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与现实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与现实_丝路之光创新

第二节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与现实

西部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令世人自豪的周秦汉唐就是在西部关中平原立国的，中国先进的经济科技文化是首先通过西部走向世界的。从先秦至清代，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总的来说没有间断过。一部西部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西部开发史。

如前所述古代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的方式主要是屯田、屯牧和移民。屯田是两汉经营西域的基本政策。唐代的屯田以军屯为主，民屯为次，屯田地点多在边防。无论是汉代的“凿空”西域还是隋唐代的“丝路花雨”，都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部署下的一种政府行为，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将其经济科技文化优势作为向外展示的样板，尤其是把丝绸之路作为对外展示国势的窗口，其直接结果是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带动了西部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社会发展的高潮。清代西部开发是在国内民族矛盾和国外经济侵略的压力下实施的，是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的特殊开发。屯田的目的在于“实边”，除了屯田，还大量的移民，如雍正年间，一次就召民2400多户去敦煌定居。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屯田活动在清朝才得以真正实施，它标志着屯田从此作为一种制度而被纳入系统的国防建设体系之中。其结果，大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国防、改变西部的经济格局和人民的文化观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国际交往通道进一步扩大，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因而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则因交通不便，某些自然条件恶劣，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当时，社会上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希望国人注意西北边防外，晚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则对西北地区很少关注。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建设西北铁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致使孙先生的“实业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对西部的开发从未停止过，历任政府对这个地区都相当关注。

一、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对西部的开发

(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

1927年4月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台后，在大力推行“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

1928年国民政府确定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其要务之一，相继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地考察，作为开发西北的依据。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5月，国民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开发西北办理工赈，以谋建设而救灾黎案》等。但这一阶段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事实上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剪除异己和围剿南方的工农红军，并未真正把开发、建设西北当做“要务”，因而其开发、建设西北的种种计划和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实际开发，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难日甚一日，局部抗战时起时伏。朝野上下，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误国政策，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加强国防建设，以抵御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人士如胡应连、王聪之、胡逸民、马鹤天、郭维屏、李庆麟、李维城等都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5]。1932年4月，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主任记者罗靖及华侨团员罗正刚等8人在考察西北结束后，专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送报告书，详细阐述了开发西北的理由、事类、策略及第一步计划概要。^[6]受各界舆论的影响，国民政府的一批政要人物也发表言论，倡言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指出：“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耗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力主建设西北之，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7]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并在西安发表演讲说：“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号召国人要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为开发西北作出贡献，并对开发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盖各种建设，固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一贯之政策与通盘之筹划，财力要必不可少，此应由中央负责筹划。”^[8]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在考察兰州时指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又说：“建设西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西北人民所负之责任，不仅是充实本身利益。”^[9]这是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第一次把西北建设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度，把西北开发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结合起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发表《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的文章，认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10]。于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浪，甚嚣尘上，上而当辅诸公，下至关心西北之黎庶，莫不大声疾呼，细心筹划。直有对西北之开发，刻不容缓，对西北之建设臾须促成之趋势”^[11]。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12]，并随即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和以褚民谊为主任的该会驻京办事处。后经宋子文提议，又由西京筹委会、全国经济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合组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合力进行西京市政的规划和建设工作。由于“西京市政建设实为建设西北之起点，建设西北之策源地”，因而有关开发西北的决议案也纷纷出台。如附有开发西北计划大纲的《开发西北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案》、《拟请提前完成陇海线西兰段铁路以利交通而固边防案》、《促进西北教育案》等等。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开发西北的言论之层出不穷，开发西北的各种计划和决议之连篇累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这是近代西北开发史上未曾有过的。与此同时，中外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采访、旅游，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不少私营商业银行，以及上海银行附属的中国旅行社，争相到西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由此，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高唱声中转向了具体的实施和经营。诸如陇海铁路的向西延展，多条公路的勘测和施工，水利工程的兴修，近代工业的创办等，都是实施西北开发的明证。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以前，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是以西北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战略基地的。1935年底以后，随着全国币制的统一和川、黔、滇等省地方实力派的“中央化”，国民政府开始转变其方针政策，将开发西部的重点由西北转向西南。蒋介石和龙云谈到建立后方根据地时认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3]蒋介石还多次强调四川是“立国根据地”、“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可见西南的战略地位也在迅速上升。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国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沦于敌手。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从此，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也成为长期战争的战略支撑点。1937年7月25日，日本突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港口；1940年6、7月间，日本又迫使法国、英国封锁了滇越铁路、越桂公路和滇缅公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断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行无阻，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援华的主要通道。于是西北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开发西北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起来。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投资力度，并实行政策倾斜。1938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表谈话指出，战前我国经济建设分布失调，发展畸形，今后应注意内地建设，“以西南、西北为基础”。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14]1942年为了配合战时经济政策，开发西北经济，国民政府经济部下令工矿调整处及迁川工厂联合会，邀集工业界专家及技术人员21人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前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进行实地考察，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物产资源及工农业状况作了实地调查，并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以及开发西北地区工业的详细计划，表明了对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视。

