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评述

1.2　已有研究评述

根据大多数文献所提供的线索，“游憩”对应于“recreation”的中译，是源自《雅典宪章》，它与“工作”、“居住”、“交通”一起被列为城市的四项功能。之所以弃“recreation”的“娱乐”之义而选择这个词语，译者认为“游憩”比“娱乐”更能贴切《雅典宪章》中城市基本功能的涵义。所以，尤其在城市研究、旅游研究领域里，“recreation”总是被译作“游憩”。

在国内研究中，“闲暇”、“休闲”、“旅游”是与“游憩”经常纠缠在一起的几个术语，它们所对应的英文单词“leisure”、“leisure and recreation”、“tourism”在英文研究中同样也是经常关联在一起的。国内研究针对它们的主要观点多是来自英文研究已有的成果。

“recreation”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大量使用的一个词，在此之前，它所指的事物主要由“leisure”（“闲暇”是它的中译）来概括。“leisure”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在当时，“leisure”、“happing”、“wisdom”是人一生中要追求的三个目标，“leisure”是首要目标⁽¹⁾，这体现出“leisure”关乎一个人的成就感。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leisure”的观点，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古希腊，“leisure”仅是由奴隶养活着的贵族阶层的事情。在古罗马，“leisure”不专属于贵族阶层，而是所有人免除工作的那段时间。在罗马帝国后期，人们会用娱乐和庆典来充实这段时间，以解除疲劳。

到了中世纪，天主教派认为“安息日”是“leisure”的其中一天，上帝之所以安排它，是为了让教徒更好地投入未来的工作而进行休息。在整个中世纪，不论新教革命如何进行，“leisure”价值的传统观念始终未受抨击，反而更为加强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leisure”的价值是为了休息和崇拜上帝。上帝是期望和赞赏人们努力工作的，休息正是为了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闲暇活动不再限于宗教庆典，工人阶级真正拥有了可以娱乐的闲暇时间。20世纪20年代，“leisure”在创造一个人的身份、个体的社会交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的社会活动可以被个人自由地选择了，不再是迫于传统或宗教的压力去选择。一些具体的“leisure”，有各种游戏，在网球场、海岸、剧场发生的活动等。同时，在英文研究中，“leisure”与“recreation”、“play”等词汇一起出现的场合越来越多，尤其是“leisure”与“recreation”，那些之前由单个的“leisure”就可以说明的地方，开始由“leisure and recreation”（“休闲”是它的中译）来代替。

对于“recreation”这个词，在英文研究中，有着概念上的含糊和定义上的难题。规划者的一些务实性观点，是将“recreation”等同于那些人们在闲暇时间里所参与的活动。它被认为是自然性娱乐和运动的同义词⁽²⁾。这种观点提供了许多实际的好处：易于确定是什么样的活动、活动的地点、活动的时间、活动的持续时间和活动的发生频度。但是，这种观点很少分析这些活动是否真正适合人们的需要，从本质上忽视了需要、动机、满意度、态度、经历和选择的问题。规划者往往按已有的活动类型和人们的参加频率作为规划基础，却并不考虑这与人们潜在的偏好是否相符。

本书使用了“recreation”这个概念，而非“leisure”或“leisure and recreation”。其原因在于：从学科研究的起源来看，“leisure research”不仅研究活动，而且研究时间和人们对待时间、闲暇活动的态度。“recreation research”则主要涉及活动和设施，有规划的含义⁽³⁾。所以，对于要涉及场所和空间的论述，使用“recreation”这个概念要更为合适一些。

在英文研究中，“recreation”与“leisure”或“leisure and recreation”经常关联在一起，相应的在国内研究中，它们所对应的中译词汇“游憩”、“闲暇”、“休闲”也经常关联在一起，在某些场合，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反而在不少场合，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混用的，实质上并不矛盾。

除此之外，“游憩（recreation）”与“旅游（tourism）”之间也是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两者的联系在于：城市居民的游憩资源（也就是城市居民的闲娱活动资源），往往是城市旅游开发和利用的主体资源。旅游者的活动总是由一系列娱乐活动组成，如购物、娱乐表演、观光、户外娱乐（划船、露营、徒步旅行、滑雪等）。这些活动的娱乐性程度和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资源条件，往往是旅游者能否获得满意体验的决定因素。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所面对的“人”的类别不同。旅游者必须在空间发生一个“旅行”的特征，在时间上发生一个“至少停留一个晚上”的特征时，才会产生“旅游”；而“游憩”所面对的城市居民，则无需这些特征。

