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酢《文集》内遗存文章辨析

同时，诸本游酢《文集》皆存在将他人文章视为游酢文章之遗误。

《静可书室记》本题为《静可书堂记》，宋·徐几所撰，见刘应李《事文类聚翰墨大全》辛集卷六、董天工《武夷山志》、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建峰詹氏宗谱》卷二《詹氏先人创建纪略》、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三卷《地理》、《全宋文》卷八千○二十一、《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福建省志·武夷山志》第三篇《名胜》。

董《志》卷十四《九曲·溪南》所载全文如下：

予爱武夷佳山水，且有佳友，晚岁徙居焉。詹兄琦景韩，久从予游，知其为人孝弟忠信，天资近道，闻诗书仁义之名言，跃如也。一日，语予曰：“某爱程子云‘性静可以为学’，因名读书之室曰‘静可’。惟吾子一言以发之，是为幸。”予因进而语之曰：“学者之于道，能于其性之所近，以求从入之门，于道可至。子性静，有志于学，谁曰不可？”今夫利欲斗进、躁竞驰逐者，去道日远。苟能收敛此心，鞭逼向里，勿为外物所动，则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静者，以敬贯动，静该体用。若只用静，恐都无事了，又失大本当先之意。故曰“敬则自虚静”，又曰“静中须有物始得，必如是，乃可言静”。虽然，静谓之可者，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程伯子之云，且以开学者从入之门耳。会其归，要其至，则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圣人之于天道，吻合无间然也。《大学》之经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古昔圣贤道学相传之要旨。请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他时，隐屏有人曰静可学者，顾不羡美欤！

并谓“山南，有静可书堂，宋隐士詹琦建，今皆废”；其卷十六《名贤·理学》载：“徐几字子与，号进斋，崇安人。尝与詹琦筑‘静可书堂’于武夷。博极群书，尤精于《易》……称曰进斋先生。”其卷十七《名贤·卜筑》载：“徐进斋几，尝与同邑詹琦筑静可书堂于九曲。”同卷《隐逸》载：“詹琦字景韩，崇安人。宋末隐居不仕，与同邑徐几为山水友，同‘筑静可书堂’于九曲，几称其‘孝弟忠信展矣，金石君子也’。”《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三《教授徐进斋先生几》载：“徐几字子与，号进斋，崇安人。尝与詹琦筑‘静可书堂’于武夷。博通经史，尤精于《易》……称曰进斋先生。其撰《静可书堂记》曰……”云云，又《詹景韩先生琦》载：“詹琦字景韩，慕韩魏公为人，故名。琦宋末隐武夷山南，筑‘静可书堂’，与徐几日以圣学相劝，几称其‘孝弟忠信，金石君子也’。”所录徐几《静可书堂记》颇与他书不同，如与董《志》之不同：前三个“予”皆作“余”、“学者之于道”作“学者于道”（无“之”字）、“敬则自虚静”之“虚静”作“静虚”、“乃可言静。虽然，静谓之可者”作“乃可言。静谓之可者”（无“静。虽然”三字）、“程伯子之云”之“之”作“言”、“他时”作“他日”等。

《福建省志·武夷山志·名胜》载：“静可书堂，为宋学者詹琦（字景韩）读书处，取北宋学者程颐‘性静可以为学’语意作为堂名（址在黄村之下厅，今废）。”民国《崇安县新志·地理》亦载：“詹琦静可书堂，在平川。徐几记云……”所录文字除首字“予”作“余”外，与董《志》同。

《建峰詹氏宗谱·詹氏先人创建纪略》谓：“静可书堂，琦公建。”所录徐几《静可书堂记》与董《志》亦有多处不同，依次为“天姿近道”之“姿”、“琦爱程子”之“琦”、“余因进而语之”之“余”、“先生于发明”之“于”、“必言静，所以大本”之“所”、“可用敬不用静，此以敬贯动”之“可”与“此”、“静谓之可，此言仅可”之“此言”、“《大学》曰”无“之经”、“此昔古圣贤”之“昔古”等；较之《闽中理学渊源考》所录，亦有多处之异。《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亦列编有“宋·徐几”《静可书堂记》，出处标为“《建峰詹氏宗谱》卷二”，而所录文却与《建峰詹氏宗谱》所录徐几《静可书堂记》大异，反而与董《志》同，仅“会其归”之“会”作“余”之异，据此可知，《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虽然标示该文出处为“《建峰詹氏宗谱》卷二”，但其实并非从《建峰詹氏宗谱》录出，仅此就让人觉得对不起其书名所称之“考”字。