总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东北、东部和中原广大地区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所蹂躏。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因远离战争而成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口被封以后，可由新疆另开出路，与欧亚各国联络，以获国际物资的援助。西部成为全国民族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地，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西部开发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举措及成就

抗日时期，由于西北在全国所处地位的变化，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1.发展交通事业是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首要目标

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交通便捷，才能谈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北资源虽丰，但苦于交通梗塞，以致所有资源都无从开发，这也是近代西北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开发西北的首要目标放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使之成为发展西北经济链条上的首要环节，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1928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后，鉴于陇海铁路的延展是从海州(连云港)直达西北地区的东西重要干线，于是决定将陇海铁路(当时通车至灵宝)向西展筑。从1929年起，首先续修灵(宝)潼(关)段，至1937年3月通至宝鸡。自此，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1075公里的铁路线全线通车。为确保陇海铁路机车用煤，陇海铁路局会同陕西省政府于1939年4月动工修建了咸(阳)同(官)铁路支线，全长138公里，1941年11月竣工通车。另外，为了开发白水煤源，陕西省政府于1937年派工兵修建了渭南至白水轻便铁路，1939年修成通车。

陇海铁路的延展和另外两条轻便铁道的修筑，大大便利了战时陕西对外交流，推动了陕西社会经济的进步。

公路建设因投资少、进展快而被确定为“目前便利运输交通之最先急”。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公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修筑联络公路，使不成系统的各省片段线路互相沟通，以适应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1934年春，全国经济委员会组设西(安)兰(州)工务所，负责修筑西兰公路，经营近一年。工程初步完成后，1935年1月又在西安设立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专管西北各省公路建设，制订出西北公路运输网计划大纲，并直接主持完成了西兰、西(安)汉(中)公路。西兰公路全长753公里，1935年5月1日通车。6月，蒋介石下令限“西汉公路年底通车”^[15]。该路全长447.6公里，1934年9月开工，1935年12月完工，成为沟通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打破日本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封锁，打通国际通道，接受盟国的援助和发展对外贸易，国民政府首先在西南抓了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在西北则改善了西兰公路，修建了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甘新公路直接与苏联相连，早在20年代已具雏形，1937年底动工修建，两年建成通车，全长1179公里，成为开发西北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西兰公路改造工程于1940年完成，改造后的西兰公路阴雨天也可行车，是当时西北地区路况最好的公路。国民政府在西北还新修了许多公路干线，如华双公路天双段，为陕西南部与甘川联系通道；甘川公路兰通段，为甘肃入川直通路线；汉白公路为陕南与湖北联系通道；宝平公路，为陇海铁路和宝汉、西兰、宁平公路联系枢纽；青藏公路玉树段，全长827公里，系联结西北与川藏地区的西部通道；此外还有宁(西宁)张公路、夏宁公路、宁陕(陕坝)公路、岷夏公路等。新疆自1935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该路于1937年7月1日完工通车，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爆发后，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抗日前线的。1939年5月，新疆又先后兴建了额敏—塔城、迪化—焉耆、焉耆—阿克苏、阿克苏—喀什和喀什—和阗等公路干线。除了公路干线外，西北各省都修建了不少省内支线。

在西南的贵州，则修建川滇公路赤杉段、玉秀公路玉松段、桂穗公路三星段、黔桂公路西路安八段等4条干线，与抗战前修建的川黔、滇黔、湘黔、黔桂等4条公路共同组成贵州连接外地的公路大动脉。

