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语言学中词汇的选择

一、词汇选择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或纯理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是指说话人使用语言来表达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的功能，包括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其中，经验功能是对所说“内容”反映的功能，即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人际功能指的是语言的使用还可以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此外，语言系统和语言功能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一方面，语言系统是一个“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即语言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所构成、可供不断选择且意义相关联的系统网络。另一方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时，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按照语言所要实现的功能来进行。

就语言系统的词汇层面而言，同一个词通常有多种不同的意义，而同一个意义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词来表达。文本的生产者总是面临着一个如何去选择词汇和表达意义的问题，不同的词汇选择不仅反映了主客观世界中的人、物、行为和事件，还建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从文本的阐释者来看，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去解读文本生产者所做出的词汇选择的问题。另外，词汇的选择和解读又都要受到社会语境、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影响和争夺。

对同一个词的意义进行批评性分析的著名学者是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他对英语中一些“关键词”(如culture，democracy，equality，ethnic，hegemony，imperialism，intellectual，status等)的词义流变，以及彼此间的相关性和互动性进行了考古式的发掘。他选择“关键词”的标准有两个，“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的方法息息相关”。^[2]对于这些词的使用，他告诫道:“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时期使用特殊的词时，若是对其过度的信赖，那么就很难去质疑了”，^[3]并且“从语言的任何准则来看，没有哪一个团体是‘错的’，虽然短暂时间里，居于主流的团体会强调自己的用法是‘正确的’”。^[4]为此，他采用一种记录、质询和探讨的方法来考察词汇内部意义的争议，目的是希望“从词义的主流定义之外，还可能找出其他边缘的意涵。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型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5]换言之，词汇意义的呈现要受到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和争夺，词义在历史中的流变始终与政治社会利益的消长，以及合法性的斗争紧密纠缠在一起。威廉斯关于词义变化的思想与后结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性的语言哲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词汇意义受到优势阶级型塑和操控的思想又带有明显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语言是一种“符号资本”的思想印记，而他的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式的考察方法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采用的方法不无相似之处。

在跨文化传播中，以美国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经常挥舞着“民主”(democracy)的大旗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攻击和歪曲，殊不知“民主”一词的意义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和具有操控性的。威廉斯通过对“民主”词义变化的历史考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不同的世纪里，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宣称它们代表的是“民主的真谛”，而其中有无数其实是刻意扭曲“民主”的意义。他们表面上虽有“选举”、“代表制”与“授权”等“民主”形式，但实际上却只是在操弄这些形式;或者名义上打着“群体力量”、“为民谋利的政府”的旗号，实际上却只是借此来掩饰他们的“官僚统治”或“寡头政治”的真面目。^[6]

当一些西方国家假借“民主”的旗号对他国或他文化进行口诛笔伐、党同伐异时，当对其进行反击又唯恐被戴上一顶“反民主”的帽子而畏缩不前时，如果我们洞悉“民主”一词意义的变迁史，我们是否就更有说话的底气和反击的力量呢?

威廉斯对nationalist(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nationalism(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复杂词义的辨析，及其选择性使用的考察对我们理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也极具启迪意义。Nationalist和nationalism的词义关系十分复杂，有同有异。两者都可以指政治运动，“在征服与宰制的情境里，民族主义运动通常发生在一个现存的、从属的政治群体，以及具有特殊语言的群体，或想象的种族共同体之群体中。在具有独特的语言、宗教或种族属性的国家、省份或地域里，民族主义一直是个政治运动;同样，在包含数种‘种族’与语言的被统治国家(例如印度)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政治运动”。^[7]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则隐含在两者各自的衍生词汇中:

将民族情感(national feeling)与民族主义情感(nationalist feeling)分离开来，视前者为“善”，后者为“恶”(假如它是属于别的国家，其主张要求与自己的国家不同);或是将民族的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分离开来，视前者为“善”，后者为“恶”(因其肯定的是其他群体的利益)。^[8]

同样一种情感，在“他们”那里被美之名曰“民族情感”，在“我们”这里则成为“民族主义情感”而要大加挞伐;同样一种行为，在“他们”那里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乃至“国家利益”要竭力维护，在“我们”这里就是“民族主义”行径而需要打压和遏制。个中的语言偏见表现地何其微妙，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对此浑然不知且不加区分地使用，有的甚至跟在强势话语后面鹦鹉学舌地去谴责“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而落入了语言的陷阱。

