于人的狡诈虚伪，善于伪装。因而生活在世间的人就更加要小心谨慎，仔细审视观察周围的一切。同时，作者也借此再次呼吁：“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得其正而行其义，诚于内心而躬身践之，那么我们的人世间也就不会这么混乱昏暗了。

总而言之，本卷以人间的祸福、吉凶、得失、存亡等为中心，一方面说明了人应当敬于天道、慎于人事，节制私欲，行其所当行之道，只有如此才能宁静安定，得其天年；另一方面也提示人们对于世间的险恶要保持一种警惕戒慎的态度，以免遭遇无妄之灾。作者虽然深感社会险恶、世事难料，但仍时时不忘以道义为本，显示了作者去利行义、以正制邪的处世理想。

（刘康德　张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