对于“场所（place）”这个概念，现存的所有相关概念基本包括三个部分：地理位置（location）、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以及它拥有的价值和意义（value and meaning）⁽⁴⁾。“场所”是相对“空间（space）”提出来的。空间没有文化的成分，是用矢量来精确表达的⁽⁵⁾，只包括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两个部分。而场所具有明显的文化因素，是使社会模式在空间范围内运作具体化的一个概念。在明确“场所”的文化含义后，“场所环境（place context）”相应被提出，特指场所所在的社会环境总和⁽⁶⁾。狭义的场所概念只包含场所应有的内涵（即三个基本部分），“场所与场所环境（place and place context）”是广义的场所，这个广义概念不仅包含了内涵，还包含了场所的外延。本书使用的是狭义的“场所”概念。

对于城市功能活动而言，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理解，人们在城市中进行的各种生产、服务活动均属于城市功能的范畴⁽⁷⁾。在这种理解下，城市游憩是指城市居民在城市空间内所进行的闲娱活动。

任何城市都可以分解为两种空间：建筑物内部的空间和建筑物外部的空间（即城市的开敞空间）。那些能够聚集人们闲娱活动的建筑物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即是“城市游憩空间”。按权属性质，城市游憩空间又可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本书的“城市游憩场所”，仅涉及公共、半公共性游憩空间，探求历史上这两类空间是以何种场所形式来实现对人们闲娱活动的聚集。

围绕城市游憩场所而展开的研究，主要发生在城市规划、旅游规划、风景园林领域。英文研究的论题多集中在活动空间的游憩功能规划和设计方面，具体场所多涉及城市广场（Michael Webb，1990）、城市绿地（Fobos J.G.，1995；Robert M.S.，1995；Zube E.H.，1995）、城市滨水区（Krausse G.H.，1995；Smith P.，1996；Cybriwsky R.，1999；Richardson C.，2000）、历史街区（Henri L.，1991）等，也会以城市开放空间（Tom F.，1990；Tom T.，1992；Forman R.，1995；Garvin A.and Berens G.，1997；Thompson C.W.，2002）或城市公共活动空间（Roberto B.and Gianni L.，1977；D.Braslau，1995；Brooke W.and Toni A.，1997）为题来进行探讨。

国内研究受西方观点的影响较大，大部分也是集中在城市公共空间（吴必虎，2003；王洪涛，2003；张翰卿，2005）、城市商业区（保继刚，1998、2002、2005；黄震方，2001；陶伟，2003、2005；俞晟，2003；卞显红，2004；张春丽，2005；楼嘉军，2005）、城市滨水区（方庆，2003；陈太政，2004；刘月琴，2005；张璟，2006）、环城游憩带（吴必虎，2001；王云才，2000、2003；苏平，2004；李江敏，2004、2005）、城市绿地（吴为廉，2001；田逢军，2003；徐波，2004）、风景区（吴承照，1999；鄢慧丽，2003）、森林（陈应发，1994；孙根年，2004）等的游憩规划和设计上。近年来，对于上述城市游憩空间的结构演变及其形成机制，也有研究（侯国林，2002；陶伟等，2002、2003、2005、2006；何雨，2006）关注并着力进行了讨论，但是，“城市游憩场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所对应的活动空间，以及城市游憩活动本身的萌生与演变，还较少见到历史性、系统性的梳理和阐述。

城市活动的变化必将引起城市形态的改变，而城市必然会不断地以其变化的形态来适应人类的需要⁽⁸⁾。显然，要获知城市人类聚居环境的内在规律，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一条重要的认识途径。在已有研究中，已涉及农业、工业，以及包括运输、商业、服务业、银行、保险等在内的城市活动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但极少见到有关城市游憩活动对城市形态影响的研究。

基于此，本书对西方城市游憩场所进行历史研究，目的在于：掌握该类场所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了解该类场所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典型城市中的基本区位、场所本身的基本特征，以及场所所承载的游憩活动种类，从中再获得城市游憩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与城市形态演变之间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