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慕华”到“小华”

要理解朝鲜半岛对中国的认识，首先要了解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对世界的认识中看其对中国的认识。简单地说，历史上朝鲜半岛的世界观就是“华夷观”。正如大家都很清楚的，“华夷”观是来自中国儒家的观念。

“中国”的意思，本来就是世界中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世界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故为“中华”、“华夏”。向外扩大，在其周边，则是所谓的“夷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再向外，则是“四荒”或“大荒”，为禽兽所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明显表现这一观念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图”。比如阜昌七年（1136）《华夷图》刻石，主体部分是中国，四夷部分仅将名称列于图的四方。在图的右边文字中有“东夷海中之国獩貊三韩扶桑日本倭国大汉文身毛人蝦夷女国流球”等，在右下方的序文最后有“岐学上石”四字，据推测是立在陕西省岐山附近的凤翔府学校里，是作为学校教育使用的地图文化史•世界部分》（四）“亚洲地图文化——东亚”，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0页。" class="calibre9">^[1]。

朝鲜人所绘制的地图，几乎完全继承了中国人的观念。在中国式的天下图上加画朝鲜半岛，有时加上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诸岛。现藏日本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权近在朝鲜太宗二年（1402）所绘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元末苏州文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为蓝本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76—99页。" class="calibre9">^[2]。无疑，中国居于世界中心，也最为广大，朝鲜仅次于中国，且与中国相连，日本小于朝鲜。如果说中国代表了中华，朝鲜就代表了“小中华”。

这一“小中华”观念的来源不是偶然的。从儒家传统观念来看，“华夷”并非一成不变，《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class="calibre9">^[3]。可见，陋是出于小人卑鄙狭隘之心，与所居之地（九夷）无关。所以《春秋》华夷之辨，决定于文化而不是种族。韩愈在《原道》中概括孔子的意思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现实中的人当然是有各种类别的，有智愚之分，种族之别，文野之不同，但在孔子看来，这不是人性的问题，而只是教育的问题，因此而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后来六祖慧能回答五祖弘忍的话，成为佛教中堪与媲美的思想：“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5]而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朝鲜就是一个受到圣人教化的区域。虽然在20世纪的现代韩国史家看来，箕子教化朝鲜是一个靠不住的传说，但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朝鲜知识人是确信这一点的。周朝灭殷，箕子不忍为新朝之臣，乃入朝鲜，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第5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69年版，第1620页。" class="calibre9">^[6]。《汉书》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7]也因此而“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8]。有关箕子的传说，在高丽、朝鲜的文献中也多有记载，这里不妨列举一些。《箕子志•世系》云：

教民八条，变夷为夏。^[9]

所以，朝鲜虽然地处东夷，但不是一般的“夷”，是已经变为夏的“夷”。 权近《郑三峰道传文集序》：

吾东方虽在海外，爰自箕子八条之教，俗尚廉耻，文物之懿，人材之作，侔拟中夏。^[10]

金诚一《风俗考异》云：

我国自箕子以来，礼义成俗与中夏无异。^[11]

金长生《栗谷李先生家状》：

我东方自箕子以来，仁义忠信，礼乐衣冠，以君子之国见称于中华。^[12]

宋时烈《杂录》曰：

我东本箕子之国，箕子所行八条，皆本于《洪范》。则大法之行，实与周家同时矣。孔子之欲居，亦岂以是也耶？^[13]

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就可以自称为“小中华”。毫无疑问，明代以前的中国，在朝鲜人的心目中，是文化国、先进国，是典型，是榜样。

有关箕子朝鲜的种种记载，毕竟还是传说。以下则根据较为可信的朝鲜半岛文献，描述中国形象的变化。

先从三国时代说起，三国包括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里以新罗为例。现存最早的史书是金大问的《花郎世纪》^[14]。“花郎”道又名风流道、风月道，是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新罗朝中后期，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民间修养团体，是人才养成的基地，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首领则名为“花郎”、“国仙”或“仙花”，其徒众则名为“花郎徒”。

