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区域社会的禁烟问题

    近代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运行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的时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旧交织，内外交困。因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除了无法解决的封建社会的固有顽疾，还有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而各个地方又有许多区域问题。就甘肃区域社会来看，笔者总结出了以下几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予以论述。

    一、毒患

    毒品是甘肃近代社会影响恶劣的祸患。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远戍新疆，继任者随弛烟禁，民间以烟贵而试种，鸦片得以在民间泛滥。根据《重修镇原县志》记载，道光末年，甘肃已经有种植鸦片的，到咸丰初，种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所谓“咸丰初，太平天国扰东南各省，甘肃协饷断绝，大吏许开烟禁，以救燃眉之急。河西、陇南各县试种，烟浆可易钱，罂粟籽可榨油，烟茎可作燃料，贫民便之”。以后陇上各县皆种。到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浚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清廷加征罂粟地税。以上材料说明这时甘肃已经广泛种植罂粟了。因此鸦片传人甘肃的时间，应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道光年间，在咸丰时期甘肃已是遍地罂粟了。

    对民间来说，罂粟有多种用途，不仅可以制作成烟膏销售，而且籽可以用来榨油，油可以做成糖膏或包子馅，油渣可以喂猪。自罂粟传人甘肃后，由于其丰厚的利润和多种用途，民间引以为贵，喜欢种植，而地方当局抽取厘金，以此牟取暴利，放任自流，致使鸦片很快在甘肃的陇东河西等地都大量种植。其中产烟最多的地方有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甘肃的鸦片，向外运销到北京、天津、河南、山西、陕西、上海等地；向内则分销府县城镇的各个烟馆和民间私人手里。

    左宗棠理政西北时，深感鸦片危害极大，竭力惩治，禁种之，取得了些成效。其中，在光绪四年（1878年），惟巩秦阶分巡道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奉行最力，力振宿弊。平庆泾固道闻之仿照办理，陇东各州县也依法禁烟。鉴于军费需要，以后总督“请重抽土烟厘金，民以为弗禁也，复纷然起”。后陕甘总督长庚也为了筹集资金，奏报将肃清的鸦片再种一年，抽取厘金，继而各地又开始种植鸦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地方当局设立专卖机构“官膏局”，重征烟税，各县也先后设立了官膏局，并收购贩卖鸦片，民间争效仿之，也大肆贩运，并在城镇设立烟铺，公开销售鸦片。这种时禁时弛，或只禁种，不禁吸运的所谓禁烟措施，使鸦片仍然为祸甚剧。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推出禁烟措施，禁止甘肃各州县种植鸦片，但吸食者仍众，禁种的后果是引起烟价的腾贵。进入民国，有识之士痛感鸦片危害甚剧，纷纷提议禁种。民国6年（1917年），官署为罚种烟，重抽土烟厘金，这种禁烟措施实际有怂恿之嫌。有些种植户不惜负担重罚，因鸦片的利润太厚，重罚之外，仍有利可图。甘肃鸦片祸患横行，凡新任的地方官员都面临着禁烟的压力。1914年，张广建督甘时，设立“禁烟善后局”，仍然禁种不禁吸、运、售，鸦片的交易还是很活跃。当时在甘肃销售的鸦片，有的是从部分禁烟不力的地方运来的，有的是从西口新疆西部哈尔湖贩运来的。这一时期，新疆与沙俄的鸦片贸易正酣，当局又不禁种，商人乘机把鸦片向禁种的甘肃等地贩运，与甘肃交接的川、康地区也种植鸦片。外域鸦片的流入，使甘肃的禁烟通令便成为一纸空文了。每到罂粟收割季节，地方政府就以禁烟为名而借机征收烟亩罚款，聚敛财富。而到来年种植季节，在农民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的时候，他们许诺只征收烟亩捐便可以种植，等到收割季节再如法炮制征收烟亩罚款的把戏。张广建除了以所谓“禁种”方式征收烟亩罚款，又在各贩运要地设卡收税，以辟财源，税收名目甚多。仅在安西每百两就抽税银20两，商贩在沿途各卡还有缴纳所谓的验票税。此外，他们还凭借政治权势，操纵烟价，使烟价起伏不稳。1918年，兰州市面上每两鸦片烟价高达白银10多两，不久又跌落至每两鸦片白银3两左右。

