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文化政策分析

二、美国国家文化政策分析

所谓文化政策通常指“操作（文化事务）的原则，管理及与预算有关的实践和步骤”。^[13]作为指导某一共同体处理文化事务的准则和原则，是政策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对政策的创立、执行、调整、监控、评价、终止等若干环节。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也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出现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从来没有以单一的文化形式出现过；因为美国文化的不能定义，美国也就成了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不设文化部的国家。美国没有专门的文化立法，也没有公开、完整、系统、成文的文化政策，但其关于处理文化事务的价值和原则却渗透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其他各项具体政策之中。各州政府承担起文化协调的核心任务，在自由主义精神和传统下，以高度市场化为指导，遵循文化相关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及其发展特点，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和倾斜，力求实现政府干预最小化，鼓励多元投资和多种经营方式，这使得在实际意义上美国的文化政策无处不在。研究美国文化政策和文化安全问题的最重要文献，目前通行使用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

从1986年“国防部重组条例”通过以来，每任总统必须就“国家安全战略”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总统的法定职责。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被炸，尽管当时指挥制作炸弹的阿贾伊（Ajaj）被关在美国监狱里并且其指导同伙的通话都被美国监狱录音，但因监狱里没人听懂阿拉伯语而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而导致了这次恐怖主义事件；此后还发生了类似的美国驻肯尼亚和驻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事件。设于马里兰大学的美国国家外语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NFLC）长期呼吁从国家安全高度制定美国的外语政策；2005年，国防部发表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目的就在于适应“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急迫需求”。在这一系列的会议和提案的推动下，2006年1月5日，布什总统正式发布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这是美国1957年以来最重要的外语政策。布什指出：“这一启动计划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涉及我国的国防、我国的外交、包围我国的情报和我国人民的教育。”结合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的“促进全球自由市场与贸易，传播美国价值观”和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恢复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语言安全法案实现了从专门的语言法案向国家文化政策再向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全面转向。

结合美国的长期文化和信息技术发展实践看，其文化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文化主体的非政府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不仅是舶来物，并且现在乃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文化都会随着移民构成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从来不是办文化的主体。根据法国左派作家弗德里克·马代尔在《美国文化》里的分析，联邦级文化机构、州及地方政府文化署、民间文化机构等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体系的骨架；而在具体工作中，它们也只是政府有限的直接补贴的发放者。公益性文化机构、大学、社区才是文化活动的主角和最活跃的细胞。美国的文化预算中，50%来自于各文化机构的自有收入，7%来自政府补贴，其余43%则全部来自于社会。在美国，捐赠是社会广为推崇的传统，也是投资文化的最主要方式。在各类社会捐赠中，企业捐赠占2.5%，基金会占5%，个人捐赠或遗赠则高达35.5%。如此高额的社会捐赠背后，不仅有着宗教信仰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政府相关免税政策的支持。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完全交由市场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获得发展。

文化扶持政策的倾斜性。政府虽不是主体，但却通过市场手段进行积极调控，严格按照市场规律，通过产品开发、建立全球销售网络、宣传促销和捆绑销售等多种手段和方法，以实现利润最大化。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主导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如《联邦戏剧计划》、《联邦音乐计划》、《联邦艺术计划》、《联邦作家计划》和《历史调查记录计划》等，诞生了卓别林的小人物影片、诙谐有趣的《猫和老鼠》、“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的电影作品等。经济恢复以后，美国政府对文化的政策倾斜并没有改变，先后出台了《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1965年），创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1965年），保证文化艺术领域的资金投入。美国政府还积极介入有潜力的新兴文化领域，以保持和增强其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如新的卫星技术规范降低了卫星直播电视业务早期经营成本，公共机构直接投资卫星直播电视业务等。^[14]

文化政策的扩张性。凭借高度市场化的渠道和营运手段，美国的文化产品输出活跃，其作用表现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等；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以美国为首推动建立了很多国际组织，代表美国文化价值的许多西方文化特性蕴含其中以对别国进行渗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反恐”为借口，布什政府甚至以文化认同程度为标准，为某些国家贴上“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等标签，作为假想敌和实施武力的借口。^[15]在美加期刊贸易纠纷案中，其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用卫星传输技术绕过了加拿大设置的贸易壁垒。正是源于美国在各领域，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高新科技领域的显著优势，使得美国文化在流动和传播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由“文化高地”向“文化低谷”单向流动。为配合其文化政策的实施和执行，2003年1月21日，因“总统了解到将美国的信息传递给世界的重要性”，布什总统颁布行政令，在原先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制度基础上，建立“全球传播办公室”，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在海外宣传美国的政策”，并“用最有效的方式持续一致地传播有利于维护美国海外利益的讯息，防止误讯，为美国的盟友赢取支持，也获得盟友对美国的支持，并为国际受众提供信息”。这样，美国政府不但实现了管控媒体的目的，也实现了一旦在国外发动舆论战而可以确保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目前，可以说全球新闻传播、舆论战略、文化传播方面依然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从传播工具到传播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