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性自然灾害

当今的特大自然灾害，受害者很难说只是某一个国家，往往是跨国性的。即使受自然灾害直接侵袭的只是一个国家，但由于全球化的联动作用，也会使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政治影响波及别的国家，发散到别的领域。在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这次灾害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第一，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与分享经济成果等“正面”问题的全球化，也是自然灾害及其对受害国（地区）的破坏等“负面”问题的全球化，是超出自然灾害本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多层面要素交互影响的全球化，更是救灾责任与义务的全球化。因而，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应对国际性特大灾害的国际机制，不应再作壁上观。

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国际救灾机制的情况下，中国应对特大国际性自然灾害的决心与行动并没有落后于任何其他国家。也可以说，在全球性的机制没有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通过对印度洋海啸等国际性灾害的反应，为形成这样一个国际救灾机制进行了很好的预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例，中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为亚洲受灾国捐款，其规模之大，状况之感人，受到世人关注。海外传媒认为，中国启动了为其他国家募集援助的机制，这种机制在中国前所未有。中国民政部通过各大媒体发表公告，要求广大民众奉献爱心，为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泰国和其他遭到大海啸袭击的地区踊跃捐款。也可以说，这种动员机制为2008年中国国内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的动员、救灾进行了一次有借鉴意义的预演。

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救援行动不仅是物质上的，还包括人力和精神上的。中国的医疗队抵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灾区，国家电视台为缅怀死者取消了新年晚会，中国的宗教组织尤其是佛教协会也参与到募捐行动中，中华慈善总会公布了中国工商银行的两个账户以方便个人提供捐款，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佛教界人士摒弃政治分歧，在北京灵光寺举行消灾祈福法会为受灾国家募款，等等，都是前所没有的。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社会心理、精神方面的救助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各国救灾的重要环节，也应列入未来可能建立的国际救灾机制的框架中。

第二，国际救灾机制酝酿和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冲破现有不同社会和法律制度的障碍，要克服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担忧和歧见，还要合理平衡各国的利益和尊严。总之，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方方面面的碰撞和磨合。近些年来的经验表明，要在短时期内就国际救灾机制达成一个为所有国家接受的共识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不可能。2010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向试图建立国际救灾机制的人们释放出一个悲观讯号。很多人会想，连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尚且遭到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出于私利的阻扰，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愿担负更多的责任，推脱应该承担的义务，要发展中国家承担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紧迫性和重要性似乎远低于全球气候问题的建立国际救灾机制问题，有什么可能获得发达国家的“超常规”重视并很快达成某种共识？事实告诉人们，当地球还在转，人类还没有真的面临“2012式末日”而集体登上“挪亚方舟”之前，是不会放下现有的既得利益的。这似为笑话，但并非全无道理。

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行的办法是相关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局部的、地区性的或者专题性的救灾机制。

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引人注目的。就印度洋海啸而言，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引人注目地在政治上作出一个意义重大的姿态，将向印度洋周边发生海啸灾难的国家提供6 000万美元的赈灾款。中国的这笔赈灾款已明确地显示出，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笔赈灾款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史以来提供的数额最大的一次性一揽子援助款项。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的发言人罗伊·瓦迪亚说：“这一举动令人振奋，这显示出中国致力于为本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

顺便说明，在灾难面前人类更需要纯洁的团结互助精神，而非别的东西，也非任何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政治解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给予受灾者的所有帮助，体现了一种“纯洁的团结互助精神”。但在今天中国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任何对外援助行为包括救灾援助，都可能被某些国家和政客涂上一层政治色彩。这是无聊的，也是不应该的。

第四，按照这一设想，中国可以尝试建立起自己的对外救灾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准机制”，应该包括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这样一种“准机制”，也是中国对建立国际正式救灾机制的积极探索，是为将来条件成熟时正式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机制铺路搭桥。

