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祸”到“中国威胁论”的隐喻性话语

三、案例分析:从“黄祸”到“中国威胁论”的隐喻性话语

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沉积为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记忆。例如，大屠杀(Holocaust)是犹太民族永远无法抹去的心灵伤痛;西方的传教士、鸦片贸易和战争迫使中华帝国开启其沉重的大门，走上了没落之途;《五月花号》宣言、独立战争、西进运动、美国内战等塑造着“美国精神”。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忆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叠加和沉淀，逐渐成为特定文化群体的集体文化意识。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们总是透过特定的集体文化意识的棱镜去赋予信息以意义，去阐释和推测人、物和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总是充满着偏见、歧视、排外和种族中心主义。

在西方人对“东方人”(包括中国人)的观念中，有一个“黄祸”(Yellow Peril)的概念性隐喻(即东方人/中国人是“黄祸”)。“黄祸”的原型可追溯到《圣经·启示录》中对世界末日的描述中。那时，所有的魔鬼(devils)从地狱蜂拥而出，东方的古蛇将率领歌革(Gog)和玛各(Magog)部落多如海沙的人们去征战。“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Satan)，是迷惑普天下的”。于是，“东方”、“魔鬼”、“多如海沙”、“征战杀戮”等意象便交织在一起，映射出西方人(特别是基督徒)心目中的东方人形象。

这种宗教幻象似乎从贫瘠的蒙古高原呼啸而下、势如洪流的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所率领的蒙古大军那里得到了应验。这些“野蛮人”一路烧杀抢掳，狂飙突进，直至饮马多瑙河边。凡是不同的就不可理解，不可理解的就不喜欢，不喜欢的就应被摧毁，整个欧洲笼罩在“世界末日”般的白色恐怖之中。很多基督徒认为蒙古人是上帝从地狱里释放出来的“魔鬼”，“鞑靼人的愤怒”(wrath of the Tartar)是对欧洲人乃至人类罪恶的一种神圣的惩罚力量。“鞑靼人”(Tartar)在拉丁语中对应词语是tartarus，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而对蒙古人的称谓Mongolian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魔鬼的部族歌革和玛各(Gog和Magog)。于是，东方人是“黄祸”的概念性隐喻就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表现形式:东方人/中国人是“魔鬼”。

1815年，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大败后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孤岛圣赫勒拿岛。据说，在其被囚禁的第三年，他在岛上会见了从中国开辟贸易受挫回国途中的英国使团团长阿士美德。后者向拿破仑讲述了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靠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拿破仑却不以为然。阿士美德反驳说中国只是个外表强大的泥足巨人，实则羸弱不堪。拿破仑却说狮子睡着了连个苍蝇都敢落到它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动。此番对话，真伪难辨。但“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China is a sleeping lion.)的暗喻则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拿破仑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如其说是对中国的赞扬，还不如说是他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所以最好让它永远沉睡下去。

虽然“黄祸”的意象由来已久，但这个说法其实直到1895年才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明确提出。他要求宫廷画师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他对想象中的“黄祸”的描述画一幅画，画成后命名为“黄祸”(德文是die gelbe Gefahr)。画中有七位天使手执长矛和盾牌矗立在悬崖上，代表着基督徒并分别象征着德、英、法、俄等七个国家的守护神。他们头顶上印衬着十字架，面对大天使米歇尔，神情肃穆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下面遥远的地方是影影绰绰的城市，上空升腾着一股怪异的乌云，佛陀身骑一条巨大的火龙闪现在乌云的烈焰中正在向欧洲逼近。佛与龙代表着东方，主要指中国、日本等黄种人。该画后被制版印刷在欧洲和美洲广为流传，“黄祸论”便由《黄祸图》而生。

1840年以后勃兴的义和团运动给西方人的“黄祸”原型意象又涂上了厚重的一笔。“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24]

19世纪中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而美国由于劳动力的匮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第一批中国人登陆美国西海岸去追寻他们的“金山之梦”，同时也开启了美国人对他们“野蛮偏执故事”^[25]的序幕。起初，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华人一度受到尊重。但好景不长，由于华人吃苦耐劳、劳动力价值低廉、适应性强等特点，很快就在工商业里展开了与白人的竞争。中国人似乎无处不在，如同“蝗虫”一样侵蚀着美国的肌体。这些引起了白人社会极大的恐慌，于是白人对华人的态度急转直下，称他们是dangerous(危险的)，deceitful(欺骗的)，vicious(邪恶的)，criminal(犯罪的)，coward(胆小鬼)，inferior from a mental and moral point of view(心理和道德低劣)，报纸也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攻击“that nature and custom should so combine to manufacture so much individual ugliness”(那种自然和习惯结合起来制造出如此丑陋的人);在国会证词里，中国人被诅咒为“inferior to any race God ever made”(上帝所造的最低劣的种族);一位加州大法官也写道“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 souls to save，and if they have，that they are not worth the saving”(我认为中国人没有灵魂可拯救，如果有的话，他们也不值得拯救)。除言语攻击以外，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也被制定出来。从1882年至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3部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这些法律后被认为“集种族歧视之大成”，直到“二战”期间才被废除掉。

然而，“黄祸”的阴魂并没有消散。因为“黄祸”与其说是现实的，还不如说是心理的，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排斥、仇视和恐慌。“中国人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那些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冷漠、麻木、顽强、凶残甚至诡计多端，就像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头脑，却有无数只手脚的黄色怪物，他们才是历劫长存的、真正的‘万岁帝国’所在”。^[26]“黄祸”不仅体现在宗教经典、历史事件中，还体现在虚构的文学作品、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中，如陈查理、傅满洲等形象。东方人/中国人是“黄祸”的概念性隐喻，具有数量巨大、繁殖迅速、单调乏味、种族低劣、凶残阴险、追逐钱财等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黄祸论”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威胁论”。抗美援朝期间，麦克阿瑟责骂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之后美国利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中印边境战争、中国爆炸原子弹、对越自卫还击战等事件频频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中国威胁论”真正在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国威胁论”汹涌而来。一些美国学者、大众媒体、政府报告从文明冲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军事扩张、经济增长等角度全面鼓噪“中国威胁论”。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有“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台海危机”、“香港回归”等;美国政府还不断抛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所有这些在媒体的“放大”下给那些对中国不甚了解或根本无知的美国人或西方人构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意象，激活了他们头脑中“黄祸”意象原型。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经济呈现出衰退之势，而中国经济却“这边风景独好”，综合国力不断增加，此消彼长，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里感到一种空前的威胁和恐惧。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话语充斥着媒体:“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等。在这些话语中，有时并不会直接出现“……威胁论”这样的字眼，但通过诸如“G2”共同主宰世界、中国在全世界的“孔子学院”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军费不断提升、“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泛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中国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等报道中间接地表达出来，其字里行间依稀闪烁着一个“东方人/中国人是黄祸”的概念性隐喻。这一方面表达了话语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在其渲染和误导下，激起和强化了那些对中国持有偏见或不甚了解的西方人的反华情绪，影响和扭曲了他们对真实中国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