《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与《宋·游酢文集》之《静可书室记》：标题“堂”与“室”不同；正文，首句“徙居”下增“武夷”二字，是明显的蛇足；次句改实在的“詹兄琦景韩”为虚泛的“某”（这是署名“游酢”而非游酢之文的共同特点），大有瞒天过海之意；中间“今夫利欲鬭进、躁竞驰逐者，去道日远”之“今”（今天、时下或现存）改为“彼”（那些），则显得小气；“程伯子（程颢）之云”之“之云”（所说的），《宋·游酢文集》改为“尝云”（曾说），乃错会语意；再后“会其归，要其至”之“要”改为“待”，是主动与被动之别；而“古昔圣贤道学相传之要旨”之“道”，《宋·游酢文集》改为“进”，则是变“儒学传承”为“学习方法传承”，意义显失；最后“隐屏有人曰静可学者，顾不羡美欤”改为“武夷有人曰静可，学者顾不羡美欤”，虽有呼应上文蛇足的“武夷”，却又失于具体；而《宋·游酢文集》标点的差异，也使得文意不同。

对于《静可书堂记》即《静可书室记》作者的误判，与对水云寮卜筑者的误判，共同导致了一个并不真实的结果，这就是游酢于“元符二年，他又来到武夷山五曲筑‘水云寮’，并由建阳迁居武夷，住在水云寮内，读书著文。”（《游酢研究》第1辑第81页）又如《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之《水云寮》所谓：“游酢构建水云寮后，即于‘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见《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住在水云寮内，读书著文，或与学友互相切磋理学，生活闲适而又恬淡，同时致力于教授生徒。”

徐几于景定四年（1263）五月以白衣诏补迪功郎，添差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次年十一月兼崇政殿说书。见《宋史》本纪。

《撰含山县乡贤祠祝文》，《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题注“含誌”即出自《含山县志》，但不详何时所修之县志，康熙《含山县志》无此祝文。此祝文不仅不是游酢所“撰”，而且游酢还是受“祝”者之一。其文如下：

天地之英，川岳之灵，妙合和气，降此哲人。以古圣先贤而为标的，以光风霁月而为胸襟。或倡义以排奇难，或含和以吐明廷。或痛国是之非，激烈以抗疏，或受分符之寄，恺弟以临民。学术言行，表正闾里，文章气谊，焜耀丹青。信孤山之标格，作后来之典型。今虽已远乎颜色，犹可想见乎精神。谨备香而致祭，用风励乎后人。

其中“恺”字，《宋·游酢文集》校注谓：“原文作‘岂’，今据改。”

《答谢显道论学书》，实为谢显道良佐《答胡康侯小简》二函之《又答简》亦即《又答胡康侯简》，见《上蔡语录》卷三、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三、《全宋文》卷二千五百九十三（题作《答胡康侯书》），《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亦收该《答简》后半部分。其文如下：

承谕进学加功处，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须着如此。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鹦鹉也。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闗，便是小歇处。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

其《又答简》中，“须着”之“着”为“著”，“期待他”之“他”作“也”（《宋元学案》亦作“也”，而“小事”之“事”作“人”）。

《叙述姓氏》，乃清代修谱者之引述说明文字，建阳《圩富垅游氏宗谱》卷一之《叙述姓氏》无落款，而其他文章即如《族谱后序》则落款“游酢”。其文如下：

别生分类（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锡土姓（以所生之土赐之为姓，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谓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赐之姓以显之）。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枝别属，则各自立氏。天子赐姓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乎百世也，使不相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

其中，“别生分类”为《尚书·舜典》之语，括号内“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乃其下小字注文，则为孔安国“传”之语；“锡土姓”为《尚书·禹贡》之语，括号内除首句“以所生之土赐之为姓”（《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所”作“新”）外，如“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谓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赐之姓以显之”乃其下小字注文，亦为孔安国“传”之语；“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此为孔颖达“正义”《左传》隐公八年之语；“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此则为《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弃为周，姓姬氏”之裴骃“集解”所引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之语。如此拼凑之文，若硬要说是游酢所撰，实在无甚意义，只能说明游酢文章能力极差。

《杖铭》，陈瓘所撰，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八、《全宋文》卷二千七百八十五，亦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五十、《山堂肆考》卷一百八十一。此文原始出处为岳珂（1183—1243）《桯史》，其卷十《紫岩二铭》谓：“张紫岩……上疏论事，朝廷以为狂，复诏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间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铭，以寓意。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归老。’而逍遥杖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则焉用彼。’或录以示当路，大怒，以为讽己，将奏之，会病卒，不果。它日，陈正献俊卿为孝皇诵之，摘其一铭，书于御杖焉。”张浚（1097—1164）号紫岩居士，其“逍遥杖之铭”与所谓游酢《杖铭》相差仅两个“之”和“而”以及末句“则”、“将”，而文义完全相同。一定要说此《杖铭》为游酢所撰，甚无谓也。其文如下：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将焉用彼？