在近些年的特大国际自然灾害面前，处于灾难中心的华侨华人在开展自救的同时，还积极投身救助灾区其他民众的行动中，显示出中华民族无私助人的美德。应该说明的是，华侨华人除了捐钱献物外，参与动员、宣传与慰问等也是重要的一环。后者虽属“务虚”，但可为前者的“务实”提供精神支撑，对鼓舞更多的人捐钱献物产生滚动效应。他们的所有表现，为未来建立国际救援机制献上了一份份厚礼。

这里仍然举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发生的几个例子。据不完全统计，马来西亚华社捐款总额逾400万美元，居世界各国华社捐款之首。当地的华文媒体在赈灾活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例如，华人办的英文《星报》等机构率先发起建立赈灾基金，华文报纸《星洲日报》发起“海啸无情，人间有情”的赈灾活动，拥有80多年历史的《南洋商报》下属的南洋报业基金也积极为灾民筹募救灾义款。此外，由华文电台FM988和商家合作发起的“988鸿运车队送爱心”活动，走遍马来半岛筹集捐款，支持灾民重建家园。华人工商界是赈灾活动的主要力量。在募集捐款的同时，各华文报纸还整版刊登募捐赈灾的新闻和图片，电视台的华文栏目和华文电台也广泛报道救灾赈灾的情况。在马华人社团、公司和个人也踊跃捐款捐物，支持灾民重建家园，早日恢复正常生活。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和慈善团体也站在了救灾济民的前列，动员人们广捐善款。

在印度尼西亚，侨领们纷纷号召印度尼西亚华族积极开展捐款赈灾活动。印度尼西亚最大华文报《国际日报》、《印度尼西亚日报》和印度尼西亚首家华语电视台“美都”等较有影响的华文媒体均及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号召为灾区同胞捐款。有的华文报纸还辟出专版，刊登慷慨献爱心的人员名单。灾区的华侨华人们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投身志愿救灾工作。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市，由于临近重灾区亚齐，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救灾中心和救灾物资中转站。棉兰60多个华人社团在苏北华裔总会的组织下，迅速成立了“苏北华社赈灾委员会”，投入到这场世纪灾难的救灾工作中。

泰国受到海啸重创后，旅泰华侨华人社团和侨领积极加入抗灾救灾的行列中，他们争先恐后地捐善款、献爱心。泰国中华总商会、泰国潮州会馆、泰国华商联谊会、泰华进出口商会、南洋纺织机构等华社纷纷捐款数百万铢和价值数百万铢的救灾物资。大海啸给泰国著名旅游胜地普吉岛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同样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当地华人强忍悲痛，振奋精神，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全力投入救灾工作。泰国最大的慈善机构——报德善堂在海啸发生后立即派出救护车、救护船以及救护人员赶赴灾区展开救助，而且向灾区紧急运送棺木、食品、饮料、衣服、药品等一批批救灾物资。普吉潮州同乡会、普吉善堂、义德堂等当地华人社团争相筹款捐物，成为收殓遗体、清理环境和接收无家可归者等慈善工作的主要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一方有难八方援，四海华人是一心。每一次特大自然灾害，不管是发生在他们的祖（籍）国，还是发生在别的国家，都会牵动全世界每一位华侨同胞的心，他们都会自发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形式的赈灾捐款行动，奉献全球华人的一份爱心。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和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会释放出一样的爱心，采取一样的慈善行动。之所以如此，是得益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和教化。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个应对国际灾难救灾的“准机制”，不能离开华侨华人的参与。从华侨华人做起，更容易取得突破和进展。当然，由于华侨华人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这样一种“准机制”采取什么方式，则是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

建立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国际救灾“准机制”，也是中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国际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得到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赞同和拥护。事实上，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立根固本的崇高美德。长期以来，广大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都以他们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里的活动，在构建全人类共享的和谐世界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建立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国际救灾机制，是和谐世界理念的合符逻辑的发展。

（本文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