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有什么区别？

如前文所述，权力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不对称的控制，权力大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权力小的进行控制（Keltner,et al.,2003）。很多研究发现权力具有消极的作用：在权力不平等的人际互动中，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往往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方式知觉他人(Fiske,1993)，他们通常采取更多的压迫和强制行为，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利益（Kim,et al.,2005），贬低权力小的人的工作成绩（Georgesen & Harris,1998）。最近，Galinsky等人进一步发现权力不利于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更难以考虑到他人的视角，在判断他人的情绪时也较不准确（Galinsky,et al.,2006），他们把权力小的人看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把他们当有感情的人看待（Gruenfeld,et al.,2008）。这些研究预示着权力与自我中心具有天然的联系，权力大的人很难做出有利于权力小的人的行为。然而，Che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关系取向的权力大者（具有社会责任目标）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赞许性反应，而交易取向的权力大者（具有自我服务目标）表现更多的与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Chen,et al.,2001）。与此类似，Howard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互依的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使权力的使用更仁慈。因此，权力不仅包含着控制和自私，还包含着责任和利他（Keltner,et al.,2008; Fiske,& Berdahl,2007）。

我们认为，权力的人际作用后果取决于掌权者对个人私利与他人（群体）利益的权衡。除了个体差异之外，情境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这种权衡。从情境因素看，问责（accountability）可以产生社会赞许的行为，人们在问责的条件下更倾向与人合作（Lerner,& Tetlock,1999; De Cremer,& Bakker,2003）。从文化因素看，Wu和Keysar(2007)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能采择他人的观点，更能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强调对他人和集体的责任（Triandis,1995）。结合问责与文化差异两方面，中国文化在紧严—松宽（cultrual tightness-looseness）维度上偏向紧严，特别重视问责（Gelfand,et al.,2006）。如果说个体在问责的条件下，将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那么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下更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就是为他人着想的亲社会行为（Gelfand & Realo,1999）。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还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凌文辁等人（1991）关于中国人领导行为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在评价领导行为时更注重领导对待公与私的个人品质。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果个体的行为将接受问责，那么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更能表现出为他人和集体利益考虑的行为。

综上所述，权力大的人在面对权力小的人时的心理与行为集中表现为是否为他人利益考虑的自私（竞争）与利他（合作）冲突，社会心理学经典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 Dilemma Game）是体现这一冲突的典型情境之一。在囚徒困境中，个体可以选择竞争（背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也可以选择合作，最大化两人的总利益。我们将囚徒困境与权力相结合，如果像以往研究那样，将权力隔绝于社会情境，没有问责，那么权力大的人很可能就是以自我为中心（Galinsky,et al.,2006）。如果将权力放在社会情境中，对权力大的人的行为进行问责，那么权力大的人应能表现出为他人利益考虑的合作行为。因此，本研究不仅通过分配不同的角色来操控权力，而且让权力大和权力小的人能够进行真实的人际互动，同时设置问责，将个体的行为置于被评价的条件下。这同以往研究让被试在隔绝的情境下单独启动权力感，然后再独自完成认知任务，是不同的。此外，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男女可能在权力上具有差异，我们将性别也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