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还是共存

第二节　对峙还是共存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同现象，它使得西方的，具体说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麦当劳和迪斯尼以异常诱人的魅力，占据了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想象世界，从而把一种无限扩张的美国消费文化发展到全球范围，它模糊了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对我们今后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所出现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的边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学的人文学科萎缩，科研经费不足，出版事业萧条，文学系科的学生毕业后改行从事更为实际的工作，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名牌大学在综合排名中明显处于劣势，等等。相对于有着一定读者的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尴尬状态就更是令人感叹了。它一方面受到文学作品市场萧条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的挑战。如果说这种现象只是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而言，它又不得不面临着另一种强势话语——西方文论的冲击，以至于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的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我们的文学批评陷入了“失语”的症状。这样的叹息究竟有无道理呢？我们认为，首先应对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意义作一辨析。

由全球化现象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不确定和认同的多元性，促使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纷纷把注意力放在对文化身份的研究上。跨国公司雇员们的民族身份自不待言，同样在知识界和文化学术界，知识领域的扩展和理论的旅行也打破了传统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疆界，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学者们的文化身份，也因此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一方面对传统的学科是一个挑战，但另一方面却为跨越学科界限的文化研究的勃兴奠定了基础。此外，一些有着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西方主流学界的扎根和成名，也造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有意识“忘却”或“模糊”自己固有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他们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背景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唱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而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恰恰又是他们得以取得创新的资源。这方面的例子，除了赛义德、斯皮沃克等人从“边缘”挺进“中心”的成功经验，还可以从另一位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巴赫金的“被发现”，和在西方语境下的重新阐释范例中见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巴赫金的主要著作英译本的问世，巴赫金本人也被认为是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大师，因为他的理论涉及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以及人的哲学等多种领域，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巴赫金研究曾一度是一门“显学”，而巴赫金的学说也同时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当作自己的重要资源。这一事实是值得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深思的。

巴赫金

就文化研究在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界的新近发展来看，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分化和整合，基本上可分为这样两种取向:一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向整个大众文化，并且越来越与当代传媒关系密切。另一种取向则是把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疆界逐渐扩大，使之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具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性质，它当然也切入大众文化，但它的态度是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固有的精英文化批评立场。早先的精英文学研究者，例如围绕着《新文学史》杂志的一批精英学者，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扩大了学科范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不少理论课题都来自文学研究，因而它的一些探讨对象完全可以反过来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从而对激活文学研究、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当代文学研究也有充分理由从纯粹的经验领地解脱出来，与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相融合并达到互补的境地。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究竟是对峙还是共存？任何熟悉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不能否认，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已经受到了几次冲击和挑战，其中比较大的冲击不外乎来自这样两种思潮:其一是崛起于20世纪初的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其结果造成了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和形式化，虽然在此期间，具有人文性质的阐释学理论仍有着相当的活动空间，但直到后来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反拨，这种形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另一个就是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语文学界并在80年代后期迅速进入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使得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进入文学研究的话语圈。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始自新批评的那一套形式结构分析逐渐让位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学分析和理论阐释。近年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就是近似当年的“语言学转向”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它表明，一种新的注重社会文化分析的批评方法，已经占据了当代批评的主导地位，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也逐步从研究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文学的相互影响、内在审美规律和平行关系的研究，逐步发展为跨越学科界限的两种以上的文化的比较研究。面对这股大潮的冲击，经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地毫无疑问地变得狭窄了，其传统的方法论也受到挑战，因而相当一部分传统派学者对纯文学及其研究的前途表示怀疑。持这种态度的主要代表是当年耶鲁学派的主将之一哈罗德·布鲁姆，他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敌视态度，早已见于他的著述中，但与那些悲观论者不同的是，布鲁姆在一切场合勇敢地捍卫着愈益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域。在本章作者于1999年5月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甚至公开宣称“理论已经死亡，而文学则将永远有人诵读”。也有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未来持悲观的态度，如当年曾对基于美国学派立场的比较文学定义作过权威性描述的亨利·雷马克，也对自己十多年来的“被边缘化”感到极度不满，在1999年8月于成都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再次面对选择》的大会发言，对形形色色的新理论思潮予以了强烈的抨击，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途充满了忧虑。

但是另一些思想观念开放的学者则在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期望借助这一来自文学圈以外的冲击，将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因素和有意义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这样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同时也可以为未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课题或理论思考的视角。这部分学者以老一辈的文学理论家拉尔夫·科恩为代表，他本人不仅不反对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研究，而且密切关注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并及时地在自己主编的权威性刊物《新文学史》上发表若干具有理论导向意义的文章，例如第二十七卷（1997）第一期的专辑《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以及不同的甚至批判的意见，例如第二十九卷（1999）第一期的一组以《修正主义专题讨论》为议题的文章。我们愿意持第二种态度。

文化研究有其不同的学科来源，但我们如果立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传统，就很容易把握它与文学研究的渊源关系，以及这两者的密不可分性，一些公认的文学研究大师，如英国的F·R·利维斯、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米哈依尔·巴赫金、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盖娅特里·斯皮沃克、希利斯·米勒等，现已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或重要代表，他们的著述不仅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对扩大文学的研究范围多有裨益，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并产生出一些新的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在中国港台地区登陆以来，文化研究在整个中国已成为继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之后，逐渐普及开来的热门话题。应当说，文化研究的引进不仅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天然界限，为两者的对话铺平了道路；它的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也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对于文化研究的作用和影响，澳洲学者透纳作过这样的总结:

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正统，提出了激进的挑战。它促进跨越学科的界线，也重新建立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日常生活的建构情形，其最终目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学术的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的⁽⁵⁾。

这个评论无疑是比较客观的。今天围绕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论著、译著和论文日益增多，在中国举行的类似国际研讨会也逐年增多。一大批曾经活跃在文学理论界、比较文学界和传媒研究界的学者受到这一颇有诱惑力的理论课题的吸引。他们一方面跟踪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向国内学术同行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致力于将这一西来的文化研究话语应用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实践。其结果是明显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大众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国际化。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在2001年于北京举行的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全体理事通过了王宁提出的一项建议:在学会之下设立一个文化研究委员会，由澳洲学者比尔·艾希克罗夫特任主席，包括中国学者陶东风和金元浦在内的一些学者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