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斯诺与《西行漫记》

国际友人斯诺与《西行漫记》_文博耕耘录

国际友人斯诺与《西行漫记》

李　彤

我们知道斯诺是最早到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真实地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怎样的队伍。我们收集了有关史料，整理如下。

第一个来陕北和宁夏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年～1972年），世界著名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7年夏天，斯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了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年轻的斯诺有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跨越太平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去历险。

1928年春天，23岁的斯诺怀着“寻找东方魅力”的好奇心来到“东方巴黎”——上海。当时设在上海的美国在远东有影响的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一眼就看中了斯诺，竭力挽留他，约请他协助编辑所谓《新中国》特刊。斯诺工作了3个月后，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欣赏斯诺杰出的才华，又聘请他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斯诺为了采集新闻，遍访中国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东三省、内蒙古、台湾，还有亚洲的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目睹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对中国百姓的处境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寻找“红色中国”

斯诺从对中国的零星报道中知道了红军，也在美国的报纸上报道过红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由于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得不到第一手可靠的材料，对中国红军的情况，斯诺一直未能全面地加以报道，但“红色中国”这个最大的奥秘、最大的新闻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共产党的领袖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纲领是什么？红军战士那么顽强勇敢，他们是些什么人？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使他们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斯诺脑子里有许多对苏区的疑问，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迫使他要尽早解开这个谜底。在中国的几年间，斯诺看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的情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成为第一个来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在1934年，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汉斯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与斯诺签订了一份合同，预付稿酬750美元。第二年，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又表示资助斯诺到中国的苏维埃地区去旅行，以获得“红色中国”的真相，但这两次都因蒋介石对苏区的严密封锁没有实现。然而斯诺并没有放弃寻找“红色中国”的愿望。

1935年，斯诺移居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同时学习中文。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中国学生运动，激发了他报道中国人民爱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热情。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也悄悄地接触到鲁迅、宋庆龄等中国革命的志士仁人。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斯诺看到了中国的光明。他惊喜地发现，“在红墙黄瓦、苍松翠柏的北京城外，还有一个红旗下的中国”。但斯诺对“红旗下的中国”的认识似乎又是那样的模糊和遥远，那是一个神圣的谜，他想要破解这个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1936年4月，斯诺了解到红军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心中再次激起到陕北根据地旅行的愿望。1936年6月，斯诺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北京学联主席黄华，斯诺谈起了中国革命与红军长征的问题，赞扬道：“中国红军从瑞金到陕北，横跨十一省，纵横二万五千里，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黄华说：“听说二、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了。”突然，斯诺说：“黄先生，我感到红色中国太神奇了。我想到陕北去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但我不懂汉语，请求你给我当翻译好吗？”黄华说：“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之后，斯诺从燕京大学专程赶到上海，向宋庆龄女士提出了希望去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要求，宋庆龄通过在上海的冯雪峰向党中央请示。冯雪峰当时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到上海建立电台，以便同党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的。冯雪峰在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转告宋庆龄，中共中央同意这位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进入苏区。宋庆龄很快为斯诺的陕北之行做了妥善安排。

1936年6月3日，斯诺假借去内蒙古旅行之名，告别了妻子海伦·福斯特，带着简单的行装还有一架照相机、一架摄像机、24盒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怀揣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京乘火车直奔西安。此信是通过宋庆龄的秘密介绍，在我党地下组织的缜密安排下，由当时华北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根据华北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用隐形墨水写成的，最后由在北京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同志转交给斯诺。斯诺在郑州遇到了从来没见过面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他们同车到达西安，一起等待与他们接头的王牧师。几天后，他们的房间里来了一位身材高大像个富商的中国人，自称“王牧师”。“王牧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了自我介绍。斯诺拿出半张照片，海德姆拿出的是宋庆龄给他的半张5英镑钞票，结果都与“王牧师”所持的另一半相吻合。确认了接头信物后，他们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这位“王牧师”，实际上就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协助安排他们进入苏区的董健吾同志。在董健吾的安排下，他俩又同红军联络员刘鼎和邓发在西安城外未央宫遗址见了面，商定了去苏区的办法。

斯诺、海德姆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7月6日黎明前，斯诺乘坐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军用卡车，避过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检查，出了西安城，奔向陕北苏区。晚上，他们住在洛川，7月7日午后到达延安。

7月8日清晨，他们骑着雇来的骡子，由农民作向导离开延安向安塞苏区进发。斯诺一行进入苏区，时刻担心自己的性命被“结果”了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沿途是各农会热情的接待转送。7月9日下午到达陕北安塞县。当晚，斯诺与海德姆赶到百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斯诺见到这位被蒋介石悬赏8万块银元缉捕的周恩来——他虽然留着大胡子，但掩盖不了他那憨厚、坦诚、让人感动的微笑。在到达百家坪的第二天，周恩来副主席在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接见了斯诺和海德姆，同他们畅谈了两天。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还为斯诺安排了为期99天的苏区旅行计划，还在一幅手工绘制的地图上，为斯诺注明去访问的单位名称和会见者的姓名，斯诺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想，苏区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可供我采访那么长的时间呢？7月10日，斯诺和海德姆告别了周恩来，随交通队由安塞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3天后，到达目的地。因周恩来提前已发电报，保安城里已经做好了迎接美国客人的准备工作，城墙上红旗飘扬。斯诺等人到达保安时，城里锣鼓喧天，居民列队欢迎，中央的许多领导，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博古、凯丰、吴玉章等人也出城隆重迎接，气氛非常热烈。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窑洞里正式会见斯诺和海德姆。毛泽东主席看着两个生气勃勃的美国青年笑着说：“蒋介石对我们造谣诬蔑得很厉害，在我们被层层封锁的情况下，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苏区，真是了不起呀。”斯诺说：“这次进入苏区真是千载难逢呀!”毛主席接着说：“恩来电报上说，你是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欢迎你到苏区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斯诺高兴地站起来说：“主席，我一定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斯诺是第一个访问苏区的外国记者，他急于把被国民党封锁了长达九年的真实情况告知全世界。斯诺花了许多个夜晚采访了毛泽东主席，当时吴亮平担任翻译。通过与毛泽东主席的多次交谈，斯诺深深地被毛泽东主席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觉得他知识渊博，记忆力非常好，精力过人，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接着斯诺又与毛主席谈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红军长征、抗日工作等十多个重要问题。斯诺每次作完采访记录，都由吴亮平翻译成汉语，再交给毛泽东主席校正。黄华赶到保安时，斯诺告诉黄华，他已经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是请吴亮平先生做翻译的，随即就将他与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英文记录和中文翻译稿交给了黄华。后来，斯诺还采访了洛甫(张闻天)、徐特立、林伯渠等高级干部，并参观访问红军在保安的兵工厂、红军大学等。在此之前，斯诺通过对保安的采访，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黄华说：“这里是红色的中国，充满着自由、民主、战斗的精神，真是一个神奇的乐园。”