    陇上八镇割据时期，各地军阀都玩烟亩罚款的把戏，以陇东的几个军阀尤甚，其结果自然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地处西边的安西为例，烟土的罚款情况是，“民国五六年，收入最多，每岁二十余万两。前清时土药虽亦有税，然每百斤仅收十余两，民国改为每百两，收税十余两。嗣后渐增至二十余两、三十余两。民五六年，竟增至七十余两”。高额的烟亩税款，令人发指。在军阀时期，这些烟亩罚款里的将近70％以上都归其所有。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兼省长以后，欲编练陆军，筹款无方，开始在烟款上动脑筋。其属下分析了甘肃禁烟不力，屡禁屡弛的原因时认为：“甘肃烟亩业经禁绝，但新疆普种，输入关内，利权外溢，如渊驱鱼。闻伊犁一隅地，正二月间，华商输银三千万两之多，他处概可想见，此项外溢，较国债尤甚，恐十年后，西北罂粟禁绝，仍不可必而举国空虚矣。矧（意为况且）中国多事，去岁滇黔普种，近交两粤起而效尤。既不能举国一致，何独使甘人向隅乎，此弛禁之所由来也。”陆洪涛的属下看到大量鸦片使俄人赚够了白银，于是认为，与其让外国人赚这笔钱，还不如由本国人来赚，其言论荒唐之极。

    当时，陆洪涛省府所辖仅为临近的几个县，财政供给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重开烟禁。张广建是禁种，不禁贩运和吸食，而陆洪涛则一概开放，同时，征收所谓“烟亩罚款”。1921年（也有记载是1923年），鸦片再度在陇上遍种。陆洪涛在兰州专设“烟亩罚款处”，统一管理全省的烟亩罚款，种植地区每亩征收白洋10元。据说仅靖远一县，烟田有12万亩，罚款达100万银元（按：当时呈报官方的数字，小于此数，四五万亩，而罚款则是四五十万银元）。1923年，还设立“禁烟善后局”，主要负责征收行销商的行销税，坐销商的坐销税和零售烟膏的烟膏税，也就是征收烟膏的贩运罚款和熟膏税；设“联运处”，由官府垄断运输，每箱（1064两）所征运费，数倍于商贩自运者；对烟民，还按灯征收罚款，名日“烟灯捐”，此项捐税的征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每盏烟灯每季约收税2～5元。名目繁多的鸦片罚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刘郁芬督甘时期，对烟土仍然仿效以往官吏的做法，只禁种，不禁吸食和贩运，这使个别地方继续种植。中原大战时期，刘郁芬曾每月拨款20万元，交当时的“世裕号”商号，由该号委托皋兰（兰州市）各烟土店收购烟土约四五十万两，转售河南，其中的赢利用于国民军东出潼关赴中原作战的费用。

    1932年，国民党在甘肃的军政令逐渐统一，禁烟问题再次提起。1935年，中央政府令六年内禁绝鸦片种植，分期禁烟。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将禁烟称为禁政，列为各级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之首，对贩卖鸦片者绳之以法，严重的处以极刑，这样鸦片从公开种植到贩卖均视为非法。但禁绝也并不彻底，对参与鸦片贩运买卖的国民党要员则是网开一面，鸦片在暗中的交易还是很活跃。而就在明令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的情况下，甘肃的一些地方仍然执行“烟亩罚款”的旧例。1936年，范长江赴西北考察时，到张掖后所见情形是：“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规定要张掖（每年）缴将近20万的‘烟亩罚款’，不管你种烟不种烟，政府非要这笔款子不可。并且给作县长的一种‘提成’的办法，就是县长经收罚款，可以有百分之五的报酬，收得多些，提成的实数也随着大些，自然县长乐于努力。”经折算，这种罚款，每个壮年男子每年要负担到8元（老弱妇孺除外），加上地主老财的报荒转嫁，每个男子竟负担到15元。由于高额的烟亩罚款，使百姓无以为生，高利贷剥削也乘机兴起。当时张掖的高利贷是：“一二三月借账，五六七月还账，不到半年期限，利率大致是这样的，借现款的为50％的利率，借鸦片的为3％的利率，借粮食的为百分之百的利率。”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川康等种植罂粟地区的鸦片纷纷向外贩运，烟贩成群结队，相沿于途，称为马客。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到1949年止，马客每年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0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冻结甘肃所有烟土，准备全部销毁。当时仅兰州一地，存烟土达2000多箱。商民惶恐万状，成立了“特种行业公会”，奔走活动，根据蒋介石的“恩典特批”，将所存烟土免予焚毁，运往“敌占区”，这样，销毁之事才算了结。以后鸦片的交易只是在暗中进行。

