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场所的衰落及原因

4.2.1.1　城市更新与用地区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城市更新运动认为，对于城市内部的痼疾与问题，只有全部推倒和彻底地改造才能达到“社会净化”的目的。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下，它用推土机和“从零开始”的观念大规模地摧毁着自己的城市。它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城市空间秩序，波士顿、旧金山、费城都接受了这一运动的洗礼，其结果是大量的贫民窟被彻底清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标准化住宅、超人性化尺度的高层办公楼、巨大尺度的街区和拓宽的城市道路。然而，以现代主义规划思想为模板的城市更新摧毁了城市原有的关系网络和城市活力，导致有生命力的邻里丧失，人际关系的冷漠，心理文化断层以及普遍的漂浮、无根的感觉。同一时期的用地区划政策，将原先混合使用的土地按功能的不同划分成相互隔离的区域；由城市更新计划形成的大尺度的街区阻断了原有的历史街道，摧毁了城市的整体性。机械的功能分区很少符合原有的社区肌理，也不能反映现状社区的社会关系内涵，城市不再为人们提供多样的生活空间，城市不再是场所的集合。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公路建设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兴建的州际公路在城市内部纵横穿越，这迫使许多居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社区、离开了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社交组群的变化使居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纵横交错的快速路严重阻隔了城市形态的整体延续性，曾经供人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街道丧失了多功能的社会意义，邻里和城区间变得孤立和与世隔绝。此外，汽车数量的增加使城市内众多公共场所被汽车占用。例如，洛杉矶和底特律用于汽车停放和行驶的城市用地高达75%～80%。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生活上不便，心理也会产生不安全感。

4.2.1.2 反城市运动：郊区化

城市化带来了各方面的集聚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城市各个方面都趋近极限、难以持续，城市问题的日趋严重促使社会的中层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周边的郊区迁移，从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郊区化运动。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指出的：“如果人们不能征服城市，人们至少可以逃离城市。郊区至少是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抗议。”^[9]这种迁移是为解决大城市的混乱和沮丧而做出的一种努力，也是对城市问题无法解决后选择的一种逃避方式，“在这个新的工业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城市社会环境里，生命的确处于危险之中，而最起码的慎重的忠告是劝你赶快逃离——倾家而逃”。^[10]人们怀着一种躲避城市灾难的心态转移到郊区。同时，便利的交通、广阔的土地以及低廉的地价的优势，促使工业、服务业等随着人口向外围集聚而逐渐迁入郊区，大型的购物中心、停车场、低密度的办公组团、散落的别墅，以及高速公路的延伸和拓展、汽车的普及，使建筑各异、规模散乱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限制地蔓延。同时，居住、工作、休闲购物等区块的巨大尺度、单一的功能，难以形成社区的亲切感和共同价值的认可。

郊区化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工业、居住和就业模式的变化，更加恶化了城市中心区的问题：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化、中心城市税基流失到郊区、社会贫富阶层的区域分离、犯罪率的提升、对城市的投入成本减少等。此外，单调、冷酷、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空间使公共活动、邻里关系衰竭，人口的不断流失使城市的凝聚力和复杂的文化层次消失，人际关系日渐淡漠。中心区错综复杂又相互制约的各种问题的变化，使城市中心迅速陷入败落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对场所的情感依赖陷入深深的危机当中。

4.2.1.3　现代主义的兴起

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20世纪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了几何态势的增长。高速集聚的城市化现状致使城市的居住、交通、工作等都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模式、快速的建设形式来改善急剧膨胀的空间。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现代主义打着“为大众服务”的旗号，期望改变长期以来“设计为上层社会服务”以及改变由“权贵主义”垄断设计的状况。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好设想实际上将现代主义运动发展成了一种由精英所领导的新的“精英主义”。四大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赖特、柯布西耶认为只有他们拥有为未来提供新生活方式的独特技能，而广大群众在设计中是没有权利参与进去的。柯布西耶在1923年指出：艺术不是一种大众的东西……艺术不是一种基本的精神食粮……艺术最具其傲慢的本质。

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作品是大型的、机器时代的、垂直等级和集权城市的极端表现。倡导功用的、科学的、美学的背景使他为现代主义信仰树立了清晰的图像。他主张的“大是美的”规划原则体现在巴黎中心邻里计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城以及里约热内卢容纳9万人的巨大住房计划之中。庞大尺度的规划脱离原有城市的肌理，新都市景观完全取代了旧有城市，为了达到形式上的视觉冲击力以及在飞机上欣赏规划图景的要求，他拒绝同原有城市妥协、拒绝在原有城市中解决问题，而是宁愿重新开辟一块新地，建立一个单一的全新的城市规划作品。柯布西耶像许多极端现代主义者一样对飞机极为着迷，他不能容忍视觉形式上的混乱，但是这种形态并非是在地面上身处其中的效果，而是在飞机上俯视的效果。他认为“建筑是最高级的艺术，它达到了精神上的伟大，数学上的秩序、思考，以及感官层面上的和谐感觉”^[11]。诺伯舒兹曾经指出建筑的随意拼凑、景观连续性的断裂，不仅打乱了城市原本清晰的图底关系，而且也使传统适宜人生活的街道和广场尺度消失了，场所感不复存在。

对直线直角等几何形式的崇拜、国际建筑标准的实行、明确的功能分割、单一理性的树状规划、超级的立体交通体系、巨大的公共社区、一体化的关联系统等都表明了柯布西耶对规范、秩序和可控的社会结构的向往。在柯布西耶看来，“人类的幸福已经存在于数字、数学、经过计算的设计和规划等术语中，从这些术语中已经可以看到城市”。而城市中的居民会因为他的规划反映了普遍的科学真理而欣然愉快地接受。他根据自己的想法为大众设计了他认为的各种应有的空间，如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的规划，就是由于缺少社会与文化的根基，在本质上不能满足城市动态演进发展的需要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切实需求。这种极其理性的规划思想是将陌生的形体强加到有生命、有历史背景的现实社会中，渗透出极其专制和独裁的设计哲学特征。

对于现代主义的这种负面性，A·普莱德在《结构历程与场所》中指出，现代主义平淡文化的性格以及不区分其他时间与空间差异的特质，促成了场所的死亡，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和生活形态的破裂。

4.2.1.4　场所衰落的表现特征

现代主义造成城市场所衰落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奉行的是一切从零开始”的设计原则，导致与过去完全决裂，它认为原有的城市肌理没有任何值得保留和有益的元素，而在一块新的土地上重新进行设计令现代主义者们兴奋不已；第二，它提出的“形式服从功能”强调功能是整个设计过程的中心和最终目的，正是因为它沉迷于功效而使公共空间失去了集聚的意义，居民被迫将各自的社会生活退回到可控的私人领域内，公共空间不再是居民用于日常公共生活的场所；第三，“少就是多”的原则指出了在形式上的方向，即提倡简单的几何造型和反对装饰的做法；第四，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满足了快速建设和批量生产的原则，但导致了世界各地的建筑都是相同的，没有文化和地域的特色；第五，沉迷于单体建筑的建设使其脱离了特定的地域，致使建筑与空间、环境的分离，同时否定了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第六，缺少社会与文化的根基、漠视人的情感需求，造成城市意义的失落；第七，崇尚现代技术的应用，电梯、高层建筑的出现抛弃了以往城市人性化尺度的空间，人与公共空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现代主义若不是提供了快速的、经济的建设方式以及高层建筑技术的发展，也不会产生压倒一切的冲击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