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行政环境的形成

三、中国文化行政环境的形成

一定的体制是一定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新中国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文化的一整套组织机构、方针政策和运行机制所构成。其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政治、经济环境。从历史上看，计划文化体制是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即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宣传教育体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和延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从现实基础看，其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其政治背景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的确立，而其经济背景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1]因此，它是与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化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和。

（一）历史环境

新中国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中央专门设宣传局，具体负责宣传文化工作，各级地方党委也相继设立了与中央宣传部门相对应的工作机构，形成了中央、地方、基层支部所构成的纵向领导体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坚持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一方面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和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教育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的宣传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对“左翼”文化团体进行领导，深入细致地指导这些团体的文化工作。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宣传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的时期。延安时期形成的宣传文化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面貌。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大决策，并在政治局与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等机构，形成了对党校、党报、出版和文艺高度集中统一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

（二）政治环境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时候，显示出惊人的相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们对这些新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国家制度选择上，“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做了构想：第一，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第二，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促使发展合作经济。第三，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新生政权的性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共同纲领》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阐明了国家的性质，承认实际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又指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逐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从1949～1954年，中国共产党迅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执政党集中和控制了国家政权；二是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三是实行单一制政体，其立法权从属于中央。1954年《宪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结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4]与此同时，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也经历了由“一元化”到高度集权化的发展过程。这种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对文化体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文化行政管理活动中强烈凸显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导致主流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与同质化倾向。其次，文化行政管理系统高度组织化，任何文化方针政策均能由此得到高效的推广实施。第三，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干预度高，党的政治领导经由党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直接介入具体业务管理，甚至常常以领袖意志作为政党、国家的意志，并通过严密畅达的组织动员体系推广为群众意志，发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最后，由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推动的各项文化实践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也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精神上逐步改造了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的社会实践。^[5]

（三）经济环境

对经济制度的选择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基本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因此，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设计上主要是吸取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教训，避免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发生：一方面要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另一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经济像个别企业（大公司）有计划生产一样，有计划地运行。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的内部计划变为全社会的计划。^[6]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7]选择计划体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当然手段。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上看，计划体制之所以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经济落后和不独立，因此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去选择它。^[8]

中国计划体制建立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计划体制形成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建立了强大廉洁的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工业和众多的人口，使得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提高积累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就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9]所有制选择确定后，选择计划体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公有制的实现，必须有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去落实。因此，计划体制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导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特别模式。

文化体制是整个计划体制的一个部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新中国迅速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体制的形成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早在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要求“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生产事业”，因此对“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采取鼓励政策”。全国文化领域的国有化进程迅速推进。一些私营传媒在1953年总路线提出前，相继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例如，私营电影公司也于1952年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实现了国有化。1954年中央宣传部批转出版总署《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的报告》，1955年全面完成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在体制上禁止了私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兴办文化事业的可能性。政府成了一切文化事业建设的唯一主体，并以行政指令方式规定文化部门的产品品种、产量以及供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