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垃圾的三枪与张氏电影的堕落

二、文化垃圾的三枪与张氏电影的堕落

应该说，张艺谋曾经是中国大陆电影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其改编自新时期小说的“文艺片”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以及巅峰之作《活着》都曾引起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关注；而标志其“商业大片”转型的《英雄》也因为是《卧虎藏龙》“武侠题材”的“余续”和“景观电影”在中国大陆的“开端”，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许，大师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致敬”的对象是顶峰期的张艺谋代表的“文化形象”而非《三枪拍案惊奇》代表的“群丑闹店”式的“忽悠形象”或“文化混混儿”。

柏林国际电影节曾是张艺谋的福地，1988年他执导的影片《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他一举成名。2010年的春节期间，张艺谋率领《三枪》剧组参加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受到冷评，成为电影节开赛以来得分最低的竞赛片。与国内公映相比，国外观众笑声要少，倒是小沈阳、毛毛、程野制作油泼面的段落，波斯人推销枪炮的段落，引发了最大面积的笑声。海外媒体抱着猎奇的心态关注着这些“带有杂耍风格的段落”，同时，也注意到了它“本应是个搞笑电影，但是它却不那么逗”^[35]的问题。

旅居加拿大的专栏作者李牧（1967—）认为:“《三枪》以普通影片要求，也就那么回事儿，电影院里多差多没味的作品没出现过？但以张艺谋这个人，配上一线红星拍出这片子，想不让人骂是欺人太甚。这样一部片子，居然弄到国际电影节上，实在佩服张艺谋的胆略。说张艺谋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自我判断评析能力，估计没人会相信。”^[36]正如影视传播学专家尹鸿（1961—）教授当初预测的那样:《三枪》得不了奖，因为国内外电影界有一定的共识，柏林电影节也不能违背一些基本的电影艺术规律和电影创新规律。

而在2010年1月举办的“电影《阿凡达》启示与思考座谈会”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教授黄式宪（1935—）指出:现在中国电影杂耍的东西太多、山寨风盛行，真正人文的东西不够。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就是一个极致，“我们的一个大导演会沦落到大走山寨版之路，而且用几个月时间，那么浮躁。而人家（指《阿凡达》）还保持一种人文心态，而我们的人文心态到哪里去了？”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1964—）也在这次研讨会上强调:中国电影人还是需要学习一点简单的和对人性的认定，对天赋人性和天赋人权有一种美好的求证^[37]。

对于张艺谋电影作品的争议性评价伴随着张艺谋从事电影工作的始终，但是，随着张艺谋“文艺片阶段”的基本结束、“商业片阶段”的全面开始，对其电影批评的争议焦点、争议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华大学艺术传播学教授尹鸿（1961—）曾将张艺谋在其“文艺片阶段”作品在国外屡屡获奖的缘由归结为:“艺术的极致化，强化了美学的差异性；表达的电影化，减少了文化阅读障碍；符号的中国化，提供了艺术的陌生感。”同时，基于“即便是在最商业的电影中，一定要包含真正感动人的东西，哪怕是在一系列的商业包装下”的人文艺术理念，尹鸿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有个“致命的问题:对视听造型、意境、冲击力的追求，淹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怜悯，电影几乎成为了技术奇观的奴隶”^[38]。而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1957—）则在《1981—2004:中国当代文化撒娇史》一文中从肯定王朔反叛国家主义的角度，痛惜张艺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迎合甚至献媚^[39]。看来，明眼人还是很多的，并非狂轰乱炸的“搪塞”与“托辞”就能蒙混过去的。

尽管张艺谋一再声称《三枪拍案惊奇》是为“贺岁”而“搞笑”的，尽管一再标榜“不能把投资人的钱打水漂”^[40]，同时又有詹姆斯·卡梅隆大师的来华“致敬”，但是，无论《三枪拍案惊奇》能够赚到多少钱，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终究是失败的。况且，《三枪》的巨大票房里不但有“非市场性”的文化霸权，更有广大电影观众的“唾弃性”的文化鄙视。尽管《三枪》公映前后，制作方与剧组在电视上不断地王婆卖瓜，但在网络上80后知名作家韩寒（1982—）还是说他只能给《三枪》打1分，“这一分是对于张艺谋放弃人海战术和片子中某些演员的表演还算不错的鼓励”，并认为“这是一部比较适合在三线城市的县城里播放的电影”^[41]。从网络民间的大多数评价来看，对《三枪》的鄙视倒是“老少咸宜”，看来在中国大陆，艺术还不会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