总之，抗日时期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其中的西兰、甘新、凤汉、汉宁、汉白等线由全国经济委员会直接拨款兴筑)，最终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网和西北各省区的公路网。交通建设的发展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2.开发西北农业资源是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措施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而农业生产却十分衰敝。西北农业之所以长期滞后，除了兵匪战乱、苛捐杂税等因素外，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则是其主要原因。农业的停滞不前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迫使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挽救农村经济。鉴于西北农村生产资金枯竭，高利贷盛行，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先后在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建立农业合作事务局，推行农业合作事业，组建农村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增加粮食生产”、“增进棉花生产”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农业最基本的目的。为此，国民政府把发展西北农业科研、推广农业技术、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1938年秋，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这个农业改进机构内设农政、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兽医等部门。各专区亦设农业改进所进行技术推广。经过6年努力，3个优良的小麦品种即“泾阳302”、“武功774”和美国玉米普遍在甘肃扎根。为了普及农业科技成果，甘肃省政府按行政院农业促进委员会关于建立全国农业推广机构的计划和办法，于1940年11月1日设立了农业推广处，还配备了农业技术人员，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以“选育纯良品种，及指导棉农以合理栽培，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到1937年，美种“斯字棉4号”、“德字棉571号”试种成功，并分别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推广。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加重视陕西棉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陕西专门设立棉业改良所，以提高棉花产量和质量。国民政府设立西北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作系工作站、农林部粮作繁殖场、农业推广处棉产改进分处等，对提高陕西及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另外，全国经委会还拨款40万元，设立西北改良畜牧总场，作为改良西北畜牧业的指导中心，并于各省设立繁殖牧场，也对西北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开发农业的政策，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同时由于大兴农田水利事业、开垦荒地，使西北地区的耕地面积都有所扩大。以陕甘为例，1934年陕甘两省耕地面积分别为30883000亩和21676000亩，到1946年分别增加到45627000亩和26167000亩。^[16]随着国民政府资助棉农扩大生产，推广优良棉种，以及发展灌溉事业，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提高。1920年陕西棉花种植面积为1283650亩，到1937年增加到4829829亩。1936—1938年，陕西棉花连续3年丰收，皮棉产量分别为1110000市担、1068000市担和1055000市担，是1919年至1948年30年间的最好水平。^[17]此外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投入的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所增加。以陕甘的主要农作物小麦为例，两省小麦的种植面积分别由1937年13650000亩和8240000亩，增加到1944年的19263000亩和8652000亩；产量也由1937年的9429000市担和8328000市担，增加到1944年的33136000市担和10830000市担，这是1914年以来30年间的最高产量。^[18]陕甘两省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自身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3.发展西北近代工业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布局极不平衡，20世纪30年代以前，近代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西部几乎无近代工业可言，仅有的几家工厂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且多与军用有关。据史料记载，川、陕、甘、桂等7省的工厂数只占全国总数的6％，资本额占4％，工人人数占7％，发电量占2％。

进入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颁布，陇海铁路的西延入陕，公路网的初步形成，既便于国外及沿海的机器逐渐输入，又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提供了保障。因此，许多厂矿企业首先在铁路、公路沿线建立。不仅当地的企业家开始投资设厂，而且外地的开发商和知识界人士也先后来西北考察或投资建厂。如1932年陇海铁路管理局组织的由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40余人参加的陕西实业考察团，对陕西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编纂成《陕西实业考察》一书。^[19]再如1935年赵德山将其在徐州的玻璃厂部分迁到西安，建立襄明玻璃厂；1936年济南成丰面粉公司在西安设分公司；石家庄大兴纱厂和武汉裕华纱厂，集资300万元，也于同年在西安创办大华纱厂。从1933年到1937年，陕西先后建立起纺织、面粉、化学、电气、榨油、机器制造、打包等机器工业。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决策的确定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铁路、公路的修建，为国外机器的输入和沿海企业的投资提供了便利，西北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崭露头角。陕西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成丰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西北化学制革厂等企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轻工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进步。重工业也从无到有，除了陕西机器局、西安电厂、新疆兵工厂等由国民政府主办的国营工业外，商办机器工业也破土而出。不仅各个行业得到了发展，而且西北各省的近代工业均有一定的进步，特别是过去基本没有近代机器工业的宁夏、青海等省也开始走上了经济近代化的道路，如电厂的设立、矿山的较大规模开发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保持国力以支持长期抗战，在部分知识分子和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建议下，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决定工厂内迁，并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负责组织实施。从而使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工业迁移得以实现。

