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恐怖分子》的对话性分析

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1895—1975）强调“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54]在当今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世界里，要保持和谐发展，首先要倡导对话精神。关于“对话性”，巴赫金做了如下的界定——“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巴赫金的对话诗学理论，其锋芒直指现代意识形态中的霸权思维。用巴赫金的对话诗学来解读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所蕴涵的深刻思想内涵。

《恐怖分子》发表于2006年，是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奉为“最崇敬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晚年最重要的小说，是深刻反思“9·11”事件的痛定之作。通过创作《恐怖分子》，作者与当前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展开了广泛对话，回答了“9·11”事件之后，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充分体现了小说对话性特征。具体来讲，《恐怖分子》所具有的典型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作家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对话；小说中主人公内心的对话；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一、作家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对话

“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用专栏作家罗伯特·萨摩森（Robert Samson）的话说，恐怖活动炸毁的不仅是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平静和安全感。诚然，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从未受过外来的攻击和威胁，美国人因他们的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而自豪，而“9·11”事件，严重挫伤了美国人的这种自豪感，他们拥有的安全自信没有了。震惊之余，美国作家们开始认真反思，创作了大批“后9·11”文学作品。如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等。这些作品或描写“9·11”事件对“西方人”造成的创伤，或展示“9·11”之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惧、困惑和绝望。厄普代克在“9·11”五周年纪念之际推出的新作《恐怖分子》，则从一个“东方人”的角度出发，通过描述一个生长在美国的“好学生”、“乖孩子”如何成为“恐怖分子”的过程，就大家广泛讨论、不断被追问的一些敏感话题进行探讨，做出回应。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恨我们？”“谁应该为恐怖事件负责？”“谁或什么促使他们犯罪？”“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真的存在所谓文明冲突吗？”等等，对这些当今美国民众的热点话题，作品通过叙事者的叙事、叙事者与读者的对话、不同身份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人物内心独白等方式给出了答案，处处体现了作品的对话性特征，也表明了作者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所持的对话态度和对话精神。难能可贵的是，在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举入侵伊拉克、美国民众爱国情绪高涨，同仇敌忾一致谴责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的白色恐怖中，厄普代克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将“恐怖分子”——一个年轻的美国穆斯林艾哈迈德作为主人公进行描写。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在声援恐怖分子，而是设身处地地试图去理解这个美国本土青年穆斯林的心理及思维，揭示其成为潜在恐怖分子的过程。其创作目的在于“想让读者完全进入一名恐怖分子的头脑中。”努力表现“一名完全正常的美国人如何让自己参与到一个灾难性阴谋之中”的过程。厄普代克曾断言“他感觉他能理解伊斯兰信徒对美国体系的憎恶和反感”。作者通过这位“恐怖分子”的眼睛和心灵，批判了美国社会信仰丧失、灵魂空虚、腐化堕落、混乱无序的社会现状，并指出由于家长、教师对未成年人心理疏于引导、美国的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就业率低下以及“9·11”之后不断加剧的对穆斯林的歧视等诸多原因，一个本质优秀的学生被推向了道德的反面，成了危害社会的恐怖分子。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暗中偏向富有的基督教徒”的美国社会就是培育恐怖分子的温床。以“恐怖分子”为中心人物的小说《恐怖分子》，它的写作、发表本身就是作者对布什政府一再宣扬的“要么站在我这边，要么站在邪恶的恐怖主义那边”论调的一个回应，是对美国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回击，体现了作者面对众说纷纭的社会意识形态时的辩证思维和文化宽容的对话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的创作和发表是与当前美国乃至世界“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的一种对话。

二、主人公内心的话语

巴赫金认为:“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55]在这里，巴赫金强调的是作者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作为描述的主要对象，而生活世界只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因素。对《恐怖分子》中主人公艾哈迈德的精神探索是小说的主要部分。而表现艾哈迈德思想精神面貌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他的话语。无论是他与周围人的对话还是自语，都是他思想的对话和交锋，是他内心世界中不同声音的争辩与冲突。小说一开始便展示了主人公艾哈迈德的所见所感：

魔鬼，艾哈迈德心想，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从早到晚，市中心中学的女生们都在游手好闲，打情骂俏，炫耀着柔软的肢体和迷人的秀发。她们裸露的小腹上镶嵌着耀眼的脐钉，刺了庸俗的紫色文身，仿佛在问，还剩什么看点呢？男生们则目光呆滞地甩着大步四处闲逛。他们摆出杀人狂魔的架势，肆意发出轻蔑的笑声，借此表明这世界也不过如此……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56]

