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与皇帝之争

要想真正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搞清楚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动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祖父，可他仿佛是一个无论在思想、衣着和行为态度上，都生活在不同时间里的神秘人物。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比你的祖父早25代的老爷爷们的故事，假如不把本章节读上几遍，你们是难以真正理解其真正意义的。

中世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简朴，他们那平淡的岁月中很少有新鲜的事发生。即使是一个自由民，能够随意来去，他也很少远离他所在的街区。当时没有印刷的书，只有一些手抄本在小范围内流传。各地都有一小批勤奋的僧侣教人读书、写字和简单的算术。但是，科学、历史和地理仍被埋在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下。

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大多数都来自他们听来的故事和传奇。这些故事是由父亲讲述给儿子，这样代代相传的，它们常常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仍以高度的准确性保存了历史的主要事实。2000多年过去了，印度的母亲们为了吓唬她们淘气的孩子，仍然会说“再不听话，伊斯坎达尔要来捉你了”！这位伊斯坎达尔不是别人，正是在公元330年率领军队入侵过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经过几千年，他的故事仍然在印度的大地上流传着。

中世纪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过一本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事实上，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显得十分无知，甚至连现代的小学三年级儿童应该知道的最基本知识他们都不了解。罗马帝国这个名词，对于读者们来说仅仅是个空洞的概念，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教皇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因为教皇在罗马城住着，并代表着罗马帝国这一深入人心的伟大观念。当查理曼大帝及其后的奥托大帝重振了“世界帝国”观念，并创建了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使得世界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时，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感激和欣喜。

不过，罗马传统有两个不同的继承人这样一个事实，却把中世纪顺从的自由民们置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中世纪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明确而又简单，即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照管他的臣民们肉体的幸福，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教皇）则负责看护他们的灵魂。

然而在施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却暴露出很多难以避免的毛病。皇帝总是试图干涉教会的事务，而教皇则针锋相对，指点着皇帝该怎么治理好他的国家。继而，他们就开始以极不礼貌的语言告诫对方不要多管闲事。如此一来，双方就难以避免地大打出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呢？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当既效忠教皇又服从皇帝的管制。但是教皇和皇帝已反目成仇。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到底该站在哪一方呢？

要给出正确的答案真是不容易。有时皇帝刚好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又有足够的钱财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么他就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挺进罗马，紧紧围住教皇的宫殿（这要视需要而定），并最终强制教皇服从帝国的命令，否则后果自负。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教皇都是更强大的一方。于是，这位敢于违抗教旨的皇帝或国王以及他所有无罪的臣民都会被开除教籍，驱逐出教会。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教堂都要关门，人们不能受洗礼，垂死之人也不能得到神甫所施行的忏悔仪式，下地狱也就是必然的了。总之，中世纪政府的一半职能都被取消了。

不仅如此，人民可以由教皇赦免其对皇帝的效忠宣誓，并被鼓励去反抗他们“叛教”的主人。但如果他们遵从远方教皇的指令，却被近处的皇帝抓住，他们便会被处以绞刑。这也不是什么好结果。

事实上，一旦教皇与皇帝发生对抗，普通人民则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最倒霉的，要数那些生活于公元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了。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生了两场战役，并未决出胜负，这使得欧洲陷入了长达50年的混乱。

在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改革运动。当时，教皇的选举方式还很不正规。让一位易于相处、对帝国有好感的教士当选教皇职位，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因此皇帝们在挑选教皇的时候，总是亲临罗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为其某个朋友谋取利益。

公元105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根据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命令，罗马附近教区的主教及执事组成了一个红衣主教团。这群地位显要的教会人物（“Cardinal”这个词意思是重要的人物）被赋予了选举未来教皇的特权。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一位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极普通家庭的名为希尔布兰德的神甫为教皇，号称格里高利七世。他有着异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他深信，教皇的至上权力应该建立在花岗石般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之上。在他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领，也是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官。教皇既然能够把普通的日耳曼王公抬高到皇帝的位置，享有他们从未梦想过的尊严，当然也就能够随意废黜他们。大公、国王或皇帝制定的任何一项法律他都可以否决，可要是有谁敢质问一项教皇所宣布的敕令，他就得当心了，因为惩罚将是迅速和无情的。