其中，前句出自《论语·述而第七》，即“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方竹杖铭》，本题作《方竹杖赞》，高登所撰，见《东溪集》卷下、《全宋文》卷三千九百六十。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福建漳浦人。其文如下：

噫！其节高乎？曰高。其操坚乎？曰坚。其中虚乎？曰虚。其外圆乎？曰圆。然则胡为而圆？今此君能方矣，盖其德也全。听琴横膝，望月倚肩，与高子兮周旋。

其中，四库本《东溪集》无首字“噫”，“乎”皆作“兮”，末句“君子”作“高子”。此“高子”乃高登自称，正说明此赞为高登所作无疑。

《陈太平策》，本题作《太平策》，元·郑介夫所撰。此文《游定夫先生集》、《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与《宋·游酢文集》、《全宋文》卷二千六百五十八以及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微言》、《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十六、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宋道学》、民国《福建通志·列传》、民国《崇安县新志·儒林》、《闽贤事略初稿·游酢事略》等（《闽南道学源流》以下均为节录）皆误收之以为游酢文，足见遗讹之深远。

初见所称游酢《陈太平策》文，笔者即已存疑，因为这么“重要”的策文，四库本《游廌山集》未收录；后经过多年对游酢的研究，又参照其《论士风奏疏》之行文风格特点，更觉此策文不似游酢所作，于是再行细读，终于发现了其重要的节点：“一纲二十目”中，“二十目”为什么没有展开论述，“怯薛”一目是什么意思。一查之后，就知道此前自己走了很多弯路。“怯薛”一词在历史上是蒙元所独有的用语，是指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而且是成吉思汗钦点的禁卫军，意为“番直宿卫”（参《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宿卫》），汉语之意为“轮流值宿守卫”，源于草原部落的贵族亲兵；其个体成员称怯薛歹，群体称怯薛丹。

再查其作者，又是很费了一番周章。此人叫郑介夫（一作郑玠夫），字以居，浙江衢州开化人，该《太平策》于元大德七年（1303）八月“奏上，多见采纳。后以省臣荐，授金溪县丞，卒”。其《太平策》字数三万余言，在古代已经可以单独成卷，所见多为“节本”，其中一种“节本”与所称游酢《陈太平策》非常相近，例如将作者名字改为“某”，并对可能露出马脚之处给予修饰，然而，唯一没有或者说难以修饰的就是“二十目”中之第十五目“怯薛”。柯劭忞《新元史》于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九十》为郑介夫立传，谓其“性刚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而且“略”引其《太平策》约七千字，主要内容是对“二十目”的展开论述，前面一小段则是“一纲”的论述，也与其他节本不同。关于郑介夫上《太平策》的时间，雍正《开化县志》卷五《人物》与乾隆《开化县志》卷八《人物》皆作“至大间（1308—1311）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应当有误，因为大德为元成宗年号，而至大则为元武宗唯一的年号（元武宗在位仅四年，仅用至大一个年号，后由其弟元仁宗继位），元成宗确有未立储之事，导致成宗死（大德十一年正月）后至武宗继位（大德十一年五月）有一小段时间的混乱。

所谓游酢之《陈太平策》节录如下：

直言臣某，钦惟圣朝布威敷德……讵肯奋不顾之身，出为百姓分忧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谤，不能自容于时矣。使贾生身今之时、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长太息也……贾谊曰：“天下之命，悬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云云。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表异示尊、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疎，略无差别。晋申允曰：太子统天下之重，尚与诸王齐冠远遊，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以为不宜，况可同名号哉云云。

大纲既正，其余事务，次第举行，则宗社幸甚。其目二十：曰任官，曰选法，曰钞法，曰盐法，曰备荒，曰厚俗，曰定律，曰刑赏，曰俸禄，曰求贤，曰养士，曰奔競，曰核实，曰户计，曰怯薛，曰僧道，曰边远，曰抑强，曰阅武，曰马政。

其中，“奋不顾之身”，《宋·游酢文集》无“之”字；“晋申允”之“申允”本名申胤，生活于东晋末，后人以避雍正讳改胤为允，《宋·游酢文集》不解风情误作“晋中允”，且乱注“晋中允：太子官属”。“贾谊曰……云云”，见贾谊《治安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