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

从上海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来看，上海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一是出口拉动模式需要转型。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依靠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导致上海经济的外向度较高。2008—2009年，上海的出口平均依存度是74%。而从2003年到2008年，全国出口的平均依存度为34%，上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但是在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7%，24%和10%。与这种模式相对应，欧美消费、亚洲生产、中东地区提供原材料和能源构成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欧美贸易赤字、东亚贸易盈余的基础上，其经济增长不是产业技术革命、产业创新带动的结果。与这种模式并行不悖的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首先是原有传统的贸易壁垒案例频频爆发，新的贸易壁垒又层出不穷。2009年，世界已经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采取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事项还有130项。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经济转型的压力来自国内外双重的经济转型压力，其对策选项可主要描述为“两减两增”：一是减消费，增储蓄；二是减进口，增出口。

二是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更加突出，外延式投资拉动模式需要转型。上海持续16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大开放、大投资、大基建带来的总量扩张。2008年上海的投资是4 800多亿，2009年上海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是5 300亿左右，投资强度是每平方千米1亿元投资。这在一般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没有的，这种投资规模不可能再有大的增长。特别是世博会之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随着上海进入后工业化、后世博时代，这种高速度、外延式的投资拉动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上海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新增用地即将用完，城区开发的强度过高，能源资源的供求偏紧，能源的价格长期高企。

三是上海的产业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组装加工型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上海通过大开放、大合资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但是与国际大都市及深圳等国内先进城市来比，上海的产业能级，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组装经济的痕迹明显。

首先，服务业发展基础不牢，结构层次偏低。从总量来看，2009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是8 847亿，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落后于北京和广州，北京服务业的比重达到76%，广州服务业的比重是61%；更落后于纽约和伦敦，这二者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80%。目前，上海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商贸餐饮等传统行业，对周边辐射作用不强；另外，服务业增长也不够稳定。2009年，上海第三产业实现约14%的增长，但主要依靠股市房市的拉动，股市房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3%，但是股市房市的波动性比较强，而上海的新兴服务业又没有形成，其高端服务业发展仅仅是单兵突进。

其次，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是高新而不高端。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所占产值比例约为0.9%，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5%，发达国家是10%，这种局面导致上海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比较低，全国企业的发明专利前十强企业，上海一个也没有，而深圳占了6个。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失去第一轮先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05年以前，上海新能源汽车的研发重点放在氢动力上，但是制氢储氢技术难以解决，大规模产业化难以实现，而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的产业化比较简便易行，但在这方面上海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太阳能产业和风电产业也是全面落后，尚不及江苏的1/10。

四是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尚未形成，投资驱动模式需要转型。首先，消费受到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制约。分配格局不合理导致居民手中缺钱花。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上海的GDP总量却排在全国倒数第三。尽管2008年上海的GDP总量超过新加坡，2009年又超过香港，但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状况需要依靠提高工人工资来解决。

其次，消费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的制约。公共服务支出比较低，2009年上海财政支出的12.3%用于就业保障，而欧美一般为30%～50%。上海用于经济发展、就业保障和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很低。

第三，消费环境不佳，消费高端服务供给不足。上海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估计有110亿元，但只能满足38%；上海的城市知识竞争力排名位列世界第112位，文化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大概只有5.6%，低于伦敦、纽约18%的水平。纽约、伦敦是经济金融中心，但是文化产业的比重仍达到18%。

五是增量改革驱动式的模式难以持续，需要节能减排，走资源节约型发展之路。1978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体制对增量改革的牵制作用也逐步增强。从上海来看，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不持续，既是我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固化的结果，更是我们在关键领域改革开放没有到位，传统发展体制没有破除的结果。

一是服务业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管制、体制、法制的障碍尚未去除。上海服务业实行的是全额征收营业税，制造业实行的是增收增值部分的增值税，生产型服务业如果从制造业企业里面分离出来，就面临要增收高额的营业税，而金融业的税赋达到60%，明显高于国外18%～30%的水平。这种状况不利于产业间的分离。

另外，服务业的管制也明显较多。国家对银行、电信、保险、民航、铁路多头管制、重复管制和过度管制，大量服务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服务业的法制也不完善。很多新型服务的法律依然是空白，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体系的环境还没有形成，导致大量海外资本难以融入，同时科技成果转化难以实现。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面临重大的机遇，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孕育新产业的革命，对各个经济体制都是重新洗牌。上海迎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三大机遇已经初露端倪。

一是国内外掀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有利于上海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首先，新能源战略和智慧地球将引领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纷纷提出新技术战略，主攻方向就是IT和ET，即能源技术和环境技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能源战略，计划今后10年拟投入1 500亿美元用于开发新能源和低碳技术。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把物联网和互联网并联融合。欧盟提出2013年前投资32亿欧元开发绿色技术。我国2009—2010年央财预算安排资金628亿，推动11个科技重大专项，包括大型飞机、新一代的宽带无限通信网、核心电子器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其次，低碳产业和信息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国务院确立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信息、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海洋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上海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第二大机遇是国内外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有利于上海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抢占国际产业分工链的高端。首先，上海举办世博会不仅推动旅游、会展、休闲、商贸的发展，而且推动文化创意、专业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迪斯尼项目的落户，也为上海的文化、娱乐、休闲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其次，全球金融贸易格局的重构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再次，全球的贸易格局正从传统依赖港口资源，以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为主要功能转向依赖贸易组织、市场体系、专业服务为主要功能。金融、物流、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快速增长，促使国内的产业结构业加快产业升级，从而拉动对生产服务业的需求，这对上海发展金融、保险、研发服务、专利设计等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同时，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对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崛起，也是一个重大机遇，上海有可能因此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

第三大机遇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有利于上海拓展投资消费新领域，增强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上海目前处于总体上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巨额投资扩张迅速，汽车、船舶、化工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及先进制造业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第四大机遇是我国将探索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有利于上海争取更多的政策先行先试，突破体制发展的瓶颈，坚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推进和“四个率先”目标的陆续实现，将使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服务外包、功能机构和机构投资基金加速向上海集聚，外资转向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将给上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将加速扩张，吉利收购沃尔沃事件标志着中国利用国内和海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开放时代的来临。

上海经济转型的上述特征为华侨华人在上海建功立业创造了条件。华侨华人可以利用内外经济结构双重调整的机会，围绕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在高精尖产业方向、高端服务经济、利用上海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优势扩大对上海投资、拉动上海外贸出口等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