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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籍对云南山地民族的历史叙述及影响

时间:2022-03-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以德昂族为例王燕摘要:中国传统史籍对云南山地民族历史的表述,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以扼要文字为依托,概述边地民族进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体现了从国家客位视角表述历史的整合观。本文以德昂族为例,通过梳理传统史籍对德昂族的叙述,论述传统史籍对民族历史的叙述特征及其对学者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影响。
传统史籍对云南山地民族的历史叙述及影响_以德昂族为例_楚雄民族文化论坛(第八辑)

——以德昂族为例

王燕王燕(1985— ),女,贵州金沙人,云南大学西南<a href=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历史。">

摘要:中国传统史籍对云南山地民族历史的表述,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以扼要文字为依托,概述边地民族进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体现了从国家客位视角表述历史的整合观。这种“自上而下”表述历史的方式给学者的研究和民族自身的历史表述带来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德昂族为例,通过梳理传统史籍对德昂族的叙述,论述传统史籍对民族历史的叙述特征及其对学者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史籍 德昂族 历史叙述 历史表述 历史建构

传统史籍对德昂族的专门记载最早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的记载包括今天德昂族、布朗族、佤族先民在内的濮人,随着研究的深入,“濮人”的内涵与外延学界争论也非常大,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清代之前德昂族历史的模糊性、复杂性及史料的匮乏。加上德昂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以记录历史,其历史传承主要依靠神话史诗或传说完成,这种方式使其历史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不延续性、模糊性,这些特征为学者进行宏观历史研究及德昂族的主位历史建构创造了空间。

一、传统史籍对德昂族历史的叙述

(一)清代以前的德昂族先民

德昂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苞满”与“闽濮”,其先民很早就定居于云南。秦汉时期,德昂族先民从濮人中逐渐分化出来,在西汉时被称为“苞满”,在东汉时被称为“闽濮”,但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其中包括了德昂族、佤族、布朗族先民。两晋三国时期闽濮仍然是永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原永昌郡内的民族发生了变化,朴子蛮和望蛮从闽濮中分化出来,朴子蛮中的一部分包括近代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他们聚居或与同区域的其他民族杂居。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a href=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637.">元、明、清时期,“朴子蛮”被记作“蒲蛮”“蒲人”,元、明时期的“蒲蛮”“蒲人”仍包括了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蒲蛮”一词最初见于《元史》。元泰定四年(1327年)“云南蒲蛮来附”,元文宗二年(1331年)澜沧江以东的蒲蛮“朝贡,愿入银为岁赋”,元朝政府在该地“置散府一及土官二十三所,皆赐金银符”。(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明朝时期,各地“蒲人”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居住坝区的部分“蒲人”开始“男耕女织,渐习文字”(万历)云南通志[M]//西南稀见<a href=方志文献.卷21.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居住在山区的则相对滞后,“男子椎髻跌足,妇人绾髻于脑后。见人无拜礼,但屈膝而已。不知节序,不奉佛教,惟信巫鬼。勇悍好斗轻生,兵不离身”云南图经志书卷[M].昆明: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1998.先秦至明朝时期德昂族先民的演变过程表明,直至明朝,德昂族仍未分化成单独的民族群体,史籍对德昂族先民的叙述多混合于“濮”等族群源流分化复杂的群体历史中。

(二)清代的“波龙”“崩龙

到了清代,永昌府地区的蒲蛮分化为崩龙,并逐步和其他地方的蒲蛮产生差异,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新的民族。史籍对分化演变为德昂族的记载出现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主要见于《清实录》《永昌府文征》《清史稿》等文献。

1.族群称谓记载

清代乾隆时的史籍称德昂族为“波龙”,关于这一名称的来源,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的考证。方慧.论明末清初德昂族的形成[J].思想战线,1988(4).《清高宗实录》里载:“永昌、顺宁所属十四土司……其边外波龙、养子、野人、摆夷等,如有实心投顺者,亦可供向导之用。”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乾隆东华录》中载:“大兵出木邦交界,经过大山所属波龙等处,土司、头目均极恭顺。”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又王昶《征缅纪闻》中记:“有波龙二名往官屯探听,知缅目那表布率兵一千四百名,以八月初十日过新街西岸而北。”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以上史料中所记“波龙”的族群称谓有时还指一座山,或一个地名。周裕的《从征缅甸日记》载:“师至大山。……大山一名波龙山……所过村寨皆在山谷,前为波龙厂,有银矿。”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孙士毅《绥缅纪事》载:“将军明瑞……至竖栅处则已攻,不能拔,有波龙人引以间道得至波龙厂,是为贵家采银处。”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波龙山、波龙厂的出现应该和波龙人的形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且这些地方当为波龙人聚居的地方。