作者通过这个年轻美国穆斯林的所见所想，描绘了他的生活环境中的“魔鬼”：有酗酒、吸毒、精神空虚、寻衅滋事、喜欢标新立异、把法院和监狱看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美国青年；有信仰丧失、灵魂空虚、敷衍塞责的教师；艾哈迈德对母亲的认识和评价，也是通过他内心的声音表达出来。在艾哈迈德眼中，他的母亲是一个破坏规则、生性狂野、缺乏坚强信念，认为性行为价值超越所有家庭关系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是美式宗教自由的牺牲品，她之所以嫁给自己的丈夫，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自由开放；在艾哈迈德眼中，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是没有走上正道的，是想夺走他的主的魔鬼。

这些描写不是人物的外在世界，而是带着艾哈迈德自己的认识，是他内在世界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主人公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不满、厌恶和憎恨，揭示了艾哈迈德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和眼之所见的美国生活方式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为他以后走上“恐怖分子”的道路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回答了广大美国民众一直在探寻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的生活方式。

艾哈迈德的父亲，是来自埃及的留学生，为了取得美国绿卡，和母亲结了婚，在艾哈迈德三岁时，因为“解不开美国谜语”而逃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但艾哈迈德对父亲记忆却总是温暖的，觉得记忆中的父亲总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由于从小缺失父爱，他不自觉地走上了追寻精神上的父亲的道路。艾哈迈德十一岁时，与伊斯兰教没有任何深刻接触的他，凭着或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开始经常去附近的清真寺，并接受了神秘的阿訇的指导。而对他心目中的主，艾哈迈德总有一种充满矛盾的认识。他内心隐秘的想法，时常分裂成两个不和谐的声音。

当中学辅导员杰克·维利劝他继续深造以完成大学学业时，他拒绝了，因为他害怕过多的教育会削弱他的信仰，因为“正道正带领他前往另一个更加纯洁的地方。”^[57]但他有时又怀疑，自己的信仰是一种自负。艾哈迈德虽然对美国社会充满了鄙视，但他同时也认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未来，对一份职业、一个目标或一种抱负，怀有某种希望和计划，而他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计划，伴他左右的主，不是一位有抱负的主，而是一位要求服从的主，虽然他每天都努力做五次祷告……至慈至爱的主已然没有为他指明一条通往其使命的正道”。^[58]

他一面表现出对主的追寻和顺从，另一面却充满怀疑和失望。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不断交锋冲突，暴露出艾哈迈德内心的煎熬，因此他时常感到“生存压力造成的恐惧感正射入他的大脑。”作者通过对艾哈迈德矛盾交锋心理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在精神的十字路口不断徘徊的少年形象。

三、人物之间的对话

小说中，通过艾哈迈德与犹太人辅导员杰克·利维、阿訇谢赫·拉希德、坏学生泰诺·琼斯的对话，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回答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真的存在所谓文明冲突吗？”“谁或者什么使艾哈迈德成了潜在的恐怖分子”的问题。

（一）艾哈迈德与犹太教师杰克·利维的对话

艾哈迈德与犹太教师杰克·利维的一段对话，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

利维：“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在一个如此多元化的宽容社会里，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

“没有。谢赫·拉希德也这么提过，老师。他觉得这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令宗教变得肤浅，暗示宗教并不太重要。你信这个，我信那个，我们都处得来——那是美国的方式。”

“对。他不喜欢美国的方式？”

“他很讨厌。”

“那么你讨厌吗？”

“我当然不讨厌所有的美国人。但美国方式是异教徒的方式，正被引向可怕的命运。”

……

“我觉得你的——那个词怎么说来着——阿訇在帮你浪费中学学业。我希望你能继续去大学深造。”

“老师，我们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大学的开销。”

……“如果没有就业目标，可以考虑陆军。那儿不再是每个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但那儿仍然提供给你很多东西……”

（艾哈迈德表情僵硬。）“陆军会送我去打我兄弟。”