    甘肃近代民间大量种植鸦片，对社会危害极大，造成社会的畸形衰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城乡开设的烟馆比比皆是，平凉县城销售熟烟膏的铺面有10多户，天水城里就有近30家。1924年，兰州专营烟土生意的“土店”有二十四五家，其他商号也无不兼营烟土生意。1929年，鸦片种植地区的靖远县城近千户人家，没有烟瘾烟灯的人家，不足20户。烟馆以一般百姓作为牟取利润的对象，而官宦人家和地主绅士人家都有自备的烟具。当时，吸食鸦片成为人们社交必备的应酬和礼节。说媒、谈生意、打官司和招待亲朋好友都要摆开烟盘，边聊边吸；富有人家有数十盏烟灯者，遇红白喜事均摆放大烟灯，以烟待客。吸烟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也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在20世纪30年代，兰州城的烟馆最多时有数百家。乡村许多人家也备有烟灯，甚至一家有数灯的，故有所谓“一家九瘾”之说。在种植地区，40岁以上的人一般都有烟瘾，男女老少每当有头疼脑热，就以大烟作为治疗药物，以麻痹神经，起到镇痛作用。伴随吸烟的普及，名贵的烟具也应运而生，所谓黄金烟盘，牙骨烟枪，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签等均为上品。最好的烟具，价格可以达到数千两白银。兰州产的铜砂烟葫芦也很流行，且销往外地。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吸食上瘾的人精神萎靡，人性沦落，以至于典当妻女、贩卖人口、抢劫偷盗，最后是倾家荡产，沦为乞丐。鸦片之患是引起近代社会破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甘肃烟亩的产值情况是：每亩烟浆产量为30～100两，平均以50两计算，仅靖远全县12万亩烟地，年产烟土600万两。成熟的鸦片分为生烟和熟烟，每两生烟，可以熬出熟膏子6～8钱，一般的瘾客每月可吸膏子2两左右，烟瘾大的可吸10两左右。大烟价钱最高时每两售白银8～10两，最低为每两售银3两左右。面对鸦片的危害，民间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着手禁毒事宜。当时天水的理教公所和崇道堂均提倡禁烟，入会者须戒烟，并采取一些具体禁烟措施。另外，还有清茶会等专门以禁烟和静心为目的的民间宗教组织也提倡禁吸鸦片。这些民间宗教人士试图借宗教的力量让人们从精神上远离毒品，取得了一些成效。

    二、兵患

    兵患是甘肃近代危害深重的又一社会问题。兵患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两点，即兵费的开支和兵额的征用。在历史上，甘肃的地理位置就是以军事为重，清代初年，在甘肃的绿营、满营兵额“甲于直省”，这给甘肃地方政府造成庞大的军费开支。地方军费开支的相当部分来自清朝的统筹，由东南诸省提供协济，称为“协饷”。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协饷中断，甘肃战事此起彼伏，兵费和兵额连年增加。回族事起后，甘肃大量征兵，形成了以董福祥为统帅的甘军，甘军人数有1万人，在慈禧西逃时曾护驾，引起朝野关注。紧接着左宗棠用兵西北，用兵8万～10万人，战马数千。行军打仗，官兵要发饷吃饭，战马骆驼要饲料，军费开支庞大，一年约需军费800万两白银。当时陕西省的丁粮收入，约40万两，甘肃约20万两，陕甘两省的全部收入充作军费，也是杯水车薪。左宗棠向朝廷申请拨款1000万两，朝廷拨款500万两，并允许他向洋人借款500万两。尽管这样，向地方的摊派还是难免的。