此外,还有学者考证,“勃弄”也是对“崩龙”的称谓。李道勇.中国孟高棉语族概略[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3).清代光绪以后的史籍著录中称德昂族为“崩龙”,这一称谓一直延续到1985年。通过梳理发现乾隆时期关于“波龙”的记载还只停留在称谓上,光绪时期对崩龙的记载内容开始丰富起来。

2.基本情况叙述

清代史籍中关于“波龙”或“崩龙”的记载内容主要涉及其分布区域、居住环境、生产活动、风俗习惯、服饰、语言等。波龙分布于“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与“养子、野人、根都、卡瓦、濮夷错杂而居”。(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663.从王昶的记载来看,波龙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在今德宏州的山区,中缅交接地段,此处多深山丛林,交通不便,波龙与其他民族杂居,且人数相对较多。光绪《永昌府志》中用少量的文字记录了崩龙的言语、服饰、习俗、分布:“崩%,类似摆夷,惟言语不同。男以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多居山巅。土司地皆有。”(清)刘毓珂,等,撰修.(光绪)永昌府志[M].1936年重印刻本.此外,黄炳对崩龙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等作了介绍:“男耕女织,樵采自给,习于力作,道无丐儿。虽质胜于文,顾其朴直纯诚之风,实有胜于内地者”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从史料中可以略见崩龙族的语言、服饰、习俗、人口分布、生产劳作、族群性格等,文字所及内容多但却简略,只能粗略把握德昂族的情况,难以作深入了解。如《永昌府志》对崩龙的记载只此四十字,寥寥数语,并未呈现其全貌,“类似摆夷”的表述为记录崩龙族省去了大量笔墨,崩龙与摆夷之间“惟言语不同”也过于笼统,对服饰、习俗及分布的记载也不深入。近代以后,随着各种方志的出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德昂族的历史记载更加细致翔实起来。

(三)近代以来的德昂族

近代以来的史籍对德昂族的叙述逐渐趋于详细,民国时期方志、县志中对德昂族的记载更多,部分史籍对德昂族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在居住格局上,崩龙族“好族居山巅”“自成一社会,不与外人相混居”“房屋建筑与蒲蛮同,惟栖于楼上”。在服饰文化上,“妇女衣服类似摆夷,在夷山者,衣短宽袖,下束桶裙;在汉地者,多剪绒短衣,窄袖,或缀以他色布,下衣桶裙,短小,腿则束腿布,亦缀以花样。出则戴箨叶笠,顶尖缘以细竹”。在宗教信仰上,德昂族“信佛戒杀,不渔不猎”,除了信仰佛教,还“俗信鬼”。在丧葬礼仪上,“人死亦用棺木,多以一巨木凿成,但截山横葬,搭木为冢,不祀不扫”李根源,刘楚湘,纂修.<a href=腾冲县志稿.腾冲:腾冲县志办公室,1983.">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调查的开展,编写了一系列民族资料汇编丛书,对德昂族的叙述更加深入。

二、传统史籍对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特征

通过爬梳古代史籍中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发现史料对德昂族历史叙述呈现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史籍对明清之前德昂族先民的记载较为模糊。明清之前德昂族的发展没有单列出来,其先民的历史混合于“濮”等族群源流分化复杂的群体历史中,尚未分化成单独的民族群体,其发展历程较为复杂,而史籍对德昂族先民的记载是包括今天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在内的濮人。另外,史料中的“濮人”有着较为复杂的含义,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具体的内涵与外延也处在不断变化当中。

其次,史籍对德昂族的记载时间较晚。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史籍中才有了德昂族的单独记载,这带来的影响是德昂族历史记载的不延续性和记载内容的空白。今天的读者通过史料了解德昂族的历史,只能确切追溯到清代,至于德昂族更早的历史只能通过它所归属的族群去大体把握,由此也带来了学者对德昂族归属的争议较多。

最后,史籍对德昂族的记载资料匮乏、记载内容不详。尽管德昂族在清代才被单独记载,但所涉及的资料相当少。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发现,涉及德昂族内容的文本与集子约10本,见诸史籍的记载条目16条,字数只有约3000字。另外,德昂族长期以来与傣族错杂而居(虽然德昂族到清代才分化出来成为单独的族群,但从元代开始便和傣族交错杂居),其历史文化与傣族存在诸多相似性,史籍将德昂族、傣族混合记载(清)刘毓珂,等,撰修.(光绪)永昌府志[M].1936年重印刻本.,也使德昂族的史料记录减少。德昂族史料记载的匮乏,使其所述内容不免出现不详与空白的现象。