根据《花郎世纪》的说法，花郎的风气原是从中国而来：

花郎者，仙徒也。……昔燕夫人好仙徒，多蓄美人，名曰国花。其风东渐我国，以女子为源花。只召太后废之，置花郎，使国人奉之。先是法兴大王（514—539在位）爱魏花郎，名曰花郎，花郎之名始此。^[15]

崔致远《鸾郎碑序》：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16]

依照以上记载，“花郎”之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的燕夫人崇尚美人之风，名曰“国花”，以后“其风东渐”，才形成了源花，并演变为花郎。新罗时代的花郎道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其功用一是自身修行，即“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歌乐”；二是为国家发现和选拔人才，即“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其产生的效果是“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其思想来源“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结合《三国遗事》卷三“弥勒仙花”条的记载，花郎的人选是“良家男子有德行者”，然后“选徒聚士，教之以孝悌忠信”。^[17]

前贤大都仅仅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影响加以解释，这当然是对的。但花郎道之风流，与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僧之风流颇多类同。据我的研究，这是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花郎与魏晋风流相同处：

1.都是风姿俊美者。

2.都生于贵族之家。

3.都善于清谈、文章及艺术。

以上三方面，涉及家族背景、外在标志和内在修养。《花郎世纪》“二花郎”赞语云：

二花风流，鸡林清谈。华胄宝眷，聘王公主。金佛来依，药师如来。花郎之门，法师之亲。振振公族，万世无穷。^[18]

这里将“风流”、“清谈”、“华胄”、“法师”等概念作了集中呈现，魏晋名士和花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恐怕不是用偶然的巧合能够作合理解释的。由于他们对中华文化是仰慕的，因此要处处仿效。仿效的结果，是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小中华”。

新罗时代是讲究门阀的时代，所谓崇尚“骨品”，就是讲门第，这与中国的六朝非常接近。《三国史记•薛罽传》记其语云：

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华国，奋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荣路。^[19]

对于有才华但门第不高的年轻人来说，游学中国，也是施展个人才能的一条途径，这一行为本身也强化了对于中国的仰慕。神文王二年（682），置国学，至元圣王四年（788），“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这是新罗时代重文的标志。元圣王五年（789），有子玉者，拟为杨根县小守，毛肖以其非由文籍出身而反对之，有人为之辩护云：“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20]故最终得到了任用。

自唐太宗开始，外国人仰慕唐风，纷纷留学大唐，其中尤以东国为盛。当时的外国学生（包括入华留学生和本国直接选派应试者）入唐应举者，皆为宾贡。宾贡乃专门供来唐留学生登科，附名进士榜之末，始于唐长庆年间（821—824），至后唐末年（936），一百多年间，取士90人，除“渤海十数人，馀尽东士”^[21]。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宾贡重视诗赋，故“朴仁范苦心为诗”^[22]，负笈文士“编名献赋”^[23]。新罗学子入唐留学，名登宾贡，其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辞令和文章之美，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据《三国史记》的记载：

致远少精敏好学，至年十二，将随海舶入唐求学。其父谓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致远至唐追师，学问无怠，乾符元年甲午，礼部侍郎裴瓒下一举及第。^[24]

洪奭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云：

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书传于后者，唯《桂苑笔耕》与《中山覆匮集》二部，是二书者，亦吾东方文章之本始也。^[25]

被朝鲜半岛的文学史上称为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就是在中国通过宾贡考上进士的。

高丽王朝自己实行科举制度。郑麟趾等《高丽史•选举一》记载：

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26]

自光宗九年（958）开始实行科举选士制度，虽然其科目有制述、明经、杂业等三科十一门，但最受重视的是制述业，相当于唐人的进士科。考试科目，尤重诗赋。所以，诗赋是否写得出色，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登第。高丽朝对于官吏的考核，也十分重视其文才如何。而在当时，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就是苏轼。因此每当考试放榜，就有“三十三东坡出矣”的说法。