威廉斯对词汇意义嬗变的历史性和批评性的考察，对我们挣脱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的牢笼”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然而，威廉斯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因为“关键词”还在增加，像全球化(globalization)、恐怖主义(terrorism)、人权(human rights)、大规模杀伤性武器(mass destruction weapons)等词汇都需要我们以“陌生化”和批评性的眼光去重新打量。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或许能使我们批评性的眼光更加锐利一些。巴特的理论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继承和超越。索绪尔为了确保语言学研究的纯洁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注重对语言系统内部规律的揭示，认为意义产生于语言系统内能指间的差异，其次是语言系统与其所指涉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语言的使用者(作者/读者)的位置何在呢?很显然索绪尔忽略了意义其实也产生于语言与具有特定文化和个人经历的使用者(作者/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商的关系中，这片空白的区域恰恰为巴特创造他的理论留下了空间。巴特理论的精髓体现在符号意指化的两个序列上。(见下图)

(该图源自［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第一序列是巴特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继承，他称之为明示意(denotation)，涉及的是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及其所指涉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巴特理论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二序列中，在此序列中，第一系列的符号系统被嵌入到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其主要运作的方式是隐含意(connotation)和迷思(myth)。隐含意是某个特定文化中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主观意义，浸润着符号使用者的情感、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在意指化的第二序列中，第一序列中的能指成为隐含意的符号，所以，人们就很容易将隐含意所隐含的主观价值等同于明示的意义。在对人、事物或行为进行描述时，对词汇的选择往往就是对隐含意义的选择，这些警醒我们要特别注意隐含意的文化特殊性。例如，在英汉语中，有些词具有相同的明示意却具有褒贬不一的隐含意，如propaganda(宣传)，conservative(保守)等词。这些词由于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冲突的隐含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不仅表达了意识形态倾向，还制造了交流的障碍，传播了偏见。下面，我们用propaganda(宣传)一词为例来具体说明。

“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中英文中具有相互冲突的隐含义。在中文中，它是一个褒义词，但在英文中确有“传播带有偏见的消息以使人赞成或反对某种观点”的贬义。英美主流媒体就运用了该词在英文中的贬义来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7·5”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从而反映了这些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

In the weeks since ethnic bloodletting claimed nearly 200 lives in the northwest Chinese region of Xinjiang，the government has been waging a global propaganda war against Rebiya Kadeer，the exiled Uighur leader it accuses of instigating the violence.(“Uighur Leader Raises New Accusations”;The New York Times，July 30，2009)

“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发生的，夺走了近200条生命的流血冲突数周之后，(中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反对热比娅·卡迪尔的宣传战，指责这位维吾尔族流亡领导人煽动了暴乱。”

“Propaganda mandarins will have to move into overdrive to calm fraying tempers in the far West，while security forces will be beefed up in trouble spots—such as Xinjiang and Tibet—where local people with grievancesmight try to spoil the fun.”(“Uighur Unrest Threatens Beijing Rulers'BiggestParty for a Decade”;Times Online，July 5，2009)

“掌管宣传的官员将不得不加速去抚平遥远西部的愤怒情绪，而安全部队也将在事发地点——如新疆和西藏——增加力量，在那些地方，伤心悲痛的人们可能试图破坏欢乐的气氛。(指国庆节——作者注)”

上句中的另外一个词mandarins的本义是指中国清朝时期的高官，后转指矫揉造作之人。propagandamandarins(宣传官员)用含沙射影的方法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的讽刺。

迷思是符号意指化在第二序列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是所指的第二序列意义。巴特将迷思(神话)看作是概念化事物，思考和理解事物的一种文化方式。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其运作的主要机制是将历史自然化。巴特指出:

迷思实际上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中获得了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的产物;迷思所传播的意义就要承载这一历史，但是迷思的作用却是要否认这一点，而将其意义展示为一种自然的而非历史的或社会的意义。迷思神话或者掩盖其起源，从而神化或者掩盖其政治性和社会性。迷思的研究者却要通过“去神话”(demystifying)来揭露隐藏的历史，并揭露迷思的社会政治作用。^[9]

东方主义(Orientalism)就是一种迷思，由一连串西方关于东方的观念而构成:“东方”是“西方”界定自身的“他者”;东方主义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东方是落后、愚昧和专制的，西方是先进、理性和民主的……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然而掩藏在东方主义迷思背后的其实是几个世纪的殖民史和征服史，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也就是要对这些迷思进行“解码”、“揭秘”和“去魅”。