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后，觉察到形势的严峻，得知蒋介石正准备进攻苏区，顾虑仗打起来后从保安出不去。他想在大战之前离开保安，回北平写《红星照耀中国》。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黄华后，黄华恳切地劝说他：“你是美国著名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苏区，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要到前线去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才能真正了解红军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啊。”斯诺被黄华的话打动了，他觉得黄华说的有道理，终于他坚定地说：“要去，要到前线去，我要亲自看看真正的、战斗的红军。”毛泽东主席知道斯诺要到前线去，非常高兴，亲自来为斯诺送行。为了便于斯诺采访考察，中共中央派黄华随同当翻译，傅锦魁和李长林带一个骑兵小分队专程护送斯诺前往苏区采访，还专门为他俩制作了红军服装。

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要到同心前线去。8月1日上午，他和马海德去向毛主席辞行。临别时，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拍照片，毛主席笑着说：“你们考察了苏区首府保安，和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谈了话，了解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了我们的工厂、学校、农村，再到前线去看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会见一下我们的大将军——彭德怀同志和徐海东同志，还有许多能征善战的将军，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什么能战无不胜。”斯诺听着高兴地点了点头，继续提出给毛主席拍照片的事，毛泽东主席欣然答应了。在窑洞外斯诺选好拍摄角度后，发现毛泽东主席的头发很长，又没有戴帽子。斯诺边看镜头边想：“如果能戴上帽子，才更像红军领袖。”于是，他想请毛泽东主席戴上红军帽，可是毛泽东主席平时很少戴帽子。斯诺大着胆子对毛泽东主席说出了他的想法，主席说：“好哇!”可是，当时又没有现成的帽子，斯诺灵机一动，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缀着红布五角星的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主席，让他戴上。当时在场的有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笑着对斯诺说，你是在陕北第一个给毛主席带帽子的人，在场人都笑了。就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在一瞬间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于1936年11月14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从此红军领袖的光辉形象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8月里的黄土高原，正是盛夏酷暑季节，斯诺、海德姆、黄华、傅金魁、李长林一行五人骑着战马，沿着河西古道，翻山越岭，三天后就到了吴起镇。他们在这里参观休息了三天，继续赶路。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贩运日用品的驼队和商贩。斯诺感到这些运输队不仅给寂静的山区增添了活力，而且把根据地和前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过几天他们就到了陕甘宁省所在地甘肃环县河连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接待了他们。彭德怀司令员还派了一个骑兵排来迎接斯诺一行。他们在河连湾住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在骑兵护卫队的护卫下，经过一天多的山路奔波，至中午时分爬上了一道高高的山岭，这是甘肃、宁夏的分界线——马家大山。翻过山巅，顺着缓缓向下的坡道就是一条被深谷切割而成的山塬——汪家塬，斯诺一行穿过山谷，越过山塬，塬的北端有一个烽火墩，烽火墩上的红旗迎风招展——这里就是西征红军的营地了。斯诺一行跟着护卫队，来到墩墩梁。他们勒马远眺，一座雄伟的古城堡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豫旺堡。

斯诺一行到达西征红军总部——宁夏豫旺堡

豫旺堡距豫旺县城下马关大约40公里，有坚固的城墙，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到来时，城楼上红旗飘扬，城东门上高悬着“欢迎美国记者到红军前线来采访考察”的大红标语，街道上也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街道上站满了回族群众，等待着“洋人”的到来。

8月16日中午，城东边的路上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奔而来，斯诺一行来到城东门，城墙上顿时响起了“滴滴答答”的号声。这时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红军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即红军西方野战军）部队的首长，在军乐声中从东门迎了出来。斯诺一行下马迎了上去，与彭德怀司令员等人亲切握手，互相问候。街道两边的群众拍手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彭总安排斯诺、海德姆在指挥部住下。

红军西征总指挥部设在豫旺堡城墙下的城隍庙里。城隍庙坐北向南，四周围着蓝砖高墙，坚固宏大，大门由挺拔直立、雕绘华丽的牌楼构成，门的两边蹲着一对大石狮子。院子内的地上铺着青砖，南半部左侧是一座戏楼，右侧是钟楼，与北半部的正殿相对。正殿由前殿、后宫组成，都是卷棚挑檐，雕梁画栋，与前殿相连的两边各有一座精巧玲珑的两层小角楼，后宫庭院内还有茶食膳舍等设施。大殿前两厢，各有一排对称的侧殿。整个庙宇布局严谨，宏伟高大，建筑精美。红军司令部进驻后，对破损的地方进行了修缮，清理了杂草和垃圾，使庙宇的面貌焕然一新。斯诺和海德姆被安排在东边的侧殿里。稍事休息后，彭总和红一军团的首长及前来筹建回民自治政府的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为斯诺和海德姆接风洗尘。彭总热情洋溢地说：“中央多次打来电报说斯诺先生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友好记者，海德姆大夫是来参加中国革命和战斗的，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斯诺和海德姆连声道谢，彭总接着说：“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现在为着抗日救国而斗争，我们西征红军现在全部在豫旺堡、下马关一带休整，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你们到各连队都可以考察、采访，都可以向外报道。”斯诺高兴地说：“我非常感谢彭将军给我采访的自由。”之后左权、聂荣臻、刘晓、朱瑞等将领与斯诺、海德姆一边吃饭，一边谈红军西征开辟了纵横四百里新区的情况。斯诺兴奋地说：“周副主席给我了一张苏区地图，当时我怀疑苏区没有那么大，现在看来，苏区的范围比周副主席画的还要大！”他们讨论着苏区情况，彭总不停地为客人夹菜。斯诺看着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威严而慈祥，他突然想起了在保安听到的彭大将军为毛主席改诗的事，便笑着问道：“彭总，听毛主席说你还给他改过诗呢？”彭总会意地笑着说：“我是个粗人，哪敢给毛主席改诗。那是他把我的作用夸大了，所以我把它给改了。”那还是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吴起镇，马鸿宾、马鸿逵及东北军的骑兵穷追不舍，毛主席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要切掉这条尾巴，这里山高路险，不利于敌人骑兵活动，毛主席召集会议研究了战斗方案。会后，彭总上山察看地形，毛主席看着他稳健的身影，诗意油然而生，写了一首诗：“山高路隘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主席写好后放在桌子上，彭总回来看到这首诗，就把“彭大将军”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因为这首诗写的是彭德怀将军，毛主席不同意他改。斯诺说着就用不熟练的汉语朗诵了一遍，大家鼓掌称赞。

