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

游酢不仅一生潜心钻研理学，而且还善于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后人。作为学连洛闽的“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首先是通过兴教办学，传道南方，开创“道南”之先。《游酢年谱》指出：宋元符元年（1098年），游酢筑草堂于豸山之麓，著《论语·孟子杂解》、《中庸义》；元符二年（1099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撰著理学著作，讲论授徒，孜孜不倦地首次把洛学南传，传播到武夷山，为武夷山成为“道南理窟”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游酢是“程门四杰”之首，深得“二程”洛学真传，理学造诣尤深，特别是他将理学教育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理学与书院发展的新道路，功绩卓越，泽被后人。自游酢“道南”，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办学重教之后，武夷山才渐渐有胡安国的文定书堂、刘子翬的屏山书院、江贽的叔圭精舍、刘珙的仰高堂、胡宪的兴贤书院、朱熹的武夷精舍（紫阳书院）和沧洲精舍（考亭书院）及同文书院、刘瀹的云庄山房、蔡发蔡元定的南山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确实是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武夷山这块沃土上破土而出，大批理学家云集武夷山聚徒讲学，理学风气大盛，武夷地区遂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落脚地，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可见，游酢“见道之速，传道之正，造道之远”，最早在武夷山兴学重教，开八闽理学之先，实是朱子学（即闽学）最早的渊源之所在，游酢“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之称誉，理所应当。

游酢道南，朱熹撰联称颂：“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宋理宗《赐赞》（赠游酢）：“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明人刘童赞：“挺生哲人，春煦秋厉。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攸系……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沾天下，足觉斯人。”游酢第二十世孙、清朝人游端柏撰文记载：“公（游酢）载道南来，创建州理学之始，其时接迹而兴者，若胡（胡安国）、刘（刘子翚、刘勉之）、朱（朱熹）、蔡（蔡发、蔡元定）诸贤后先相继，是吾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中并称者首推建郡，实自文肃公（游酢）开其先也。”《游廌山先生之遗》也载：“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并称者，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

游酢载道南来，在武夷山传道，他的门徒胡安国、黄中、吕本中、江锜、陈侁、曾开等都得到理学真传，且各有成就，尤其是胡安国成就更大。李清馥说：“胡文定（胡安国）为游氏门人，二程兄弟称游（游酢）、杨（杨时）、吕（吕大临）、谢（谢良佐），学者谓朱文公（朱熹）得统于程。由杨中立（杨时）传罗豫章（罗从彦），豫章传李愿中（李侗），愿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传胡文定，文定传之于籍溪（胡宪），籍溪亦以其学授文公，盖兼承游、杨之统者也。”李清馥还说：“公（胡安国）传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名。”胡安国理学造诣极深，后来传道湖湘，开湖湘学派，成为洛学南传的另一支派。因此，完全可以说，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计，鼓扬正学，羽翼圣经，上传孔孟之学，下接濂洛周程理学，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而破荒开辟，实自游酢始。另《建阳县志》（清道光版）“舆地志·风俗”也有记载“建宁……至有宋游、蔡诸君子出，遂彬彬焉为道义之乡。然时异世殊，习尚因之”、“民皆勤身乐业，而秀之者狎于文，家有诗书，户有法律，尚气而有节”、“风俗正，人才出……潭阳夙称望邑……国初风俗淳朴，都人士斤斤自好，后进遇长者辄退让，不敢以贤智自多，知耻少干谒，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晦庵、西山二先生过化之乡，流风余韵，宛然犹存”。这一优良风气的形成，固然是游酢、杨时门人及后学，尤其是游酢、杨时三传弟子朱熹及其门生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程门四杰之首”、“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其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