沿海工业内迁，首先为西北开发提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这些内迁企业的到来为战时西北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西北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资料统计，仅1938年至1942年内迁厂矿639家，器材12万吨多，技工1.2万余人，使西部的工业产值、生产科技含量、军事工业数量等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37年～1944年后方开办各类工厂4966家，登记资本折合战前币值约36953万元。到1942年，陕、甘、宁、青4省共有工厂839个，资本总额为16917.5万元，工人32857人，拥有动力151718匹马力。其中陕西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工厂数增加到385家，工业力量仅次于四川、湖南而位居全国第三^[20]。

其次，国民政府在支持工厂内迁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取消了战前颁布的《工业奖励法》对民营厂矿经营门类的某些限制，扩大了奖励范围，降低了呈请奖励资本额，简化了申请、批准办法之程序和手续。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1942年，仅陕西省登记工厂就有72家，煤矿立案者50余家，土法炼铁者50余家。

第三，国民政府借助国家资本的力量积极发展后方的国营重工业，尤其是矿山、能源。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兴办重工业；国民党五大指出：“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予以指导，令各省分别举办”。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负责指导管理全国矿业及重工业建设。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1942年，仅资源委员会就以独资经营或与西北各省政府合资经营等方式在西北创办的矿山、能源工业就有18个。^[21]由此，西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已粗具雏形。

以石油工业为例，抗战爆发后沿海口岸陷落，外油无法输入，而西北、西南后方运输又大多依赖公路，石油需要日益迫切，甚至有“一滴石油一滴血”之说。为此，资源委员会决定开发甘肃玉门和新疆独山子油矿。1938年7月，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并派地质与采矿专家前往玉门老君庙实地勘探，1938年成立玉门油矿，于同年秋先后钻井8口，其中两井深达400多米，探入大油层，产量十分丰富。1941年3月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由孙越崎任总经理。1939—1945年的7年间，玉门油矿共钻井61口，原油产量共约7866多万加仑，煤油511.7万加仑，柴油71.7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到抗战结束时，玉门炼油厂已能日炼原油5万加仑。这些石油产品，在“洋油”来源断绝的情况下，直接为抗战服务，不仅保证军队运输，还满足了后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玉门油矿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石油工业的基地，它的能力、技术水平成为当时我国石油工业水平的一个标志。新疆石油的开采以独山子石油厂规模最大。抗战爆发后，新疆省政府于1939年同苏联政府商议，由苏联政府出资、出机器和工程技术人员经办独山子石油厂。由于采用机器开采生产，日处理石油达150吨，独山子石油得到了全面开发。1943年，由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苏联决定撤回专家和部分机器，后经国民政府不断交涉，以170万美元购得该厂全部机器，由资源委员会经办，但由于多数机器设备已拆卸待运，该厂生产实际已停止。

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抗日时期西北的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平凉、银川、西宁、迪化等都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

尽管战时迁入西北地区的工厂数量有限，但这些内迁工厂多为规模较大的工厂，且系战前中国工业的精华，拥有较雄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有较长的办厂历史、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所有这些不仅成为带动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酵母和领头羊，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使得中国的工业分布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拥有近代工业的地域有了一定的扩大。在西部经济开发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由于当地基础薄弱，国民党政府没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也没有发展当地经济的长期规划和措施，随着抗战的胜利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西部工业很快衰落。

4.大力兴办现代教育，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培养国家所需人才是国民政府的长远目标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展开，促进了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素质的改善，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教育、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战时数以百万人口的内迁重庆和四川及其他们所带来的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技术等，则对改变川渝地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增进其文明开放的程度，加强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与团结，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浩劫和大破坏。但西部的文化教育事业因国民政府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机构的西迁，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大进步。这一点在前面两章已经专文论及过。总之高等学校的内迁，保存了我国教育的精华，使得中国的传统教育未因抗战而中辍，更主要的是为抗战及日后国家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二、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苏联援建“156”项目作为新中国第一次西部开发，“三线”建设则是第二次西部大开发。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