斯诺按照西征总部的日程安排，专门采访了彭司令员。彭司令员的办公室设在豫旺堡城隍庙的一个房间里。斯诺望着彭总房间里简朴的陈设，心里想，一位赫赫有名、威震敌胆的大将军的司令部竟然是这么简单，实在难以想象。彭总问斯诺：“你们到这里感觉怎么样？”斯诺说：“这座古城非常美，比保安城还大，人口也比保安多。这里的回族群众对人很友好，从许多方面看得出，红军和回民的关系搞得特别好。”彭总接着说：“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善于经商、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民族。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非常拥护和热爱，每天都有很多回民青年要求参加红军。目前已有上百名回民参加了红军，我们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回民队伍。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后，革命信念特别坚定，打仗非常勇敢。”斯诺对红军的作风与取得的显著成绩深感敬佩。共产党的将军每到一处都能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和群众在一起，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军队理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斯诺向彭总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彭总给他介绍了红军东征、西征取得的胜利，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等情况。斯诺听了彭总的介绍后，赞叹道：“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比国民党造谣污蔑的作用大的多！看来，尽管国民党在武力装备诸方面貌似强大，但许多方面是斗不过共产党的。”彭总接着说：“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为人民的，我们的红军不过是人民用来打击压迫者的拳头。国民党丧失了民心，注定要失败的。在回民地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族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把红军称为‘仁义之师’‘回民自己的军队’。”斯诺还询问了彭总对国内抗日的形势、三军会师的可能性等问题的想法，听了彭总的精辟分析和解答，斯诺非常惊讶，他认为彭德怀将军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还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政治家。彭总看着这位美国记者说：“斯诺先生，你冒险来到苏区，访问了保安，考察了苏区，和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及其他一些中央同志都谈了话，又不辞劳苦来到西征前线，这种精神了不起呀!”斯诺说：“我幸亏听了黄华、吴亮平的话，到前线来看到了真正的红军，要是在保安就离开，就会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然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呢。”彭总听了斯诺的这番感慨，笑着说：“你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西征红军现在集中休整，前线基本没有战事，你可以随便到一个连队去考察，找任何一个人采访。”“你是第一个打破国民党对我们九年新闻封锁的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你这种不畏艰难险阻，探索真理的精神，对我们红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斯诺谦虚地说：“这是红军坚强不屈的精神鼓舞着我，使我下决心打破国民党层层封锁，冒险来到苏区。原来我只是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抱有同情，对共产党和红军抱有疑惑，甚至是误解。现在通过在红区的耳闻目睹，我不但支持同情你们的斗争，有时仿佛我也是你们中战斗的一员了。”彭总笑着说道：“斯诺先生，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全体军民大会，欢迎你们的到来，到那时你得演讲呀!”斯诺眼里闪现出激动的泪花，愉快地答应了。

1936年8月22日下午，红军总部、红一军团又在红二师驻地豫旺堡的南峁上，为斯诺、海德姆举行规模盛大的欢迎大会。会场设在一个大空场上，主席台是群众用檩条、椽子、木板搭成的戏台，会场周围的地坎上还挖了许多防空掩体。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李富春、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刘晓、杨得志、萧华、孙毅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的代表和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还有步兵、骑兵及当地群众数千人，都到场来欢迎这位“洋记者”。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刘晓主持大会，红军精神抖擞，队列整齐，为了防备敌机的空袭，每个人都戴着用树枝和野草扎成的防空帽。红一军团第四师当时驻在毛居井，离豫旺堡比较远，他们就派政治部卢仁灿科长带领十多名代表参加欢迎大会。出发前，第四师师部决定从缴获的战马中，精心挑选两匹上等黑色骏马，配上好鞍子，作为送给斯诺和海德姆的礼物，并写了一封由“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暨全体指战员同叩”的给斯诺、海德姆的慰问信。当地许多回汉群众听说红军开大会欢迎“洋人”，从老远的地方赶来观看。

大会开始前，朱瑞主任把卢仁灿介绍给两位美国朋友，卢仁灿把两匹战马赠送给斯诺和海德姆，斯诺看过信，用中国话连声说：“谢谢!”他又通过翻译向第四师的代表卢仁灿反复表示谢意!

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宣布欢迎大会开始。当彭德怀司令员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说到“我们热烈地欢迎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全场响起了的掌声、锣鼓声。斯诺也作了简短的讲演。他说：“诸位英雄，同志们!在你们热烈的欢迎中，我万分激动和荣幸。在你们伟大的胜利中，现在二、四方面军又很快同你们会合了，你们的前途无限地开展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斗争。日本侵占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为，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让全世界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革命的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结束讲演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由黄华翻译后，受到全体军民的热烈鼓掌欢迎。后来，驻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后屋的墙壁上（此文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铲掉）。之后，骑兵部队整齐地通过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表演了马术、隐身术（即战士们骑在马背上，把身体隐蔽在马身的一侧）和劈刀。步兵表演了队列动作、刺杀和进攻演习。斯诺显得特别兴奋，把这一切都收入了他的照相机和摄影机。表演结束后，斯诺和海德姆骑上红四师赠送的黑色骏马围绕表演场奔跑了几圈。看着他们矫健的骑姿，大伙都啧啧称赞说：“他们还真有本领，骑得真好啊!”红军战士们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

夜幕降临，主席台燃起两盏汽灯，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剧社演出话报剧《打倒马鸿逵》和歌舞《回汉人民大团结》等文艺节目。后来，斯诺被大家推上舞台，用汉语演唱了两首陕北民歌，海德姆用英语唱了陕北民歌《赶牲灵》。台上台下的歌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斯诺到达豫旺堡后，住在红军总部院子里，他可以常常与彭德怀司令员交谈。彭德怀司令员在紧张的军务工作中挤出时间，常常陪同斯诺和海德姆一起参加政治集会、访问部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在众多的采访中，彭德怀的革命经历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使斯诺对这位彭大将军更加钦佩和敬重。

在斯诺前往驻扎在豫旺堡的红一军团访问时，当时红一军团二师随军团部，红二师22岁的政委萧华亲自为他安排了详细的采访日程，使他对红军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列宁室”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说，“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每所‘列宁室’照例都挂着战士自己画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像中国的一些基督像一样，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像条线，前额高大，像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没有前额”。他看到红军战士对马克思、列宁似乎又敬又爱，还亲切地称马克思为“马大胡子”。回民战士显然对马克思的大胡子更有亲近感，对此斯诺有些疑惑不解。直到有一次，一个回民战士告诉他，穆斯林的老人和阿訇也爱留长胡子，斯诺才恍然大悟。“列宁室”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土制模型，上面有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学员们一有空就聚在这里研究一些战术问题。当然“列宁室”里也少不了一张画着高鼻子的“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民的宣传画。战士们认为，外国人都是高鼻子的，不然咋叫“洋鬼子”呢？