    民国以后，军阀割据，逞强示威，攻城略地，扩充兵源，所需军费更是无数，都如数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的军队散住14县，其军费开支基本都由地方筹摊。一般是大县40万，中县20万，小县10万，总计全年280万元。他还通过开放烟禁后紧接着搞烟亩罚款的手段来获得钱财，或通过滥铸铜币等办法，来扩大财源。这些变相的军费筹措最终还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地方军阀不仅让老百姓负担军队的开支，而且还进行粮食的投机买卖活动，囤积居奇，坑害百姓。“各县不论有无驻军，一律把粮交给军队，所以秋收时，大量的贱价粮米，尽归了军队，到春荒斗价高涨时，军队拿来卖给商人，转卖农民。军用粮以外的油、盐、柴、炭、料、草，无不征之于民间，设有兵站，专司其事，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农民……。”

    除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更可怕的是无节制的征兵，这对甘肃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很大。各军阀迭起时，为了扩充兵力，频繁征兵，这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国民党统治时期，甘肃除了中央政府征拔兵丁，地方大小军阀的征兵也从不间断。1931年，马廷勷盘踞河西期间，抓壮丁达5万以上，编成了36师。1937—1945年，中央政府向甘肃征拔的壮丁，每年三次、两次或一次不等。每次都是按县的大小分派，有派七八百名的，有派五六百名的，有派三四百名或一二百名的。每次都实行所谓的抽签征集，有钱人家可以雇人顶替，雇价各地不同。以当时的定西为例，最初每名兵丁需要小麦1石（500公斤，有的地方为250公斤），以后涨到每名需要小麦7石。如果雇兵逃跑，壮丁户仍需负责另雇。许多壮丁户，因雇兵多次逃跑，而多次另雇，以致倾家荡产。一些地方实行挨家轮流分派的征兵制，称为拔门兵。只要有男丁的人家就不能幸免征兵的厄运，弟兄多的人家，则依次轮流，老大复员，老二顶替。当时国民政府每个兵款需要银币80元，而马家军阀，每个兵款则需要银币500～1000元。有的人家或花钱请别人去顶替（较便宜），或花钱免去兵役，后者可以使区乡长牟利。有记载称：“甘肃征兵都是买，壮丁自愿应征的不要，要钱。区乡长拿钱去雇人从中取利。各地雇价天水60元，秦安要120元，人贩子从天水买了送到秦安，可赚一倍。另一方面，家穷丁多以出卖丁为业，卖一次得洋若干，逃回来又可出卖第二次。”

    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为扩充兵源，在1937—1949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征兵16次，人数多达10万余人。使六七十万人口的小省，养着十几万军队，军民比例高达1：6，居全国之冠。以至造成民间青年男子人数很少，男女性比例失调，婚姻上出现许多奇怪现象。比如有的人家儿子当兵前，已经与姑娘订立了婚约，随着姑娘年龄大后，便举行空婚礼，象征性地和公鸡拜堂。即新婚之夜，在新房立一个口袋，就算已经结婚。

    1941年，地方军阀为补充兵源，将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征用，充当兵丁。免征有这样几种情况，独子不征，长子不征，病残不征，以马代丁，买名顶替。除此而外都属征用之例，大多数兵是强制的，有些人家弟兄几个轮流当兵，老大回来，老二去。有的人为了躲避兵役，不惜自残，或流落民间。

    在民国三四十年甘肃600万左右的人口中，有60万人当兵，占总人口的10％左右。当兵的均是成年男性。假设以男女各一半来看，在300万男性中，当兵的就有60万人，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被征为兵丁。青壮年的大量征用，使田地无人耕种，田亩荒芜。老百姓对征兵带来的危害，深恶痛绝，正如当时民谣吟唱的：“乡村无青年，市集无人烟。”

