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空间实践与地点制造

在上节中，我们把社区网络论坛看做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从而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不过，社区网络论坛仍然是一种数字化生存，嵌入也主要体现在居民的社会关系方面，这些似乎都与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空间和血肉之躯没有直接关联。因此，面对流动空间（卡斯特，2006b）和虚拟社区（Rheingold，1993），人们仍然不禁要问:人的肉身所居留的物质空间是否已不再重要？面对日益全球化、媒介化的世界，地方是否依然具有价值？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空间与地点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跨学科空间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

不可否认，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殖民危机，一方面是越来越普遍的空间商品化（勒菲弗，2008）的浪潮，将生活空间裹挟卷入全球资本的洪流；另一方面则是无处不在的权力铁腕，把人们的生活场所改变成为规训的空间（福柯，2003）。在遭受资本与权力拓殖的居留空间，真正独特而自主的地方生活已被抽离，人们的地方体验与地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再重要，地方价值也逐渐丧失。资本与权力的长驱直入，不仅抹平了地方差异，而且使个人沦为其附庸，丧失了独立性与自主权。

然而，这样的世界图景也不尽全面，前文的案例亦表明，在地方社区，人们还是需要面对独特的问题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地方经验性研究表明，即使在最为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全球资本面前，也存在“地方性逻辑”（杨念群，200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的实践，构筑了不同于全球或国家逻辑的地方空间。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社区视为活动发生的场所、容器，较少研究传播活动与空间实践的关系；而且传播研究通常集中于象征符号、虚拟空间，较少将传播与身体实践、空间实践相关联。而从最为根本的属性来看，社区首先应当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与人的身体实践相关的具体场所与地点；正是社区的地理和物质属性，使其在全球化和“流动空间”的大潮中，为本地居民赢得了对抗的可能性。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空间不仅为传播提供了特定环境，而且许多传播行为本身也是空间实践行为，社区传播与空间实践密不可分。

根据空间理论，空间与地点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有时空间被认为是独立于人类、基于自然法则而存在，地点则更具有社会性（奥罗姆、陈向明，2005）。有时空间则被看做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权力和资本脱域的、抽象的存在，而地点则是反向过程——“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的结果，而这一“再地域化”的过程即“地点制造”（placemaking）（Feuchtwang，2004）。从制造地点的观念来看待社区传播，即意味着考察人们如何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往行为而为社区空间赋予意义，从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地点，实现再地域化。

本节将社区视为地点，致力于探讨社区传播与地点制造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作为空间实践的传播行为对地点赋予意义的过程与机制，以及由此获得在全球化与国家建设中的重新定位。具体而言，本节希望通过案例研究，回答下列问题: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社区传播而制造有意义的地点？作为制造地点的行为，社区传播的主体、形式与内容是什么？社区传播如何参与空间实践？空间实践如何影响社区传播行为？作为空间实践的场所与结果的地点，对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为回答这些问题，本节将首先结合文献，从理论层面阐述空间生产、地点制造与主体性建构，空间实践与社区传播等核心问题，然后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解读J市“健身坡”的案例^[39]:第一，公共空间中的身体实践与公共交往；第二，作为空间实践的景观营造与社区意象；第三，地点制造、主体性与区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