斯诺和海德姆还曾经到红一方面军去找25岁的年轻政治部主任刘晓。刘晓办公室设在豫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斯诺在与刘晓的交谈中感触颇深，他曾在书中写到，“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面容清秀，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在刘晓的陪同下，斯诺和海德姆来到红一军团二师二团一个连队的“列宁室”，那里有一个小组共62人，正在上政治课，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正面的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贴着淞沪战争的英雄蔡廷锴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战士们坐在自己带来的砖块上，讨论的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在一位东北籍青年军人作报告之后，大家纷纷发言。政治辅导员只是有时插话总结一下，或发挥和补充其中的一个论点与新材料，或纠正发言人的某些说法。所谓上政治课实际上是延安“抗大”的教学方式的演化，即“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老师和学生都是他们自己，教科书则是红军战士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当斯诺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向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时，战士们都像小学生一样举手抢着回答。他们回答的内容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不可辩驳的事实，结论是一致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热爱红军，所以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如萧华给斯诺介绍“列宁室”时所说的，“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也正是从这种场合和这样的政治课教育中，斯诺看到了红军战士的“革命觉悟”，看清了“使他们为之战斗牺牲的简单的信条”，斯诺不禁感慨道：“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抗战之声”——红军小号手

一天清晨，斯诺和海德姆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海德姆看到斯诺对从保安到豫旺堡的采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斯诺说：“你从陕北苏区到西征前线，耳闻目睹采访到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是投向国民党种种谣言诽谤的一颗重型炸弹，对中国革命是一大贡献呀!”斯诺回答说：“你能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不也是幸福吗？”海德姆情不自禁地告诉斯诺，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斯诺听了赞不绝口。他俩交谈着，不觉来到了南城墙上，见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旁边还插着一面红旗，红旗被晨风轻轻吹拂着，上面的红五星时隐时现，旗杆矛头上的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字耀眼醒目。这些战士都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很年轻，脸上带着孩子的稚气，十分惹人喜欢，红军首长亲切地称他们“红小鬼”。斯诺看到这是一个好镜头，便拍了一张集体吹号的照片。斯诺对孩子们十分喜爱，他在书中对“红小鬼”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里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但斯诺感到不满意，总觉得没有真正拍摄到表现红军形象的照片。斯诺又继续在豫旺堡采访红军，这时太阳从豫旺东塬缓缓升了起来，斯诺感到景色很好，正好看到衣冠整齐，又背着盒子枪的年轻英俊的红军干部，斯诺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这个红军干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拍照片，斯诺边对焦距边说：“你看着红旗，心里想千军万马在你的号声中奔向抗日战场，挺起胸，把军号再举高一些。好，好，你吹冲锋号!”斯诺望着号兵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在战场上吹号一样，他非常满意，赶快按下了快门，摄取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抗战之声”。后来，这张照片被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抗战之声”中的小红军究竟是谁呢？红军当时虽有陕北根据地，但各种物资仍很缺乏，是非常艰苦的。战士们的军装不能及时更换，显得破旧。红军在宁夏与国民党军对峙着，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头羊、一百多头牛、四十多头驴子及其驮的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对敌人违背停战协议的行径，战士们非常愤慨，纷纷请战，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的批准后，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又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四百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表彰这次战斗的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看到谢立全，就拉他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从而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当时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他们亲眼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同志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新中国成立后，谢立全被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到了1972年，当谢立全将军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红军小号手”的照片放大出数张，留给子女们，并在告诫子女的信中说：“这张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谢将军革命一生仍保持着红军的本色。

这张照片右侧的红军当时旗帜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旗面一颗红星，正是这面红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称呼，让很多人误认为是红军东征在山西的时间，其实，红军在东征时用的这个称呼，到西征时仍在继续使用。

红旗就插在豫旺堡明代修筑的城墙上，红旗中间是镰刀斧头，左侧是谢立全头戴红军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盒子枪，手举军号，年轻英武的面孔透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留下了红军永远的光辉形象，真是无声胜有声。

斯诺进行了两个星期的采访话动。他在宁夏红军前线的访问是受到充分优待和积极配合的，正如斯诺自己所说：“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起初还有些怀疑）。没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

斯诺在宁夏同心下马关采访

下马关是徐海东率领的第十五军团的临时宿营地，也是斯诺采访计划中的重要对象。一天早晨，斯诺去西征司令部，遇见几个刚开完会的干部，其中有一个陌生面孔，他正在想这人是谁，彭德怀笑着走过来说：“他就是你一直想要见的著名‘赤匪’徐海东，他还要邀请你访问他的部队呢。”这时，徐海东面带笑容，露出了掉了两颗门牙的牙齿，在场的人不由得笑了起来，斯诺走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好。徐海东见这位洋人和蔼可亲，便和斯诺开了几句玩笑，之后他严肃认真地说：“欢迎你到我们红十五军团采访，我专门派人来接你。”

斯诺想，好不容易见到了这个“神秘人物”，一定要和他多说几句。斯诺对徐海东说现在就和你谈谈，于是斯诺跟着徐海东来到他的住处——豫旺堡城南的回族群众马广谦家里。马家的房子不大，门框低矮，斯诺的个子高，进门时没有注意，头撞在了门框上。徐海东风趣地笑着说：“这门框太矮小，碰了先生的头，把它的上槛锯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主人见碰了洋人的头，感到很不好意思。在徐海东他们出门后，主人真的用锯子锯掉了门的上槛。当徐海东他们回来后，发现主人真的把上门槛锯掉了，徐海东和斯诺感到非常内疚，一句玩笑招来了“祸害”。斯诺用记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这是回族群众关爱红军的一片真诚的心。斯诺连忙笑着说：“谢谢！谢谢!”徐海东拿出笔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马广谦热情支持抗日红军，为解决红军住宿问题，锯毁房屋门槛，革命胜利后，当地政府负责补偿。徐海东写完后交给了马广谦，并嘱咐他要保管好，将来有用。

1936年8月26日，在豫旺堡采访了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军团长邀请，斯诺前往第十五军团采访。当天，斯诺、马海德、黄华、傅金魁、李长林在豫旺堡吃过早饭，准备离开红一军团驻地豫旺堡，到十五军团驻地下马关去。正好彭德怀要到红二师的一个团看新兵训练，李富春已经筹备好了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的工作，返回河连湾，他们与随行人员一起离开豫旺堡。斯诺骑着红一军团第四师赠送的小黑马，走在像桌面一样平坦的土地上——由于多年的战乱、旱灾和饥荒，这里的土地已经变成荒芜开阔的原野了。在路上，扑入斯诺视野的是一小群瞪羚，它们以优美的姿态和惊人的速度奔跑着。沿途的居民几乎全是回民，分散的村落建筑具有摩尔人的风格，宽敞的大门，整洁的院落。