(一)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大开发的理论先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陈云首先提出的经济建设要适合综合国力的意见，并考虑到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变化，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停止了在西部地区摊子铺得过大的“三线”建设部署。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干、缺乏续投资金和产品出路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也开始了他西部开发思想探索的新突破。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22]

1.必须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作为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大政策，第一次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3]。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特区几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蓬勃活力，坚定了邓小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巴叶塔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24]这是邓小平的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第一次作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方针得到确立。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5]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科学地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理论高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他拟定的具体阶段和办法是：“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6]

在这次论述中，邓小平全面地总结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容。首先，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其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第三，解决方法是通过调节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手段，而不仅是过去单纯的计划投资；最后，解决不发达地区的时机，是在20世纪末期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这次谈话，标志着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的臻于完善。

2.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但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调整改造中发挥作用。

经过前两次西部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工业支柱，在要顾全大局的形势下如何发展，曾经引起了争论。有人主张去掉西部企业尾巴再回到沿海，有的人甚至说，调整改造也没有用，钱扔下去是白白浪费。

邓小平不同意这种全面否定的消极态度，他首先提出了要实行“军转民”的大战略，1982年1月5日正式确定为十六个字：“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他在视察三线重点企业湖北第二汽车厂时还具体指出，三线企业要“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打破小而全”，走专业公司的道路。

根据邓小平这一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制定了西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西部地区为顾全大局，对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迁的调整。同时积极采取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多种努力，包括调整企业结构，改革管理体制，转产人民生活急需的家用电器、日用生活品和国际市场畅销的产品，到东部沿海地区开设贸易窗口等。到1990年，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元，占当年军工企业总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生产了国民经济需要的一批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批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如民用飞机、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许多西部三线企业如四川长虹集团、陕西长岭集团、重庆嘉陵集团等成为全国驰名的现代化企业集团。这些都为20世纪末期西部大开发准备了物质条件。

3.西部开发要适合自身的特点。

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特点一是资源丰富，二是生态环境不容乐观。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特点，将其融入自己的西部开发思想中。

例如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曾经开始进行勘探规划。但是在70年代末期的经济调整中，对四川三峡和二滩水电站工程要不要继续上马，出现了不同意见。邓小平经过调查，从长远发展规划考虑，认为一些西部重点资源开发项目不能放弃。

1983年6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道：“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1983年夏天，他还询问了西藏铁路建设的线路、盐湖、冻土、经费问题，认为：“还是修青藏线好。”^[27]在邓小平的直接规划指导下，西部建设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没有等待，也进行了一些适合自身特点的规划开发。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正式动工，1997年进入主体工程阶段。1989年二滩水电站开工建设，1998年第一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1994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97年实现截流。1997年3月14日，邓小平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这些将在21世纪发挥重大作用的项目和规划，不仅是西部开发的先声，而且通过“西电东送”等方式，支援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在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中，注意保护西部自然生态平衡是个重要内容。1965年11月24日他视察三线来到贵州六盘水时就说：“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业牧业。”^[28]1981年夏季四川、陕西遭受了罕见的水灾。9月邓小平特地找到万里说，最近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项议案，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29]。12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外宾时指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这件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30]从1982年起，邓小平年年在植树节带头种树，直到1992年88岁高龄还种下了一棵高山榕。

(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西部开发大战略

历史的年轮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的“九五”计划即将胜利完成，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计算已经相当一万亿美元，即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水平。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随后不久，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再次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31]2000年，西部开发领导小组成立，由时任总理朱镕基任组长，温家宝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囊括国务院17个正部级官员，统筹主持西部地区开发工作。新中国的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正式拉开帷幕。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时候，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其主要内容有：

(1)确立了西部开发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应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统一全党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决不能动摇。”^[32]这就为西部开发确立了一个指导思想。

(2)强调了促进西部开发，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意义。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江泽民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强调了缩小地区差距的意义：“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鉴于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状况，“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33]。1999年6月，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是关系我国新世纪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34]。

