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两重性

（五）人性的两重性

人格善恶是人格改造难以回避的基础理论问题。我是怎样认识人性的善恶问题呢？我以为首先应当区别善与善的倾向、恶与恶的倾向这样两种概念。什么是善与恶呢？我在前面阐明：所谓善，是对他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行为；所谓恶，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产生负价值的行为。所以，归根结底，善和恶必须体现在人的动机和行为上。⁽⁵¹⁾善，其实就是善行；恶，其实就是恶行。什么是善的倾向与恶的倾向呢？所谓倾向，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善的倾向是指人性向善的潜在趋势和可能性，恶的倾向是指人性向恶的潜在趋势和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善的倾向称为“向善的可能性”，把恶的倾向称为“向恶的可能性”。善恶倾向与善恶密切相关，因为善恶作为行为就是由善恶的倾向或趋势发展而来的。但是，善恶倾向不能与善恶等同，因为前者是趋向善恶的可能性，所谓可能性，“它是指包含在现实事物中的、预示着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⁵²⁾而后者，则是已成客观现实的动机和行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和排斥在于：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现实性也不再是可能性。可能作为事物的潜在趋势，它着眼于‘未来’，预示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现实作为现存的客观实际，它着眼于‘现在’，标志事物的现状。它们具有质的区别，决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⁵³⁾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善恶倾向与善恶等同起来。从这一前提出发，我对人性的善恶看法表述如下：

第一，人之初，作为自然的产物是无善无恶的。所谓人性之善或人性之恶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善恶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因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性之善恶也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存在。婴儿初生，还未进入社会关系，不存在善恶之分。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固然是人天赋的社会本能，是“仁之端也”，是人向善的潜在趋势，但还不是善行。至于他所说的“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并非天赋，而是由社会教育形成的。荀子所说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避害”乃是人的自然本能，如道家所说，是超越善恶而天然合理的。至于他所说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则并非天赋，而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特别是“心好利”，显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卢梭在批评霍布斯时，认为他的错误在于把由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东西看成是人生而有之的。“因为他把满足无数欲望的需要，不适当地掺入野蛮人对自我保存的关心中，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的产物，正因为有这些欲望才使法律成为必要的”。⁽⁵⁴⁾把社会的产物看成是人生而有之的善或恶，这是不少性善论者或性恶论者的误区。

第二，人性之善恶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形成和存在。但是，我肯定这一点却并不否认在人性中具有天赋的、生而有之的善恶倾向。究竟是善的倾向，还是恶的倾向呢？我以为是同时并存的，这就是说，人性具有善恶倾向的两重性。所谓两重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属性，即一种事物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性质”。⁽⁵⁵⁾人性是矛盾体，其中既存在向善的潜在趋势和可能性，同时存在向恶的潜在趋势和可能性，这两种属性既互相对立，又统一于人性之中。佛教智慧的高明在于它最早看到了人性的两重性，“在佛教看来，人生来就有性善与性恶两方面。即使‘佛’这种最高生命状态，也包含着性善与性恶。从而，人必须努力发展和强化自己生命内部善的方面，抑制恶的方面”。⁽⁵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很早就阐明了人性的两重性。他认为，在一个人的品性中，具有善与恶两种素质。人都有像兽性一样的恶性，当他对自己的善性放松控制时，兽性便活跃起来，即使是好人也难免如此。⁽⁵⁷⁾在其著名的《理想国》里，他指出：在人的灵魂里，“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当一个人灵魂中“较坏的部分”受“较好的部分”控制时，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反之，就会成为“自己的奴隶”。⁽⁵⁸⁾对人性的两重性，康德是这样认为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具有双重的属性，即感性和理性。相对于这两种属性，人便存在于“双重的世界”之中。一重世界是感性的现象世界，即包括人的自然存在在内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由人们通过感官来感知，在这个世界中通行自然因果规律。另一重世界是超感性的本体世界，是人的理性存在。这个世界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思考和揣度，这里通行着完全不同于自然因果律的自由因果律。相对于这样双重的世界，人就是跨越双重世界的存在物。一方面，人是感性世界的现象，是自然因果链上的环节；另一方面，人是本体，是从属于理想的存在物。双重的世界决定了人的两种性质：现象世界造成了人的经验性质，使人产生自然倾向，即感官享受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要求。康德把这些欲望和要求称为“爱好”或“倾向”，认为人的感性要求是“低级欲望官能”，代表了人向恶的本性；而本体世界则使人具有一种内在的性质，即对自身的普遍性和功德的追求，这种理性要求，是一种“高级欲望官能”，表现为人的理性对行为意志的自由决定，康德认为人的这种性质，是人向善的根据。⁽⁵⁹⁾在我看来，佛教所说的“性善”和“性恶”，柏拉图所说的“善与恶两种素质”或灵魂中“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康德所说的“向善的根据”和“向恶的本性”，其实都是人性中善的倾向和恶的倾向。人性之所以具有善恶倾向的两重性，康德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我们早已援引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有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⁶⁰⁾这段论述与柏拉图、康德的分析是一致的：人对兽性的摆脱程度如何，决定了其人性中“较好的部分”或“向善的根据”如何；人不能完全摆脱兽性的程度如何，决定其人性中“较坏的部分”或“向恶的本性”如何。人越能摆脱兽性，人性的程度越高，则人性中善的倾向越大，人越难以摆脱兽性，人性的程度越低，则人性中恶的倾向越大。