他们一路奔驰，用了5个多小时就到了下马关。途中，遇到了一支骑着骏马的红军，这支约有一个排的红军是徐海东派来专程迎接他们的，这支骑兵队护送斯诺他们到达下马关城。当地军民组成了欢迎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们站在城门外的横幅前迎候，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进城时军号齐奏，像欢迎凯旋得胜的将军一样，气氛非常热闹。厚重的城墙上站满了来看“洋鬼子”的城里人。

下马关南门外矗立着一座建筑优美的清真寺，北门外另有一座遥相呼应，两座城门之间延伸着一条两边是商店的街道。街口末端各有一座漂亮的城楼，其中一座已经改为戏园子。

驻在下马关城里的第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列队欢迎“洋记者”斯诺。斯诺及其他随行人员骑马经过时，战士们立正、唱歌、喊口号。营、团的旗帜迎风招展，军号齐鸣，传令兵在前面急驰。在城的南端，徐海东及参谋人员在城楼前迎接。这座古代的漂亮城楼过去是下马关城的钟鼓楼，城楼下有一个地下室。在城楼的最高一层，徐海东为斯诺他们准备了两间一套的住房，室内非常干净，桌子上摆放着苹果、糖和咖啡等“奢侈品”。站在城楼平台上，可以看到下马关城的每个角落，放眼望去一直可看到几里外的韦州城墙，斯诺用徐海东的望远镜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韦州城墙上马鸿逵的士兵。

斯诺和马海德等人在徐海东的陪同下吃过午饭后，提出要到红十五军团医院去看看。为躲避敌人飞机轰炸，红十五军团医院设在城北不远处河沿上比较隐蔽的一排窑洞里。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陪马海德到医院给伤病员治病，徐海东则陪斯诺观看了下马关的街景。

8月27日，斯诺和徐海东谈了整整一天。徐海东毫无保留地给斯诺讲述了红军第四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地区即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活动。在红十五军团斯诺了解到，还有两个回民教导团，士兵“基本上都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浓密、肤色黑，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有突厥人的特征，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这两个红军回民团组织起来不到半年，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共产党。在这里，红军推行的民族政策深得回族群众的拥护。

斯诺和马海德在十五军团驻地的下马关地区只待了5天。他说：“我在十五军团待了5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他还认为：“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徐海东办完公事后，就去同他交谈。斯诺对徐海东敬佩之至。在斯诺的笔下，徐海东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所以，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斯诺专门撰写了《红色窑工徐海东》的章节，把他详细地介绍给中外读者。斯诺在下马关地区看到的红军部队不太像一般的革命军队。长期的革命斗争已经让十多岁的年轻士兵成为训练有素和守纪律的老战士。

1936年8月28日，斯诺访问红军连队。8月29日，斯诺在徐海东的陪同下，前往驻扎在红城水的红七十三师前沿阵地参观采访。红城水与韦州城遥遥相望，那里驻扎着马鸿逵的部队。斯诺观看了前沿阵地和红军的防御工事，又找部分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回民群众交谈，了解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情况。斯诺和马海德在红城水参观访问了一天。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这样写道：“8月30日第十五军团开始向西转移，天刚蒙蒙亮，军号就吹响了。嘹亮的军号声在空中回旋，直到我们出发……部队准备出发的头天的整个晚上，徐海东和我们在一起，你无法想象8000人的部队出城转移比单独一个人出去散步复杂多了，更何况他们要向西行军二百华里。”

在跟随红军转移时，斯诺看到“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也经历了行军路上有惊无险的一幕，“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命令。一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编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销声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对预旺堡这样的情景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还这样写道：“早晨当我们尾随着后卫队走出大片草海时，一条长蛇似的队伍消失在地平线上。突然警报号声响起，整个部队离开大路迅速隐蔽到草丛中，他们头上戴着为防空袭用野草扎的帽环，伪装得很巧妙，在100码外无法分辨出人和草丛，甚至驮东西的牲口也被隐藏在用草编的毯子下面。”

1936年8月31日，斯诺与徐海东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在斯诺的眼里，徐海东是一位十分谦逊的红军指挥官。徐海东恳切地对斯诺说：“给我们提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好吗？我们都是一些农民，对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徐海东希望有更多的像斯诺一样的美国人能到中国亲眼看一看红军的生活、战斗和训练，希望斯诺能够再次来到中国，来到红军中间。分手时，徐海东送给斯诺一个黑色的玉石鼻烟壶，并且说：“请收下这个十五军和我给你的纪念品。同志们都说见到它，你就不会忘记我们了。这东西原来是一位蒙古王爷的。在这一带的农民心中是一件珍宝，收下它你就会平安到家。”说完便上了马，扬鞭而去。

在十五军团访问期间，斯诺认为另一种“极有意义的事”就是共产党与回民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穆斯林的关系。他在十五军团回民教导团采访时发现，这个团的士兵大多数人参加红军还不到半年，他们以前都是马鸿逵、马鸿宾的人，现在已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其中一位连长原来还是个穆斯林的阿訇，这些士兵原来都是文盲，现在已经能认识几百个字了。由于全军进行了深入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及建立“回民统一抗战”的努力，红军给驻扎在回民区的红军颁发了《回民工作守则》，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所以，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因此，红军来到回民区仅仅一个多月，到7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豫旺堡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不久又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他们已经正式作出决议，要与共产党和红军合作。

1936年9月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一部分开始从豫旺堡地区向西兰公路南移，一部分向黄河西移，接援正在甘南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斯诺跟随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西征红军总部离开豫旺堡向西南转移。9月4日，西征红军总部进驻离豫旺堡有九十多里的吊堡子村。斯诺还想看一看英勇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战士和闻名全中国的朱德总司令，回去后可以向世界全面报道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但彭总告诉斯诺：党中央几次打来电报，催他早点回保安，并告知他的妻子海伦。他再不能跟随红军前进了。

斯诺在豫旺、同心地区近30天的采访考察，像深山探宝一样，获得了大量有关红军的珍贵资料。他看到共产党人的公而忘私，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红军是世界上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是最受人民群众爱戴拥护的军队，是最年轻、勇于献身、有革命生机的军队。斯诺认为红军中有一大批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杰出军事才干的指挥员，特别是像彭德怀、徐海东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在世界军事将领中都是罕见的人物。中国工农红军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战胜的！