同一个词可能拥有不同的意义，而同一个意义也可以根据“我们”和“他们”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偏见是一种消极态度，是针对外群体(成员)的负面情感、信念、行动倾向或歧视性行为。它往往通过对内群体(族群、国家等)表现出偏爱，而对外群体表现出反感、厌恶甚至是敌意，以维护内群体的认同感、优越性和提升内群体成员的自尊和个人的价值。这种内外有别的态度必然反映在语言中，因为谈论“他们”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界定“我们”自己。范·迪克指出:

人们使他们的话语“顺应”于交往和交流社会环境的规则和制约。特别是涉及诸如“外国人”这样的敏感话题时，社会成员将试图策略性地实现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有效说服的两个目标。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来自于社会成员在其群体里的位置。积极的自我呈现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防御机制，也是受尊敬的、被接受的和整体化的内群体社会成员的防御机制。这对偏见言论的说服性质也同样如此;人们并不只是向他群体成员提出个人的抗议或表达不安感，他们还想让内群体的其他成员共享他们的经验、评价、意见、态度和行动。^[10]

范·迪克还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Square)，来对表述“我们”和“他们”的语言差异进行解释^[11]。意识形态方阵是一种概念工具(conceptual tool)，决定着人们在多种所指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中做出选择，其特点是积极的自我呈现(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和消极的他者呈现(negative other-presentation)同时存在。人们以此方式来感知和表征世界中的“我们”和“他们”的行动、地位和角色。它事先预定各种“局外人”(outsiders)将会被消极地表征，而“局内人”(insiders)则将被积极地表征，其策略是通过强调或前景化(emphasize or foreground)“他们”的消极特征和社会活动，弱化或背景化(deemphasize or background)他们的积极特征和社会活动来实现。相反，“我们”的积极特征和社会活动则会被前景化，消极特征和社会活动则会被背景化。“意识形态方阵”可以体现在文本语言的各个层次上，在这里我们以词汇为例来说明。

这种语言策略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英国新闻媒体在报道敌(伊拉克)我(以英美为首的联军)双方的选择性用词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John E.Richardson，Analysing Newspapers^[12]和转引自辛彬的《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13])

很显然，英国媒体在选择词汇时采用了双重标准。这些不同的词汇选择不仅将“我们”和“他们”差异化和范畴化了，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影响着受众对“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性认知，培养和强化了对“他们”的偏见。

在跨文化传播中，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负面他者呈现还可以投射到是否与传播者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符合的群体身上。有学者对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英国广播公司和《泰晤士报》等)对报道拉萨“3·14”事件所选用的词汇进行了分析。^[14]分析结果显示，这些西方媒体对境内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砸抢烧，令人发指的行为大量使用了积极或中性的词语进行粉饰，而对中国政府为维护稳定所采取的行动则运用了大量的消极词语。例如，“藏独”分子被称为是anti-China protesters(反中国抗议者)、protest organizers(抗议组织者)等，达赖喇嘛则是great spiritual leader(伟大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暴力行为被描述成是peaceful marches(和平游行)、demonstrations(示威)、democracy(民主)、human rights(人权)、peace and tolerance(和平与忍耐)、innocent(无罪的)、peaceful(和平的)、free(自由的)、brave(勇敢的)、tough(坚韧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的描述则充斥着极富消极意义的词汇: brute force(暴行)、massacre(大屠杀)、brutality(野蛮行径)、suppression(镇压)、scuffle(扭打)、torture(折磨)、occupy(占领)、crackdown(镇压)、brutal(残忍的)、pitiless(无情的)、iron-fisted(铁腕的)、heavy-handed(棘手的)、brutally suppressed(野蛮镇压)、crush(镇压)、quash(镇压)、cultural genocide(文化灭绝)、with a heavy hand(重腕治理)、unspeakable crimes(无法形容的罪行)。在这些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相互映衬下，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偏见便一览无余了。

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者呈现不仅表达了传播者对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各种经验或经历，反映了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偏见，还创造和维系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又决定了该选择怎样的词汇去表达“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用于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者呈现的语言有时非常隐蔽和自然，有的甚至在某些领域里广为“科学”地，甚至是“积极”地使用而很少遭人质疑。