(3)指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江泽民指出：“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35]在解决地区经济差距问题时要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第一步——沿海“先富”已经实现的情况下，目前应着手实施第二步——帮助和带动西部经济发展，因而应逐步加大遏制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实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能以压低东部发展为代价，而只能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途径来解决。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中央政府逐步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东部地区要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帮助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4)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开发重点、实施步骤和宏伟目标。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西部开发要有新的思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还指出，西部开发“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开发，防止刮风，防止‘一哄而起’”，在实施步骤方面，要“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36]。在开发重点方面，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要把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技术改造、产品结构调整、企业增资减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放在优先位置，国家应采取措施给予优先支持。

(三)五大重要文件指导西部开发

从2000年至2006年，党中央就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家连续制定五个重要文件，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2000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于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在西部大开发开局阶段所确定的四大重点任务中，特别强调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突出地位，并在此后的开发实践中予以重点投资。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地区发展的迫切要求。因为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不足，已成为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据统计，占全国国土面积56％的西部地区，公路里程只占全国总量的30％，而且93％在二级标准以下；铁路网密度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电话的全国普及率为10.68％，而西北5省区平均比全国水平约低4个百分点。因此，加快发展公路、铁路、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当前扩大国内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东中西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的相互沟通，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大开发改善投资环境。

2.《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1年9月颁布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对四大重点任务进行了细化，强调了吸引和用好人才以及深化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实际上形成了六大重点任务。

3.《“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2002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明确了“十五”和到2010年时期西部开发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区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也是国家“十五”计划的重点专项规划之一。《规划》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10年奋斗目标和50年战略目标。今后5到10年，要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科技教育、特色经济、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基础。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

2004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强调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需要抓好十大重点工作。即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继续加快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积极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大力加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拓宽资金渠道，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保障；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对西部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等。这十大重点任务充分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其中，把生态环境建设置于首要位置，反映了生态环境建设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把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独立出来，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特别关注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决心；对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更加重视，阐述更加科学、全面，体现了比较优势的理念；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中的重要性；更加注重西部开发中长效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法制建设的作用。

5.《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2006年12月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大开发需要着力抓好的重点任务总结为：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认真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西部大开发，关键在教育、在人才、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而顺利完成以上重点任务的保障在于“加强领导，努力提高西部大开发的工作水平。”为此必须加强协调，形成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合力；加快法制建设，依法保障西部大开发顺利推进。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与“梯度推移”理论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理论是关于新技术、新生产力的梯度转移在区域开发中的运用研究，它与工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相联系。其理论要点是：①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产循环中所处的阶段。②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处在成熟、衰退过程中，按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样，高梯度地区承载的部门及技术等不断增加、拥挤，于是低梯度地区便不断地接纳、吸收相对低层次的产业技术。③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城镇体系逐步拓展实现的。

梯度推移理论可用于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

梯度推移理论也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国内梯度推移理论的基本点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也就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根据该理论分析，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定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于是有人把这一现象归罪于“梯度推移”政策，这可能有失公允。回顾一下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只能采用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选择东部作为高梯度既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又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西部地区对国民经济循环的引力场中占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和区位场的引力强度不够，且引力均为递减函数，这才是造成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这并不意味着“梯度推移”理论的失效。客观地讲，梯度战略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一战役应该完成的使命。如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仍然是一种推移，但与第一战役的推移不同的是，如今的推移是跳跃式的推移和多方向的推移。因此，现在和今后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沿边开放，甚至在西部各省、市、区内部的经济发展中，梯度推移都将继续发生作用。

梯度推移的扩散效应，再不是单一的由东高梯度向西低梯度那样简单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梯度”战略作出修正。根据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现实需要，不能是单一的由东向西梯度推移。从现在起，应该是多向推移，包括由边向中、由西向中的推移；另外，根据“发展极”理论原理，我们应走多向吸收与辐射式的推移之路，多层次的梯度推移之路。再者，过去三大地带的提法已不太科学，也许地带的划分还须再细一些，因为西部各省区之间，各省区内部不同的县市都存在不同的梯度。梯度战略将以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推移方向，发挥较深层次的作用。梯度战略今后将继续为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追赶东部地区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