第三，虽然人性具有善恶的两重性，每个人都同时存在向善和向恶两种潜在的趋势和可能性。但是，这两种潜在的趋势和可能性的比重大小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根据上面我们所援引的恩格斯的那段论述，我们知道，人对于兽性存在着“摆脱得多些或少些”的程度上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王充的“性三品说”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我们根据人性中善恶倾向的差异大体上把人分成四类：善的倾向很大，恶的倾向很小的人；善的倾向大于恶的倾向的人；善的倾向与恶的倾向大体相近的人；善的倾向很小，恶的倾向很大的人。在罪犯群体中，善的倾向很大而恶的倾向很小的人是极为罕见的，⁽⁶¹⁾善的倾向大于恶的倾向的人和善的倾向与恶的倾向大体相近的人占了大多数；而善的倾向很小，恶的倾向很大的人则占少数，其中极少数人恶的倾向极大，具有犯罪的必然性，他们是具有犯罪人格的罪犯。这是我从人性两重性的角度对罪犯善恶倾向所作的粗略分析。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善恶倾向只是向善恶方向发展的一种潜在趋势，并非现实的善恶本身。

第四，虽然个体之间在人性中固有的善恶倾向存在着大小的差异，但是，任何个体的善恶倾向的大小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发展的。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因素（如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气、健全的法制、先进的教育等）的作用下，个体人性中的善的倾向就可能得到增大和发展，而恶的倾向则可能得到减少和抑制；反之，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如不良的社会道德风气、薄弱的法制、落后的教育、腐败现象）的作用下，个体人性中善的倾向就可能被削弱，而恶的倾向则可能被激活起来，膨胀起来。犯罪率的上升往往是因为人性中恶的倾向被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激活而造成的。

上述四点，是我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基本看法。人性善恶与人格善恶是密切相关的，两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人格善恶是人性善恶的现实化、具体化和个性化。因此，在探讨了人性的善恶之后，我们可以回到人格善恶的问题上来了。

康德：纯粹的思想家

他生于德国的哥尼斯堡，活了80岁，这在当时，是非常长寿的。他的生活是纯粹的思考和写作。一生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曾经去过阿恩斯多夫旅行，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远的地方。那地方距离哥尼斯堡近百公里。他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准确的时间。这座小城的人们根据康德的散步，就知道几点钟。听说他的邻居们这时会拿出自己的表来看看，如果不是3点半，而是3点29分，他们就会把时针调快一分，因为肯定他们的表不准。对于普通人很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放在心上，例如婚姻。他曾经想过要结婚，要不要向某位女士求婚。当犹豫不决时，女士已经同别人进了教堂。因此，他一生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