罗伯特·菲力普森(Robert Philllipson)对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很多用于分析语言与帝国主义的基本术语浸透着意识形态意义，反映了欧洲概念化事物的方式，强化了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和刻板印象。^[15]他着重分析了一些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支配群体用以区分自己和贬损被支配群体的术语。这些术语貌似自然，实则暗含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例如，“我们”是使用“语言”(language)的“国家”(nation)，“他们”是讲“方言”(dialect)的“部落”(tribe)。“土语”(vernacular)相对于文明的、文学的和外国语而言，是当地的、非标准或次标准的语言。“欠发达的”(underdeveloped)美化了“落后的”(backward)和“原始的”(primitive)。看似积极的“发展中的”(developing)和“新兴的”(emerging)，其参照的坐标其实是西方的标准和准则——“他们”还处在进化之中，还没有达到“现代化”(modernization)。很遗憾的是，这些术语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里仍然在被不加批判地广泛使用。

在跨文化传播学中，某些貌似客观的文化比较理论其实也暗含着文化偏见。格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将文化定义为是“心灵的集体程序”(collective programming of the mind)，为某一特定群体所共享，并以此来区分不同的群体或社会，它通过价值观或更为表象化的象征、英雄、仪式等方式表现出来。^[16]为了对“心灵的集体程序”进行多社会的对比研究，他引入了“文化维度”(dimensions of culture)的概念，这些维度代表各社会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自己的实证研究，他确定了五个独立的问题，每个问题又分别与五个文化维度相关: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and collectivism)、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长期趋向与短期趋向(long versus short orientation)。一个国家在某个维度上的位置可以通过一个指数表现出来，而指数的范围则代表着对五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虽然，霍夫斯泰德也注意到在研究中要避免观察者的偏见、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定式，并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但是其研究仍难以摆脱文化偏见，主要原因是霍氏的研究方法仍然受制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在二元对立关系中，总有一方处于中心的优势地位，另一方处于边缘的劣势地位，前者的地位通过后者得以确立，因此，他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例如，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中，他采用低个人主义(Low IDV)和高个人主义(High IDV)作为比较标尺，其衡量的基准点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个人主义”，差异只是高/低。不仅如此，在描述高个人主义的社会规范时，他使用了相对较多的积极词汇:个人情感独立(independence)于机构或组织;强调个人的进取心(initiative)和成就(achievement)，奉行领袖(leadership)理想;“现代”(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社会。而在描述低个人主义时，中性和消极词汇较多:个人的情感依附(dependence)于机构或组织;强调归属性(belonging)，奉行成员(membership)理想;私人生活受到所属机构或组织的侵入(invade);传统(traditional)社会。这些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或中性词汇)的比照给人的感觉是高个人主义文化(国家)要优于低个人主义文化(国家)。并且，由于霍氏采用西方社会科学普遍接受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往往掩盖了内在的文化偏见，让人不易觉察，且欣然接受并广为应用。

偏见还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具体—抽象度的词汇来编码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行为而得以微妙地表达。基于语言范畴模式(Linguistics Category Model，LCM)理论，由安妮·马斯(Anne Maass)等人提出的群体间语言偏见(Intergroup Linguistic Bias，ILB)理论对不同的词汇范畴是如何微妙地表达偏见的做了深入的研究。该理论认为，根据偏见产生的心理和动机原因，相同的行为事件可以用不同抽象层次的词汇类型来编码，这取决于该行为事件是具有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引申含义，以及是由内群体成员还是由外群体成员来实施的。相比较而言，人们倾向于用抽象度较高的词汇类型去编码和传播内群体的积极行为和外群体的消极行为，以显示其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重复性和内在性。与之相反，内群体的消极行为和外群体的积极行为则往往通过抽象度较低的词汇类型去编码和传播，以表明其行为的偶发性和条件性。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话语中隐藏的偏见、歧视和歪曲的交流形式，而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对不同类型的词汇的选择是如何微妙和隐蔽地表达偏见的研究与前者的目的是相一致的，所以，可以将后者纳入到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框架中去，以丰富其文本分析的方法。此外，含蓄动词因果性(Implicit Verb Causality)理论也可以解释不同的动词选择是如何指示不同的归因，从而微妙地表达偏见的。

另一种通过词汇选择来表达偏见的方法是“过度词汇化”(overwording)。过度词汇化是指使用大量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对现实的某个方面进行描述，词汇的密集度不仅暗示了不同文化、阶级和利益集团构造某种概念的方法不同，还反映了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和倾向性。例如，中国人有关亲属的词汇、阿拉伯人关于骆驼的词汇、爱基斯摩人关于冰雪的词汇都非常密集，这些词汇不仅反映了他们构造“家族”、“动物”和“天气”概念的不同方式，反过来这些密集存在的词汇也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对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而言，过度词汇化现象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者呈现”上，而大量的积极词汇或消极词汇所构造的媒介景观也必然会影响到受众对于人、事和物的认知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