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人际关系的测量

7.5　体育人际关系的测量

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早期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是借鉴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理论和测量工具。例如，Schutz等的“基本人际关系行为导向问卷”（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Behavior Questionnaire）就被用来修改整理成“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测量工具。但是，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该问卷在分析体育人际交往行为和运动员与教练的认知方面尚存在着缺陷。所以，较直接与“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有关的测量工具是由Chelladurai等在1980年开发的“运动领导问卷”（Leadership Scale for Sports，LSS），主要用于评价教练员的领导能力。包括了40个条目，把领导行为分为五个维度：“训练与指导”（TI）、“民主行为”（DB）、“专制行为”（AB）、“社会支持”（SS）和“积极反馈”（PF）。后来，LSS修改成了3个版本：“自我感知”版本，让教练完成自我测评自己的领导行为；“运动员感知”版本，让运动员完成测评自己教练的执教类型；“运动员满意度”版本，让运动员测评对于训练环境的满意程度。但是，严格地说，Chelladurai等的测量工具更多的是倾向于考察教练的领导能力，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研究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Wylleman在2000年开发了一个更倾向于针对人际交往行为的测量工具，取名为“运动人际关系问卷”（Spor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SIRQ）。该问卷分为3个版本，分别针对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员—家长、家长—教练员的人际交互行为，被认为是比较接近主体研究的测量工具。

在测量工具中操作性较强的问卷应该是Jowett等根据3C理论发展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问卷”（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CARTQ）。作为一种教练与运动员情感、思想和行为的评价标准，CART-Q由“亲密性”、“责任感”和“互补性”3个维度组成，包含了11个条目（分别是“亲密性”4个条目，“责任感”3个条目，以及“互补性”4个条目）。其中有2个版本，一个是为教练员设计的，另一个则是为运动员设计的。CART-Q改变了以往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的单一研究范式，创造性地将关系中的教练员与运动员进行配对作为研究的分析单位。这是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中的一个进步。

基于逆理论的测试工具主要由Shepherda等开发。研究的初期，他们主要采用一些已有的心理测量问卷直接来检验“主导衍生动机”，如“目的支配问卷”（Telic Dominance Scale，TDS）、“无目的支配问卷”（Paratelic Dominance Scale，PDS），以及“叛逆支配问卷”（Negativism Dominance Scale，NDS）。但这些测量工具只能观察4对“衍生动机”状态中的某一种，因而只能反映关系的一个方面。为了弥补这一方法学上的不足，Shepherda等采用了Apter等的可以同时测试6对“主导衍生动机”的“动机类型模式问卷”（Motivational Style Profile，MSP）。这6对“主导衍生动机”分别为：“有目的—无目的”（Telic-Paratelic）、“服从—叛逆”（Conformist-Negativistic）、“征服—同情”（Mastery-Sympathy）、“自我中心—他人中心”（Autic-Alloic）、“寻求唤醒—避免唤醒”（Arousal seeking-Arousal avoidance）、“乐观—悲观”（Optimism-Pessimism）。不过，该测试工具还不完善，仍需要实证的数据来验证它的信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