    三、匪患

    匪患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每当天灾频发和政治动荡时，匪患便乘势而起，所谓天灾人祸中的人祸恐怕首属匪患了。甘肃近代政治失范，政权更迭频繁，军阀割据一方，横征暴敛，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旱灾、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使社会动荡不安，几乎无休养生息的时候，百姓艰难度日，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各地匪徒猖獗，横行乡间，几乎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匪患。在军阀动乱时期，土匪和军阀沆瀣一气，兵匪一家，明里暗里地劫掠老百姓。

    土匪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吃岘子的，就是拦路抢劫的。这类土匪多集中在交通要道，打劫过往的商人和路人；二是吃大户的，这类土匪多入户抢劫富户。他们啸聚山林，白天为民，晚间为匪，骚扰附近百姓。有些地方的土匪，明目张胆地在白天抢劫财物，掳掠商旅，奸淫妇女，绑架吊拷，赶拉牲畜。老百姓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一些地方，匪患严重到人们白天不敢携带物品上路，惟恐被土匪撞见，遭到抢夺。

    国民军西进后，吉鸿昌在陇南地区，所到之处以平匪为要务，深受百姓称道。但驻军离开后，匪徒东山再起，继续为非作歹。抗日战争时期，甘肃虽为后方，没有遭遇沦陷之苦，但匪患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以下从董必武摘抄的当时兰州的一家报纸登载的匪患情况可见一斑。

    “1月6日  前窜扰通渭一带的某部变兵八十余人，被通渭保安大队副董念庭率队击溃。

    1月7日  临洮某商人运货在东洮蔡家岭被劫，死脚夫2人。

    1月8日  川匪唐倪部窜阳坝积极向成康扰乱。杜友华匪在武山招集地痞流氓扰乱地方，鲁大昌师长电驻岷梁旅勒令限期解散。

    1月9日  武山土匪三五成群劫掠村落，何家门榜罗里等山集有股匪百余人。康乐莲花发现有枪股匪四十余人，被保安队击溃窜入临潭境。

    1月10日  恶匪马飞禽在皋兰县属蔡家河结伙打劫，被侦缉队捕获。

    1月11日  刘湘电请协剿股匪唐部，匪有枪三百余，极为强悍。

    1月12日  皋兰阿干镇壮丁队捕获到处劫抢的土匪杨发和等三人。

    1月14日  岷县有骑匪数十，枪马齐全，又在关上劫去保安队枪十六枝，地方治安极为棘手。

    1月17日  渭源保安队击毙匪首杨彦彪等3人。景泰县解款委员会在离县20里的罗家嘴子被劫。

    1月19日  洮沙及榆中交界的马衔山发现土匪数十名，不时下山行劫，由靖远来有的邮差在大川渡被劫。

    1月22日  临潭土匪李和义在冶黑闼大肆抢劫，自夺得朱团总枪多枝后，移驻上冶杓瓦寺与杨土司所辖已死头目杨楹之家属勾当，企图不轨。

    1月28日  清水壮丁队分队长米怀仓等剿匪殉难。”

    以上可看出，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见诸报端的匪乱就有12起。实际上，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不知还有多少没有报道的匪徒活动。而小股土匪的抢劫更是时刻都有。

    近代社会除了以上诸种危害甚剧的社会问题，还有其他社会问题。如娼妓的公开，赌风的盛行，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溺婴、贩卖人口等丑陋现象，这都对社会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民国肇始，政府就颁布了禁赌法，但因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法令名同虚设，违法行为仍大行其道。军阀割据时期，非但不禁止，反而将赌博列为征税进项，取名“赌博捐”，公开放赌、招赌、设赌、参赌，导致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愈加泛滥。至于其他社会丑陋现象，政府或禁而不止，或根本就不禁止，任其蔓延。

    以上提及的诸种社会问题，对甘肃近代社会产生的影响，几乎都是致命的。社会让这些祸患拖得疲惫不堪，沉沦破败，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众望所归了。社会孕育的革命性变革正在蓬勃成长，一个新的社会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