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的心理学。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由于分离出纯粹自然科学而作为相关的东西所要求的新的心理学，正是在经验主义的发展中，得到最初的具体实现。因此这种新心理学是对现在已与身体分离的心灵领域的内在的心理学研究和生理学的以及心理物理学的说明。另一方面，这种心理学服务于与笛卡儿的认识论比起来是全新的，并且是非常精致地形成的认识论。在洛克的巨著中，这从一开始就是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表现为一种新的尝试，即完成那正是笛卡儿的《沉思录》所想要完成的事情：从认识论上论证客观科学的客观性。这种目的的怀疑论态度，从一开始就在对下面这样一些问题的询问中表现出来了，如人的认识的范围，有效距离，和可靠性程度。洛克对于笛卡儿的悬搁以及向自我还原的深刻意义毫无察觉。他简单地将自我当作心灵接受过来，这个心灵正是以自身体验的自明性认识自己内在的状态、活动和能力。只有内在的自身体验所表明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的“观念”，是直接地自明地呈现的。所有外部世界的东西都是推论出来的。

因此，首要的事情是纯粹基于内在体验的内在的心理学分析，——但是在这里完全是朴素地使用了其他人的经验，以及关于自身体验是属于我的体验，属于众人中的一个人的体验的理解，因此是运用了向他人推论的客观有效性。不管这整个研究总的来说是怎样作为客观的心理学研究进行的，甚至还求助于生理学的东西，然而整个这种客观性却是靠不住的。

笛卡儿的本来的问题，即自我学上的（被当作内在心理学解释的）有效性的超越的问题，在这里包括一切有关外部世界的推论方式，即关于那些本身是在被包封着的心灵中的“思维活动”如何能够为心灵之外的存在提供根据的问题，——在洛克那里消除了，或者变成了实在的有效性的体验以及有关属于这些体验的能力如何在心理学上发生的问题。感觉材料当排除其产生过程的任意性时，就是由外界而来的影响，就表达外部世界的物体，这对于洛克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下这种情况对于后来的心理学和认识论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即洛克没有采用笛卡儿最早引入的将思维当作对于所思对象的思维的解说，也就是说，没有采用意向性，他没有认识到意向性是研究的主题（甚至是基础研究的最本真的主题）。他没有看到这整个的区别。心灵本身如同物体一样是一种自身封闭的实在；心灵被以朴素的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为好像是一个孤立的空间，按照他著名的比喻，就如同一块书写板，在那上面心灵的材料出现又消失。这种材料感觉论和有关外感觉和内感觉的学说，支配心理学和认识论达数世纪之久，甚至一直到今天；尽管有通常的反对“心理原子论”的斗争，它的根本意义并没有改变。当然，即使在洛克那里，也有“关于”事物的知觉，感觉，表象，或相信“某事”，意愿“某事”，等等说法，而且完全不可避免这种说法。但是他对于下面这个事实却置之不顾，即在知觉中，在意识体验本身中，就存在有在其中被意识到的东西本身，知觉就本身而言，就是对某物的知觉，例如对“这棵树”的知觉。

在这种情况下，心灵生活（它彻头彻尾是意识生活），我的意向生活（它具有被它所意识的对象），应该如何通过对这些对象的认识，评价等等，与这些对象打交道呢？如果不考虑意向性，怎样才能对心灵生活进行认真研究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研究一般理性问题呢？这些问题一般来说能作为心理学的问题研究吗？最后，在这些心理学—认识论的问题背后，难道没有笛卡儿触及到但却没有把握住的那个笛卡儿式的悬搁的“自我”问题吗？也许这并非是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它们为独立思考的读者预先指出了方向。无论如何，它们预示了在本书以后的诸部分中将成为严肃问题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预示了能作为通向一种真正“无先入之见地”进行研究的哲学之途径的东西，这种哲学在问题的提出上，在方法上，在系统完成的研究工作上，都是从最根本的根据出发的。

下面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兴味的，即洛克在合理的科学理想方面的怀疑论，和他对这些新科学（它们应该保有它们的权利）的效力所及范围的限制，导致一种新型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尽管又一次假定了物自体，并没有像在古代怀疑论那里那样，根本否定科学的可能性。在洛克看来，我们人所具有的科学唯一依靠的是我们的表象和概念构成物，借助于这些东西，我们虽然可以推论到超越的东西，但从原则上说，我们却不可能获得有关自在之物本身的真正的表象，即充分表达自在之物固有本质的表象。我们只能有关于我们自己心灵东西的充分的表象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