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文化理论的“空间的转向”

很多学者都指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个“空间的转向”(Warf＆Arias，2009)。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关注到，人类生活的空间布局和建构是社会与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维度。社会理论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所谓的“空间的转向”?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首先，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丹尼斯·卡斯格罗夫(Cosgrove，2004)概括这个“空间转向”时，他强调，这个理论视角的转向已渗透于各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反映在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的社会理论中，也反映在来自文学批评、历史学的人文理论中，尤其是在受益于整合两者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中。其次，这个“转向”与各种“后学”，尤其是“后现代”和作为其一个独特构成的“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密不可分。

这后一点需要略加展开阐述。美国文化地理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又译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2004)一书中论述道，至当时以往的社会理论——启蒙运动传统下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阐述——都过于强调了时间而忽略了空间。“后现代”理论是对以时间为主轴的这些理论的颠覆，否定其核心中的目的论的(teleological)假设，即各国、各文化遵循单一的历史轨迹而发展(甚至“进化”)。与此相对，“后现代”理论强调空间单位的区划和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各历史元素在同一空间点并举的所谓“共时性”，以此论证并解读历史运动的多元性。与此相呼应，“后殖民”理论试图跳出西方中心的理论视野下的时空区划，抛弃在这区划下将被殖民文化和民族“他者化”(或“东方化”)的倾向，抛弃将殖民与被殖民文化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表述为现代与前现代或压制与抵抗的对立关系，强调在殖民过程中，不同文化体系相互碰撞，构成两者杂合的“第三空间”(Bhabha，2004)。其间，被殖民地区的居民以本土文化的资源，展开其文化创造和生活经验，并以之拒绝在时间维度的简单划归。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也应和了全球化以及伴随它出现的空间建构的现象，以及考察这些现象的影响深广的学术著作。比如，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和作为该体系枢纽的“全球城市”的兴起及其作用的考察(参见沙森〔又译萨森〕，2005)，以及对与全球经济体系相应的都市规划和都市变迁的考察(如Olds，2001;Soja，2010;哈维，1996，2010)。

空间的转向，也为“空间”一词，在最初的几何和物质距离的含义之上，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物质的(自然的)、心理的(感知的、想象的)意义，而且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在体现社会理论对空间的重新认识的同时，这个转向所带来的不同分析视角，也广泛地反映在从家居设计到都市振兴以及艺术创作等人文艺术领域当中。这个转向不仅呈现了新的分析人类经验的维度，而且积累了深厚的理论资源，大大激发了人文与社科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织。反映这个转向的理论建设也远远超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论述，广泛体现在不同领域的理论建设之中^[1]。

“空间”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as an analytical category)的注入，使得在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得以在全球化的场景下展开其“再想象”(re-imagination)之旅。这一方面是在各学科内，学者们对已有理论展开了再阐释/再评估(re-interpretation/reassessment)，包括对已有空间概念的再反思。另一方面是学者们将“空间”与时间、场所、地点、场景等相对照，更强调场所、地点和场景，以此来拓展已有的研究领域，同时丰富空间概念的理论阐释力。譬如，各种节奏结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对于场所的体验(Lefebvre，2004)。地理学对节奏的分析，试图在日常的时空变奏中，探讨用节拍编织出的人类生活的多重交响曲，包括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社会化的世界、技术设施和设备、基于各种表征的交往以及意义的生产。这样的时空节奏(time-space rhythms)的地理学分析，揭示了一个复杂、浓缩的世界，其中充满了各种关于时空的感官体验及其再现，也为“理解各种时空模式、常规路径、重复、规模和流动，铺垫出一个中心场所”，一个各种理论对话得以展开的场所(Mels，2004，p．4 5)。

人类学的考察则从强调过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agency)的视角出发，丰富对于空间和场所的理论思考。譬如，通过借鉴福柯、德赛图和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思想，以及不同理论家对此所做出的类别划分^[2]，美国人类学家塞萨·洛(Low，1996，2003，2009)认为，贯穿这些论述的是两个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过程:空间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和空间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pace)。前者(空间的社会生产)指的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技术等维度的物理或物质空间的生成过程;后者(空间的社会建构)则指的是经由社会过程中介的对空间的现象学和符号学的体验，是将物理/物质的空间转换为具有意义的行动场景的过程。洛认为，将两者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空间的“二阶共生”(co-production)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各维度，包括规划、设计、融资、建造，以及全球资本、劳动力和思想的流动，渗透于“被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以及对之的社会生产，也因此形塑这样的环境，并在其中镌刻了社会行动者——空间的建构者和使用者，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期望、使用内容和意义。而这些对空间在使用中的解读和体验，又在行动者们的相互争议中不断得到挪用和再生。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空间的转向及其不断的推进，既是学科间对话的产物，同时也要求着更多的以及深层次的对话，包括社会和文化理论中“空间”维度的复苏(re-animation)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这一点，极好地体现在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2004)对于自我、场所与时间相互关系的人文阐释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