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经济学论证

众所周知，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少学者充分肯定了李大钊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的贡献。相对来说，学术界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问题的探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李大钊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阐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援，也引导他思考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有两层特定的含义：一是指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的认识；二是指本文认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李大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而经济学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有趣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逻辑结构，是从介绍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开始的。

李大钊首先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学派从亚丹·斯密到李嘉图、穆勒等，他们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正统学派“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的角度，正统学派夸张的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其结果是“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这种正统经济学可以称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称为“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占据正统的地位，人类历史也将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然后，李大钊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又与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克服了一般社会主义经济学“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的弊端，发展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他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1]

在《我的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三部分内容中，唯物史观是最基础的理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只有根据他的唯物史观，才能“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可以看出，无论是唯物论还是阶级竞争学说，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必然性”问题。而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论证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到了实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的介绍，所传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又主要来自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所以，从李大钊在文章中的论述看，虽然在不同的部分所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融入其中。

李大钊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介绍中，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证的。他认为，所有的“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论时，李大钊强调：“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因此，李大钊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和经济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价值就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推导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同样，李大钊也是从经济关系与阶级的联接上解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通过阶级斗争解释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他说：“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

不难看出，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时，已经表达了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无可再容”的时候必然要崩溃的思想，但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并未说明；在介绍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时，也说明了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是如何掠夺另一部人的劳动并成为对立阶级的，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解释。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与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有紧密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李大钊有意识地放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一部分的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说明，而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几个重要学说。由此也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重要位置和特殊意义。

2.“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的逻辑归宿

李大钊在论述阶级斗争学说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阶级对立主要是由于一个阶级无偿占有另外一个阶级的劳动。而这种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主要包括“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而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商品价值的规定上，首先分清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以外，还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具有交换价值。但能够使不同商品进行交换，只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商品的价值。李大钊解释说：“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他举例说：“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前提。李大钊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维持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两个概念，进而阐释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起源，关键在于他们没能区分工人的“劳动”和“劳动力”，不懂得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人的劳动。李大钊把握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的分析。他解释说，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第一，“工作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为资本家劳动”。“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而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如何决定呢？李大钊认为“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劳动的价值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即“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李大钊接着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第二个特点，即劳动的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这里的余值，就是马克思多说的“剩余价值”；“余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按照马克思对商品的生产过程的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在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实质上是以劳动过程为手段，以价值增值过程为目的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为资本家所有。李大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点的介绍分析，可以看出他准确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总结说：“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动机和惟一目的，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资本家无论是通过“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还是通过“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他们想了种种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增大余值”的目的。李大钊高度评价说：“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抨击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相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详细分析，李大钊对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说”的介绍比较简略。他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不断集中和积聚的趋势称谓“资本集中论”。认为随着“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这种产业组织不断变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李大钊所处的时代世界资本的集中已经比较明显，并出现了李大钊所说的托拉斯与卡特尔等国家垄断组织，这些资本集中的结果“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因此，对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学说的科学性并不需要太多的说明。但资本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则是李大钊所特别强调的。在他看来，资本集中一方面带来了资本家生产组织扩大的趋势，但资本集中又带来了工人阶级生活更加贫困化的趋势。工人“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这是因为在资本集中的趋势下工人“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李大钊难以掩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同情。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自然应该被一种新的制度所替代，而资本主义制度被新制度替代的因素又是随着资本的集中而孕育成熟的，资本的集中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掘墓人。李大钊依据马克思对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积聚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结论性的论说：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从上述的引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介绍，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论述中，找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两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了一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公开讲演，在讲演中，李大钊更加明确地表述说，“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

3.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现，李大钊掌握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内在规律。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呢？李大钊对此虽然没有详细论述，但在20年代初曾多次给予正面的回答。

首先是从生产组织的角度。他认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按照他的分析，“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另外，“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此外，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看，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而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

既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要依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那么，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加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反抗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呢？李大钊十分关注中国劳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李大钊随即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专题论文，指出中国现代思想的变动趋势，应该从经济上进行解释。由于“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3]。在1922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李大钊批驳说，“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却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中国的劳动者，“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渐就凋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他充满信心的预言：“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也同样要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同国际无产阶级一道进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