“也有可能为你兄弟而战。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是叛乱分子，你知道。绝大是多数都不是。他们只想过安生日子。文明从那里起源。他们曾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国家，直到萨达姆上台。”（艾哈迈德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这段对话，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典型例证，代表了绝大多数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意识，是“对‘9·11’事件源于文明冲突”“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真的存在所谓文明冲突吗？”等问题的肯定回答。代表西方文化的利维作为导师，循循善诱，试图引导男孩认可并接受宽容多元的西方思想，而深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的学生，对美国方式予以坦率的否定和回击。对话双方各执一词，谈话不欢而散，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和对话的余地，提醒读者认清文化对抗和文化关联的问题，促使人们认真反省文化责任，关注文化身份差异引起的矛盾和冲突。

（二）艾哈迈德与“坏”学生泰诺·琼斯的对话

“好”学生约丽琳·格兰特（Yolynn Grant）像“一个舌头在试探一颗敏感的牙齿”，邀请艾哈迈德去教堂听她在唱诗班的独唱，遭到了艾哈迈德的拒绝，因为艾哈迈德认为他们“信的不一样”，虽然约丽琳一再重申她不太看重她所信仰的基督教，但艾哈迈德的过激反应还是让她难堪。事后，约丽琳的男朋友——一个非洲裔美国学生泰诺·琼斯，故意挑衅、威胁、辱骂艾哈迈德，而艾哈迈德却不顾泰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一味坚持声明：约丽琳的宗教是错误的。

通过对话，作者将两个同龄的美国穆斯林之间的思想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是没有信仰、头脑空虚、无所事事、道德败坏、卑鄙下流的瘾君子，一个是自我克制、珍视友谊、笃信伊斯兰教、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的宗教信徒。泰诺和艾哈迈德之间的对话，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代表了思想处于两个极端的穆斯林之间的对话，在艾哈迈德思想中，上帝与撒旦、好与坏、成功与失败、“我们”与“他们”之间尖锐对立的两极，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丧失信仰的泰诺的敌意给他增加了逃离心目中“地狱城堡”的理由，将他向极端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艾哈迈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听完约丽林在基督教教堂的演唱后，他告诉约丽林：“不管怎么说，理解敌人总会有好处……清真寺的老师说，所有的异教徒都是我们的敌人。先知说，所有异教徒最终都必须被消灭。”^[59]因此，年轻的穆斯林教徒在谢赫拉希德等人的阴谋策划下，欣然接受了充当人体炸弹的殉道者的任务。

四、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9·11”事件带给美国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安检措施的加强。在大都市，安检、摄像头监控、警察盘查已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安全控制成为一种文化。安全与自由、隐私与保卫成了美国民众必须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小说在讲述国土安全部长及其所面对的安检工作时，作者改第一人称叙事为第三人称叙事，从主人公的主观描述转向让叙事者客观地呈现事物面貌，以便叙事者可以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读者进入“他人”的头脑，去换位思考，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位叙事者不断地变换身份，有时像一位全能的上帝，对安全部长的思想了如指掌。有时似乎是一位社会学家，通过部长之口对社会做出评判：“部长常常在想，破坏比建设容易得多，而混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又似乎是一位懂得体恤的朋友，代部长诉说苦衷，替他打抱不平：“直播结束了，他（部长）立刻缩水了……他只能蜷缩在白宫地下室一间狭小的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疲惫地长叹一口气后，离开了摄像机镜头……当所有克林顿周围的人，包括克林顿夫妇自己，正在靠他们疯狂爆料的回忆录大赚一笔，而忠心耿耿、不苟言笑的部长却与要求守口如瓶的保密工作结缘，从今往后都是如此。”^[60]有时这位叙事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位美国中层阶级的社会精英，为美国的消费主义辩解，为卷土重来的种族主义担忧；有时又像一位曾经享受特权待遇的高官，对被雇佣来执行检查任务的有色人种因“似乎被赋予了专政权利”而大发其火。在这里，作者借用叙事者之口，与读者展开对话。他的多重身份，为读者提供了多视角的窗口。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61]《恐怖分子》充满了对话性，通过对话方式，作品描述了“9·11”袭击后生活在恐怖和紧张气氛中的美国民众，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伊斯兰文明的对立冲突，塑造了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一个涉世未深的宗教狂热分子。通过对这位天真执着的青年的描写，作者提出了信仰与盲从的问题，对恐怖行为的原因做了探寻和解释，旨在教育和帮助广大读者克服“9·11”袭击带来的恐惧、悲观情绪，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通过对话方式，加强不同宗教和文化团体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营造跨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只有加强文明对话，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文明冲突，共同推进文明和谐发展，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