格里高利派遣大使前往所有的欧洲宫廷，把他新颁布的法令向君王们通告，并要求他们关注其中的内容。征服者威廉乖乖答应会好好听话。但从6岁开始就一直与臣民们打仗的亨利四世，从来都没打算服从教皇的意志。他召集了德意志主教团，指控格里高利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最后通过沃尔姆斯宗教会议把他给废黜了。

教皇则以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作为回答，并要求德意志的王公们驱逐这位德行败坏、不配为人君主的国王。德意志的贵族们正巴不得除掉亨利，自己取而代之，于是便邀请教皇亲自来到奥格斯堡，帮助他们选出一位新皇帝。

格里高利离开罗马，前往北方去惩办自己的对手。亨利四世也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自己目前岌岌可危的处境。此刻，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教皇讲和。时值严冬，亨利也不管天气寒冷路途危险，就急忙翻过阿尔卑斯山，匆匆赶到教皇短暂休息的卡诺萨城堡。公元1077年1月25日至28日整整三天的时间里，亨利装得像一个悔罪的虔诚教徒，身上穿着破旧的僧侣装（但里面却穿了一件暖和的毛衣），恭敬地守在卡诺撒城堡的大门外等候着教皇陛下的宽恕。3天后他被恩准进入城堡，并获得了格里高利对其罪行的赦免。但是他的忏悔并没有持续多久。平安抵达德国之后，他又恢复了故态，仍然我行我素。教皇再次把亨利逐出教会，而亨利也再次召开了德意志主教团会议，并将格里高利给废黜了。不过这一次，当亨利辛苦地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他雄赳赳地走在前边，后边还带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日耳曼军队把罗马城包围了，并逼迫格里高利退位，他最终在流放地萨勒诺死去。教皇和皇帝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并没能解决任何问题。一等到亨利回到德意志，他们之间的争斗又继续下去了。

不久之后，取得德意志帝国皇位的霍亨施陶芬家族，变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独立，眼中更没有教皇。格里高利曾经声称，教皇凌驾于所有的君主制上，因为教皇要在末日审判的那天为他掌管着的所有羔羊的行为负责，而在上帝看来，一个国王不过是这庞大羊群中的一分子。

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常常被人们称做红胡子巴巴罗萨，他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来驳斥教皇。他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是由“上帝本人的恩许”而授予他的祖先的，然而既然帝国包括了意大利和罗马，他就开始发动了一场收复这些“失去的行省”的正义战争。但是，在十字军第二次东征期间，弗里德里希就在小亚细亚意外溺水身亡。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这是一个精明能干、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西西里岛穆斯林文明的陶冶。他继续和教皇作对，教皇指控他是异教徒。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倒是真的十分蔑视北方粗俗的基督教世界、德国平庸愚笨的骑士以及意大利阴险狡诈的教士。但他保持着沉默，投入到十字军中参加战斗，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并因此被封为圣城之王。虽然他立下了如此大的护教之功，但却没能安慰教皇们那恶劣的心情。他们把他逐出教会，并把他在意大利的领地给了安如的查理，即著名的法国国王圣路易的兄弟。这当然导致了更多的战火。霍亨施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夺取属于自己的意大利领地，但是他的军队被打败了，他自己也在那不勒斯被处死了。但是20年后，很不受欢迎的法国人在所谓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中，全部被当地人杀死。而这样的流血事件仍然在继续。

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看来这永远都难以解决。但过了一段时间，两个敌人都学会了互不干涉，不再轻易涉足对方的领域。

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被选为德意志的皇帝。他不愿意千里迢迢地去罗马接受加冕。教皇并未对此表示公开反对，但是为了报复，他们疏远了德意志。这意味着和平，可毕竟来得晚了些。在这之前200年的斗争，使那些本来可以用于国内建设的宝贵精力，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白白浪费掉了。

不过凡事有弊必有利。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市在教皇和皇帝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并悄悄地壮大着自身的力量，加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当朝拜圣地的伟大运动开始时，面对成千上万嚷着要拥向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士，它们十分从容地就把这些人的交通和饮食问题给解决了，并从中赚取了钱财。在十字军东征结束时，这些发财的城市已经用砖石和金子为自己筑起了坚固无比的防御工事，以至于它们公然地对教皇和皇帝表示蔑视。

教会和国家相互争斗，而第三方——中世纪的城市则从中获得了胜利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