完成《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人告别，同傅金魁、李长林一起离开了豫旺地区，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于9月22日回到保安。此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在西安见到了张学良，采访了许多重大新闻，已经返回北平去拍发稿件。蒋介石也觉察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红军的关系，把东北军从所有防线上换了下来，只有洛川还住着东北军的一个师并和红军毗连，如果这个出口被堵死，斯诺在短时间内就难以回到北平了。1936年10月21日，斯诺已在苏区采访了近4个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中共中央领导，告别了保安的人民群众，告别了保安。斯诺把记得满满的几十本采访笔记、日记，拍摄的三十多卷胶卷以及搜集的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大提包里。他从陕西保安来到洛川，乘上一辆东北军专门为他安排的卡车赶回西安。为了避免特务的检查，他把装满采访资料的提包放到卡车厢的一个角落，自己坐进了驾驶室。这辆卡车上主要装载着东北军急需修理的几麻袋枪械。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斯诺一行到达了咸阳。押送枪械的士兵们把卡车厢里的麻袋卸下，就下车了。车上只剩下斯诺、汽车司机和一名护送斯诺的战士继续向西安前行。当卡车到达西安时，斯诺下车叫随车的战士到车厢里取下提包。可这个战士却发现，提包不翼而飞了。装资料的提包到哪里去了呢？经过分析，斯诺初步判断可能是押车的士兵为了躲避沿途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检查，将提包塞进了装枪械的麻袋里，在咸阳与枪械一起卸下了车。当时天色已晚，卡车已经从咸阳开出了近50公里，司机建议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咸阳找回提包。可是斯诺心里清楚，提包里装的资料是他4个月的心血，一旦丢失，永远无法弥补。他向司机反复讲述资料的重要性，坚持让司机立即返回咸阳替他找回提包，司机看到斯诺十分着急的样子，只好答应照办。

当天晚上，斯诺借住在西安的一个朋友家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后来回忆说：“终夜辗转反侧，挂念着我的行囊，如果这行囊在咸阳被打开，不仅我会失去行囊，那些和我同车的东北军士兵也会陷入绝境，因为在咸阳驻防着南京的宪兵。”凌晨，斯诺突然听到了那辆卡车回来的声音，他急忙从床上跳下来，飞似的奔向门外，迎向卡车，当司机提着他的资料包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万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拥抱司机，再三表示感谢。事实证明，斯诺连夜找回资料包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天蒋介石一大早就飞抵西安城，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布满了宪兵和军队的岗哨，特别是从咸阳到西安的主要道路都被重兵把守，一切交通全部断绝。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失而复得的珍贵资料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整理在苏区的采访笔记，想尽快完成书稿带回美国发表。可是在他埋头创作之际，国民党政府却散布谣言说他已经被红军枪决了，美联社对此事非常关注，转发了这一消息。斯诺知道后非常愤怒，决定用事实和真相戳穿国民党政府散布的谎言。

1936年11月9日，斯诺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各大通讯社各报记者们讲述了自己在陕北苏区的采访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大量红军战斗、训练和生活的照片。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斯诺不但没有死，而且还带来了许多红军的照片，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爆炸性的头号新闻。从这天开始，斯诺成了重要的新闻人物，白天出席各种集会，报告自己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晚上坐在打字机前精心撰写苏区之行的一篇篇通讯。为了真实、迅速地报道红军的情况，让中国西北红星的革命火焰照亮全世界，斯诺以记者的使命感、责任心不辞辛劳、不分昼夜坚持工作。11月14日，一篇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的报道发表在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及与斯诺的长篇谈话被刊登在显要位置上。之后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在中国苏区的访问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斯诺写的三十多篇中国苏区见闻。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第一次发表了斯诺拍摄的75张陕甘宁苏区照片，其中就有红军号手的照片。这些真实的讲演和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十年来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战斗与生活，也让世界看到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共产党又是怎样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

1937年7月，斯诺编辑完成了在陕甘宁苏区采访的书稿，并为这部书稿初拟了《红军访问记》《陕北的数月》《陕北记行》《红军在中国西北》和《红星在中国》等几个书名。在一次家宴上，斯诺请亲友们帮助选定最佳书名，在场的人都赞同《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同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这部用胆识、汗水和心血写成的著作。由于排版和翻译过程的疏忽，把书名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对这一疏忽却拍案叫绝，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书名了，它向全世界真实地报告了中国西北升起一颗灿烂的希望之星，这颗星必将照耀中国大地。

《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伦敦连续出了五版，发行10万多册。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不久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意、俄、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问世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让属下找来一本，仔细地读了三遍，称《红星照耀中国》为好书。1938年年底，斯诺回到美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关注中国命运的社会各方邀请斯诺演讲，美国军方还特邀斯诺去工作，但斯诺拒绝了。

斯诺认为：“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见使他们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都不是一个作家所能独立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的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苏区的外国记者撰写的，也是第一部全面反映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伟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书籍。它如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让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也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由于斯诺真实报道了在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灿烂的希望之星，关注中国命运的世界各国人民，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支持中国革命，期盼着灿烂的希望之星早日照耀全中国。

斯诺根据在中国苏区采访事实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轰动，可是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书。当时在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的胡愈之，在斯诺那儿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自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书名吸引了他的眼球。胡愈之向斯诺借来《红星照耀中国》，连夜读完后喜出望外。他想，这样一部真实而又完整报道红军的书，如果能让更多关注中国命运的人看到，就会使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从而会对中国革命产生更大的影响。胡愈之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想法立即报告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等人在得知此书的内容后，立即电告党中央。在陕北的党中央立即回电，让上海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尽快出版该书。在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后，上海地下党立即组织有关学者以“复社”的名义秘密进行翻译，还专门请斯诺为中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写了序。斯诺对原著的文字进行了少量的增删，又增加了原著所没有的他在苏区拍摄的红军干部战士生活、战斗的图片70幅。

1938年2月初，《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和日寇的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出版发行后立即传遍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竞相传看。中国西北红色希望之星照耀着中国大地，照耀着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心。斯诺在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报道，生动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在艰苦环境下的生活状况。同时，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以顽强的毅力徒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当时世界著名的评论家、作家、记者对斯诺的勇敢精神和《西行漫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称颂，中国共产党对此也高度赞扬。斯诺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军民生活，一跃成为世界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1939年，当斯诺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兼记者，再次来到陕甘宁苏区时，受到苏区政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还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向各地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们介绍了斯诺，并赞扬他的《西行漫记》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这本书不但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关怀、支持和援助，同时也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斯诺虽然听到过许多关于对《西行漫记》的赞美之词，但他认为毛泽东主席的评价和赞誉是对他的最高的奖赏。