三、德昂族历史叙述特征产生的影响

(一)传统史籍叙述特征对学者的影响

由于传统史籍对德昂族历史叙述存在叙述模糊、时间晚近、记录不详等不足,为学者进行宏观民族历史研究提供了空间,学者依据史料对德昂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源辨析、迁徙路径及历史演变方面。

1.学者对德昂族族源及迁徙的讨论

德昂族先民渊源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这在学术界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孟高棉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学者都还没有定论。

学者对孟高棉民族起源与迁徙的讨论,一般有五种说法:以哈威、亚瑟·潘尔、艾里克·赛登法登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孟高棉民族起源于印度南部;以莫里斯·格来兹、登耶、伊安·马贝特、A.G.毫德里克特、马塞尔·塔拉波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孟高棉语民族就是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的土著的观点。更多的学者认为,孟高棉民族起源于他们今天分布地的北边。弗兰克·M.勒巴尔等学者认为今天的高棉人的祖先是从北方某个地方迁到他们今天居住的这块土地上的移民。凌纯声认为:孟高棉人起源于青藏高原,他们“大致由中国康藏高原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南下而至缅甸境,是缅甸境内的孟人,另一部分更向东徙,到了泰国和安南境,这便是先泰族人而建国于泰境的孟吉族。其后藏缅族人南下,缅甸境内的孟人便迁至下缅甸,又等到泰掸族人相继迁入泰国,孟吉族便被切为两半,西部的是缅甸的孟族,东部的即是今日的高棉或柬埔寨人,其留于中缅边境者有崩龙、佧瓦等族”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54.也有许多学者如里查德·皮尔逊、宋迈·宾吉、凯耶斯、安布雷·多雷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则认为,孟高棉民族起源于更北边的中国南方广大区域,他们是后来从中国南方逐渐迁徙到中南半岛的。以卢斯为代表,则明确指出孟高棉人的发源地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来越人来到当地后,孟高棉民族开始分别向柬埔寨及其西南迁徙,而留下的一部分则与越人的先民相融合。

学者对孟高棉民族起源及迁徙的讨论表明,孟高棉民族的发展及形成过程颇具争议,由此也使追溯德昂族的族源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德昂族先民的起源,学者从孟高棉民族的迁徙出发,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桑耀华、黄光成、段丽波、龙晓燕等认为云南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世居于云南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濮”段丽波,龙晓燕.云南百濮考——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民族源流问题[J].思想战线,2009(4).,而林惠祥、江应睴、王文光等部分学者认为孟高棉民族的先民是从中南半岛迁入永昌的。无论是土著说还是迁移说都融合了孟高棉民族迁徙的五种说法之一或者部分,而以何平为代表的第三种提法认为,孟高棉民族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当中国史籍有了关于濮人的记载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早已迁到了中南半岛,迁徙的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末,而今天孟高棉民族中只有分布在偏北地区的群体是由中国古籍中提到的濮人直接演化而来的,只有这部分群体是在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北部地区形成的,包括了中国云南境内“佤—崩龙语支”诸民族。何平.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古代濮人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07(1).

对于德昂族族源及其先民的迁徙过程,学者存在多种观点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可见梳理德昂族先民族源及迁徙的复杂性与困难性。同时,学者的不同观点也为德昂族进行主位视角的历史表述创造了可选择的条件。

2.学者对德昂族族属及其演变的研究

由于传统史籍对德昂族的确切记载出现在清代,早期德昂族的族属及演变过程并没有专门的记载,学者们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德昂族族属及其演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囿于文献资料,在德昂族族属及演变过程问题上,学术界至今仍是各抒己见、难以定论。综合诸多学者的论述,关于德昂族族属及其演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先秦汉晋时期“濮人”的讨论。

学者们普遍认为德昂族渊源于古代永昌府地区的“濮人”,因此,对德昂族族属的讨论就始于“濮”的讨论。学者关于“濮”的争议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闽濮”是德昂族的先民,以方国瑜、马曜、王叔武、桑耀华、张增祺、王宏道、王文光等为代表。其二认为“百濮”是德昂族的先民。这一看法认为云南古代三大民族系统为氐羌、百越、百濮,百濮发展成为佤族、布朗族、德昂族。这一观点最初出现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况》里,认为今天云南境内的布朗、崩龙、佤族,就是古代百濮的后裔。中国少数民族简况(征求意见稿)[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印,1974.尤中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百濮即孟高棉的部落群体,主要活动在西南地区,属于百濮(孟高棉)系统的群体,是发展为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11,34,323-324.其三认为闽濮或百濮与德昂族没有关系。这一看法以江应睴、梁晓强等为代表,他们分别从语言族系、生活习俗、分布区域、人口数量和族群分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梁晓强.《百濮考》详解[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1).