在中国的唐宋时代，罗、丽两朝都有贡士，元代也不例外，但情况却有所改变。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指出：

东方代不乏才矣，然所谓宾贡科者，每自别试，附名榜尾，不得与诸人齿。所除多卑冗，或便放归。钦惟圣元，一视同仁，立贤无方，东士故与中原俊秀并举，列名金榜。^[27]

唐宋时代的“宾贡”，考试和放榜都是另外处理，而到了元代，就不再区分。崔瀣本人在至治元年（1321）的考试中，也名登进士榜，在四十三人中列于第二十一名，因此而颇为自得。

总之，随着汉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朝鲜半岛也就逐步获得了“小华”或“小中华”的美名了。唐玄宗时曾派邢璹赴新罗，临行前，玄宗嘱咐道：

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28]

《朝鲜史略》卷六记载，熙宁年间，高丽使臣朴寅亮与金觐赴宋，“所著尺牍、表状及题咏，宋人称之，至刊二公诗文，号《小华集》”^[29]。“小华”即“小中华”之意，可见，“小华”最初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称谓。再看一首李奎报的诗《题华夷图长短句》：

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30]

大和小并不是由国土面积来决定，而是植根于文化的高低和人才的多寡。“三韩”在地图上虽然只是“一隈块”，但在李奎报看来是大，反之，“胡戎虽大犹如芥”。所以，“华人谓我小中华”，他感觉到非常自豪。到了朝鲜时代，几乎都要自称是小中华了。李达衷《倚风楼》开口即云：“当时自谓小中华。”^[31]崔岦《送柳西垧赴京师序》云：“我东素称小中华。”^[32]任叔英《芝峰先生朝天录后序》云：“海东文献有小中华之号。”^[33]朴世采《敬过英宁二陵》云：“诗书小中华。”^[34]一旦自觉已经是“小华”以后，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华”的呢？

注释

[1]参见海野一隆著，王妙发译《地图的文化史•世界部分》（四）“亚洲地图文化——东亚”，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0页。

[2]参见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收入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76—99页。

[3]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4]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第10页。

[5]周绍良编著：《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6]《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第5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69年版，第1620页。

[7]《汉书•地理志下》，《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8页。

[8]《汉书•地理志下》，《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8页。

[9]《箕子志》卷首，沈伯纲编《箕子古记录选编》，民族文化研究院2002年版，第27页。

[10]《阳村集》卷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第171页。

[11]《鹤峰集》卷六“杂著”，《韩国文集丛刊》第48册，第137页。

[12]《沙溪遗稿》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57册，第107页。

[13]《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一，《丛刊》第112册，第438页。

[14]20世纪80年代在韩国发现《花郎世纪》抄本后，韩国、日本学界对其真伪意见不一。这里姑且将其当作较为可信的史料看待。

[15]李泰吉译本《花郎世纪》附影印本，图书出版民族文化1989年版，第1页。

[16]《三国史记》卷四，景仁文化社据正德本影印1977年版，第37—38页。

[17]孙文逵等校勘本《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18]《花郎世纪》影印本，第11页。

[19]《三国史记》卷四十七，第388—389页。

[20]《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第87页。

[21]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拙稿千百》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第23页。

[22]崔致远：《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孤云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160页。

[23]崔致远：《与礼部裴尚书瓒状》，《孤云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161页。

[24]《三国史记》卷四十六，第383页。

[25]《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3页。

[26]《高丽史》中册，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版，第589页。

[27]《拙稿千百》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第24页。

[28]《三国史记》卷九，第79页。

[29]《高丽史节要》卷六，肃宗明孝大王丙子元年九月，明文堂，1981年版，第153页。

[30]《东国李相国全集》卷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469页。

[31]《霁亭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第280页。

[32]《简易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49册，第287页。

[33]《疎庵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83册，第444页。

[34]《南溪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38册，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