附：

解析《西行漫记》在中国

由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撰写的真实报道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和在中国出版改名为《西行漫记》的书籍，使国内外人士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为中国现代革命史谱写了一曲壮丽动人、响彻云霄的凯歌，也为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贡献出一笔举世无双的特殊精神财富。

正是由于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70多年来，中外各方人士的有关报道、亲身经历长征的将军们的回忆录、学者研究考证长征的文章专著，犹如雨后春笋，纷纷面世。

从收集到的以下相关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国内就开始有了红军的报道情况。例如国内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5年9月至12月在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的《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从瑞金到陕边》等考察报告，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中共领导人之一陈云曾化名廉臣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开始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后改题《从东南到西北》，由明月出版社于1938年1月印为单行本流传；著名作家教授成仿吾晚年精心撰写了《长征回忆录》于197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在国外则有传教士奥福利·鲍塞特(瑞士人，出生英国，来中国传教，改名薄复礼，曾为红军“俘虏”)的《神灵之手》(1936年12月英国出版；199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改题《一个传教士的回忆》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全美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等。研究专著则有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1971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1990年)，等等，不胜枚举。我们在这群星闪烁、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有关长征的文章和著作中不难发现：发表时间早、流传面最广、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首次面向世界全方位多角度客观公正报道长征这一人类前所未有壮举的报道当首推报告文学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当年美国媒体舆论曾推崇说：“仅长征就使该书成为本年度最伟大的冒险著作，与斯诺笔下红军惊心动魄的长征相比，古希腊历史学家笔下的色诺芬的英雄们缩成了巧克力做的士兵。”

60多年来，美国进步记者和著名作家斯诺报道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以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二万五千里》《红旗下的中国》等形形色色的译名，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法，延绵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重版，从而感染、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为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红星”的雏形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埃德加·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又名《大河彼岸》)序言里曾说，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英文版出版之前，就有一个中文本出来，它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在这些读者中有不少青年人在我最近再度会面时已成为今日红色中国的上层人物。

原来，当年斯诺正全力以赴赶写一篇篇苏区报道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又步步逼近北平，在此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动荡莫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赶时间抢速度，斯诺夫妇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全力倾注到这一部有关全面报道中共和苏区真相的书籍出版上。当时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经常去斯诺夫妇家拜访，了解探听时局信息。斯诺就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他，还在出版经费上予以支持。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李华春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该书系32开本，近300页，全书约30万字。书前有译者序言，概略地介绍了此书材料来源，作者情况以及编译此书的用意与期望。因当时国民党暗探和日本特务活动频繁，为适应环境需要，避免查禁破坏，不仅封面未标明出版机构名称，连序言的写作地点也有意将北平署成上海。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一章里所收13篇文章以及《毛（泽东）施（乐）会见记》中《论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字，后来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针对西安事变后人们关切的时局变化，该书增收了毛泽东《中国问题与西安事变》和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的长篇报告《红党与西北》两篇谈话，并加译了美国经济学家诺尔曼·韩威尔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报道四川红四方面军及苏区情况的《中国红军》等三篇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以“附录”形式，收入陈云1935年秋在莫斯科化名廉臣所写的长达50页的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他以著名红色大夫傅连璋（1894～1968年）早期经历为生活原型，文内假托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将自己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的种种经历见闻，作了较系统的描述，这是有关长征的第一手珍贵材料。文笔绘声绘色，真实可信，十分感人。它与书末首次刊排的毛泽东咏红军长征七律诗一首，不仅弥补了斯诺当时未完稿因而此书未能收入的“长征”一章（共四节）之缺憾，而且也确实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增辉不少。

此书还首次收入由斯诺夫妇提供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有关苏区的34幅照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歌》等10首歌曲。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毛泽东头戴红星帽的照片也首次印入该书。书籍封面则采用斯诺在陕北拍摄的题名为“统一战线舞”的照片，将其放大：生动形象地展现出苏区八个少女英姿飒爽、动作协调的舞蹈情景。它蕴涵着共产党号召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政策主题。这样的封面构图设计既“冲淡书的政治外表，保护读者”又仍然“能引人注目，故意使书像文艺小说似的”。至于题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环境十分恶劣，编译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这种斗争艺术与策略！因为此书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即先行出版，较早而又客观地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及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的5000册顷刻发行完毕。此后在上海、陕西等地均有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国各地为突破敌人的查禁封锁而采取变换书名，不标明出版地点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节印本——如《红旗下的中国》，则更是不计其数，难以统计。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翻印之快，其传播之广，可见一斑。

海伦·斯诺如同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一样，对此书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不仅经济上给予协助支持，就连书中所刊斯诺拍摄的苏区的几十幅照片，也大都由她亲作标题，撰写说明。事隔数十年后，1979年她在给王福时的信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并给以高度评价说：“你出版的斯诺一书对中国像一记闪电，它唤醒了人民。我们倾全力使它尽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译本突击出来。这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该书出版后不久，1937年5月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去延安时，曾将北平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所以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仍引用该书所载两年前他同斯诺的重要谈话，并于正文后注明，将此书简称之为“《斯诺：〈西北印象记〉》”。由于此书出在英文版“红星”之前，所以与其说它是《西行漫记》的节译本，毋宁说它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或许还更为确切些。

“红星”的正式中译本——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共党员的推动下，由林淡秋、梅益、王厂青、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2月10日在“孤岛”问世。此书虽据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的“红星”译出，但由于斯诺对原著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同时，作者还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7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报道文章，后来曾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细心的读者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自然联想到这是一部与我们党的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西行漫记》全书共十二章五十六小节，除附有斯诺与海伦先后去陕北保安与延安等地采访时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外，书内还印有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两幅。此书从翻译到出版仅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它“奇迹”般地问世和迅速流传，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即刻下令严加查禁，并马上派人四处搜寻。宪兵队逮捕不少进步文化人士，进行严刑拷打，妄图破获“复社”，一网打尽……但终归枉费心机，一无所获。“复社”重要成员郑振铎后来追忆说：“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西行漫记》在短短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点还出版了该书的多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传抄；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西行漫记》，抱着满腔爱国热忱，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对此，斯诺本人也有深刻感受和真切体验，正如他后来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生动描述的那样：“战争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座城市中，教育局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在《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版序中，斯诺坦率自豪地说过：“在数以万册计的中文译本中，有一部分完全是在游击区出版的。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为扩大影响，更迅捷流传，该书还采取了多种灵活形式出版面世，如将“红星”第四、五两章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的(即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则犹如雨后春笋，更是数不胜数。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自然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由于《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惧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众所周知，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取缔办法”一般分为“暂停发行”、“停止发行”和“查禁”等不同处置手段，而对“复社”版《西行漫记》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严加“查禁”。推而广之，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如《二万五千里长征》《红旗下的中国》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尽管如此，由于共产党的有关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和手法，不断突破反动书报检查的封锁，使《西行漫记》等著作像春风一样，传遍了神州大地。毛泽东同志对斯诺的这部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热情赞扬这部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1939年，当斯诺重访陕北边区时，毛泽东（他看过该书的全译本）在延安当面向他肯定说：“《西行漫记》正确地报道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