(2)关于唐代“茫蛮部落”的讨论。

“茫蛮部落”,初见于唐代樊绰《蛮书》之记载,由唐封、凤兰苴、茫天连、茫吐薅、茫昌、茫盛恐、茫锻、茫施等小部落组成。这是云南古代诸民族中历史悠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族群,在云南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茫蛮部落”的族属,学术界传统的看法认为茫蛮是现今傣族的先民。宋蜀华.从樊绰《云南志》论唐代傣族社会[J].云南社会科学,1983(3).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近年来有人对“茫蛮部落”的族属提出了新的看法,主要以桑耀华为代表。他认为茫蛮应是佤德语支的先民,并从文献资料、民族称谓、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的演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桑耀华.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J].云南社会科学,1983(3).虽然他的观点并没有成为主流,但已成一家之言,影响很大,在有关德昂族的调查报告和德昂族简史简志里大都沿用了这一观点,并逐渐得到德昂族文化精英的认同,进而影响到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表述。

(3)关于宋元时期“金齿”的讨论。

史料对“金齿”的记载始见于唐代。《蛮书》《新唐书》《马可波罗行纪》《元史》等都有“金齿”的记载,梳理发现金齿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饰齿的风俗,二是泛指所有有饰齿风俗的族群,三是由部落名或族名演变而成的地方行政机构名称。相关史料中只反映了“金齿”含义的演变过程,只笼统地记载了“金齿国”的大致区域及其境内所包含的“土蛮八种”,并未提到“金齿国”建立的主体民族,这种表述特点给学术界研究“金齿国”的建立民族提供了空间。

学者们关于金齿国的争论主要体现在金齿族属及建立“金齿国”主体民族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金齿指傣族,并从民族源流发展演变及习俗文化方面对金齿进行了考证,认为金齿、黑齿、茫蛮、白衣、白夷这些称谓都是傣族的异名,并没有分别,茫蛮习俗与金齿蛮、黑齿蛮相同,而所谓的金齿、银齿、漆齿、绣脚、绣面等,都是习俗的体现,并非族群的专名。自唐代迄元初,见于记录称“金齿”“黑齿”者即为傣族,其他族则无此称,唐至元初傣族有以金饰齿之俗,而明后此俗逐渐消失。到了元代,金齿被用作地名,而元代所设“金齿宣慰司”区域之内,并不是单纯的金齿族居住,还有其他民族。金齿之命名是因云南行省西南广大区域以金齿族为主,故以金齿命名以团结错杂而居的各族组织部落。因此,金齿民族指傣族先民,傣族是金齿国的主体民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江应睴.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97-99.少数学者认为金齿并非傣族先民,而是宋元时期佤德语支的总称,是崩龙、布朗、佤等族的先民。金齿国是由宋元时的金齿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佤、布朗、德昂等族是金齿国的主体民族。桑耀华.茫施蛮并非傣族先民——崩龙族是茫施蛮的后裔[J].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79(3).桑耀华.金齿国盛衰简论[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3).这一观点对德昂族的影响同样很大,在德昂族的历史表述中,甚至明确提到德昂族的先民在历史上建立过辉煌的“金齿国”。

(4)关于明清时期“蒲蛮”的讨论。

关于蒲蛮的族属,大多数学者认为滇西濮—朴子蛮—蒲蛮(蒲人)—布朗、佤、德昂,这一条线索的脉络是清楚的,是没有争议的。部分学者虽然认为滇西濮人是百越系统的民族,但也承认蒲蛮和布朗、德昂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方慧.论明末清初德昂族的形成[J].思想战线,1988(4).方慧.明代云南广邑州建置考——蒲人历史新探之一[J].民族研究,1985(3).但张增祺先生在此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蒲蛮、朴子蛮或望蛮,是迁入滇西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和孟高棉民族无关,并进一步指出,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蒲类国属“庐帐而居,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后因获罪于匈奴被迫迁徙,有部分南移至云南澜沧江流域,滇西地区的蒲蛮,很可能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蒲类国有关。张增祺先生认为,明末清初时,由于蒲蛮屡遭元、明统治者的镇压和剿除,多融合于云南其他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蒲蛮已不复存在了,而佤德语支的直接先民应该是滇西地区的濮人。张增祺.“蒲蛮”非蒲人说[J].思想战线,1985(2).

(二)传统史籍叙述特征对德昂族的影响

通过对传统史籍中德昂族历史叙述的梳理,德昂族在史籍中被单独记载的时间是清代乾隆年间,这一记载在时间上是明确的,并无争议的余地,而后无论正史还是方志都对德昂族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简略记载,故而留给德昂族进行历史表述的空间并不大。但也正是由于记载简略和记载时间晚近,加之德昂族口传历史的历史传承方式,使德昂族的历史资料并不丰富,记载内容并不详细,早期的历史记载存在模糊,等等,这些不足与缺陷为德昂族进行主位的历史表述与解释创造了条件。同时,学者们关于德昂族的族源辨析、历史演变的研究,虽然迄今仍是百家争鸣、各持己见,但正是这种争议的存在,给德昂族的文化精英表述本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选择与归属的空间。

目前,通过历史人类学的实地访谈发现德昂族对历史的主位表述集中体现为对金齿国的历史表述、对德昂族遗址的表述、对民族历史分布及迁徙的表述等方面。关于德昂先民与金齿国的联系,相关的史料文献中只反映了“金齿”的演变过程及“金齿国”的大致区域及境内所包含的族群,并未明确提到“金齿国”建立的主体民族,学者围绕史料展开的金齿族属研究也尚无定论,而德昂族在表述金齿国时选择了“金齿国是佤德语支民族先民建立的”观点;在德昂遗址方面,传统史籍中并没有德昂族遗址的记载,相关的民族调查材料中对德昂族的遗址也只作了简要介绍,但德昂族关于遗址的传说集中体现在陇川女王宫上,其表述远远超出了民族调查资料记载的范围;在民族历史分布及迁徙的表述中,大部分表述与学者的研究重叠,而文化精英关于迁徙路线的表述则更多地融合了孟高棉民族中国起源说中的“由北向南”的迁徙路线。

从德昂族对历史的选择及表述来看,隐含着这样一个趋向:德昂族在表述历史的同时,也选择性忘却了一些记忆,口述历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忆的空白。具体地,对于一些能见证德昂族辉煌过去的记忆逐渐被明晰化并不断地被重新诠释,而历史上的纷争、冲突和衰败的记忆逐渐被人们模糊化。这些被明晰化的表述无不与具有代表性的过去发生联系,无论是历史上的金齿国、陇川女王宫遗址,还是民族分布及与之相应的“迁徙说”,既是一种对代表性过去的选择性表述,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自我归属。这种选择和归属从文化表层来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而从主位视角来看,这些由德昂族选择出来作为一种标签或符号的事项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联系。

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表述,实际上无不指向一定的需求与现实。德昂族对历史事项有选择性的表述为德昂族梳理本民族的历史,从而建构历史认同提供了一个支点。德昂族希望通过这样的建构来形成并放大本民族系于华夏坐标上的政治联系与地缘关系,从而建立与西南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德昂族有汉文史籍记载的历史出现在清代,而清代之前的历史则与布朗族、佤族等同源族群一样,融合于“濮”“茫蛮”等族群部落并处于不断的分化和演变中,又加上德昂族没有文字传承自己的历史,使得清代之前的族群演变过程出现空白,因此,通过选择那些与德昂族有关联的族群观进行梳理他们的演变史,是一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梳理“根基历史”的尝试,也是使民族的历史绵延到华夏历史的长度,自然成为华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途径。在此,需要找到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事项来支撑整个历史过程,而金齿国无疑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因此,在文化精英的表述中,金齿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传统的历史传承中并没有“金齿国”的内容,但近年来,文化精英不断地强调本民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联系。同时,通过遗址遗物的发掘和德昂族是最早居住德宏坝区的民族的表述来证明德昂族“确确实实”是德宏最早的居民和开发者,进而强调其对西南边疆发展的贡献及历史认同。

四、结语

本文在对传统史籍中德昂族的历史叙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传统的官方史料对德昂族历史记载存在诸多不足,表现为记录时间晚近、记载内容匮乏、记录不详等,这些历史记录方式为学者进行德昂族的族源考辨、宏观历史梳理提供了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为德昂族差异于史籍记载的主位历史表述创造了条件。德昂族的历史表述是德昂族结合自身历史记载特点在学者研究的不同观点之间进行选择与归属的过程,这一过程为我们认识族群的认同问题提供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整合的历史观”,同时也体现了德昂族进一步呈现其与西南民族共同参与西南历史发展的历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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