含“第十三章”的两种《西行漫记》译本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又出现了两种依照美国兰登出版社1938年7月再版的“红星”译出、含有第十三章内容的引人注目的新版本。

其一，由史家康、赵一平、王念龙、顾水笔、祝凤池、张其韦等六人合译的《长征二万五千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故现在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书前冠有原“兰登”再版时的“引言”和中译者在1939年所写的“小引”。原书“引言”有助于我们了解斯诺为何要增写第十三章的缘由、经过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也称赞了斯诺富有远见的预言，高度评价了“红星”，说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册永久文献”。中译者撰写的“小引”，详细介绍了斯诺的经历，强调了他是“一位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的名记者，他既没有国民党作为他的背景，也并无与共产党发生过什么关系”。因而“他的立场可算是公平的、客观的”。正因为如此，“本书虽然不能算作正式的文献，至少也可当作一部良好的报告文学”。他们继“复社”版后，依据美国“兰登”再版本译出此书。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故与“复社”版相比，不仅在文字繁简方面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六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启明书局的“新一版”面世，仍然大受欢迎，当月即行再版。在“新二版”中，增加了钱公侠所撰《〈长征二万五千里〉序》，他赞誉这部报告文学名著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同年11月，上海出了第三版，香港又印行了一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二，由署名“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9月上海急流出版社印行。除扉页附有红军长征路线图外，书中还印有照片14帧。书前冠有译者所撰的“小引”，明确表示：“一本惊动世界的文献，似乎需要更多的译本，以广流传而遍及各地，把共产党的精神，灌溉到全中国人民的心田之中，以达改变旧的封建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或者是不无借境的。”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对斯诺原著进行了一些“增删”，原因据说是斯诺对于红军领袖的传记，全凭传闻直录，所以“略有错误，有改正的必要。译者为郑重起见，略有增删，以符事实”。此书后来还以同一书名与译者署名，在北京用新潮社名义于1949年再版一次。

具有“文献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两种新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左”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因此享有国际盛誉的“红星”虽仍在世界各地继续风行畅销，但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这虽然与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有关，由于当时中美对峙以及国内严峻形势，此书虽因斯诺访华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且印数有限。这一奇特事实，不免令人深思！及至“文革”期间，万马齐喑，百花凋谢，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在“打倒一切”的声浪中，《西行漫记》也惨遭禁锢。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停止借阅。尤令笔者无法忘怀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宣传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规定，手持盖有中央国家机关大印的公函，前往历史悠久、藏书宏富、闻名国内的图书馆查阅“复社”版《西行漫记》时，在报告文学等名著栏目和新闻报道等专业书籍内竟然遍查不着，最后却在“严控”类书目里，发现它与希特勒《我的奋斗》等臭名昭著的书籍，并列归放在同一著录卡片盒内。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其一为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书“红星”的第四、五两章——即毛泽东自述生平和长征——这是构成《西行漫》骨骼与灵魂的；此外还收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三篇重要谈话。人们知道，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窑洞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往往从晚上九点谈至翌日凌晨两点，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正是吴黎平同志。作为当事人之一，他依据“红星”和《密勒氏评论报》《亚美》杂志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记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做了必要的订正，增加了一些脚注，丰富了原书的背景材料。诚如吴黎平在《前言》中所说：《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中“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原来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尽管初版印数不大，只有5000册，但作为一种文献性版本，自有其难以取代的独特价值，故翌年2月旋即再版。

另一重要新版本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由三联书店出版。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诺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实际需要，曾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1938年7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国过去流行的众多版本还没有一个真正是如实按初版本译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个正式译本“复社”版，虽也依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时，一是经斯诺作了修正，有许多和初版不尽相同，二是未译涉及共产国际的李德那一节。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使全书还原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种种缘由，董译三联版不仅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版本。该书分大小32开两种，书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写《中文重译本序》及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写“序言”。扉页印有长征路线图，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著名诗句。全书另收珍贵照片69幅。初版即印30万册，极受欢迎，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

独具特色的“鹈鹕版”《西行漫记》译本

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新颖的有别于此前各种中译本的“红星”又在中国内地问世了。这本独具特色的新版《红星照耀中国》，由李方准、梁民译，张保霖校，系据斯诺生前最后修订的著名的“鹈鹕版”译出，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月出版。

研究者皆知，斯诺1968年曾对1937年英国戈兰茨初版本作过某些重要修订，例如将原书采用的现在时态改为过去时，以便更适合今天读者阅读，并增加了“年表”、“尾声”、“新的注解”，等等。斯诺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后，他又对1968年修改增订本进行了修订和增补，主要是增加了注释和附录，使该书更臻于完善，这便是有名的1972年的“鹈鹕版”。李方准、梁民的新译本即依据“鹈鹕版”1977年的增印本译出。全书较1937年“红星”初版增写扩充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增加以下内容：《尾声，1944》《修订版注释》以及总称为“附录”的《缩写词》《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人物注释》《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国革命年表》《书目提要》等多种资料。书前除中译本的前言外，还冠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博士的《引言》，斯诺1968年2月于日内瓦的《再版自序》和1971年8月的《鹈鹕版自序》。所有这些均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斯诺晚年对“红星”一书的思想观点以及对中国革命历史曲折进程（包括“文革”浩劫）的深切关注和独特见解。因此，据“鹈鹕版”译出的这一新颖版本，又有别于著名的“复社”版与董乐山译“三联”版，它填补了中译本的一个空白。该书初版即发行了62600册，以后又曾再版，这也雄辩地证明《西行漫记》具有何等的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REDSTAROVERCHINA”所表明的深刻含义：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有着悠久历史文明而又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西行漫记》是外国人对中国革命比较客观和真实的报道，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历程和一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道路——长征、西征。《西行漫记》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毛泽东主席的身世和革命经历，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红军在宁夏同心一带的活动，记录了同心回汉群众与红军战士的血肉之情，用耳闻目睹的事实耐心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英勇奋斗，也正是斯诺对红军的真实而生动的报道，才引起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关怀和支持，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名扬天下，也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会宁城、将台堡、吴起镇、延安城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地方，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