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

可持续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_科技促进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

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刻，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我国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为新世纪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客观存在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及隐患，诸如人口剧增、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空前恶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失业人口明显增加以及社会治安问题凸显等。这些问题如不能较及时地妥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对我们及子孙后代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社会稳定及其相关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稳定，而不是消极的稳定；我们不是为稳定而稳定，而是在发展中求稳定，在改革中求稳定。在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真正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内涵。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一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它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二是因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我们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的社会稳定，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循环。

（一）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不断加快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创造了工业经济前所未有的辉煌，大大改变了世界面貌，加速了世界文明进程。与此同时，世界人口数量激增、自然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南北差距扩大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质量，并对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后果，激发了人们的忧患意识，也逐渐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指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经过跨国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1]在这份载入历史史册的经典之作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一定义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必须发展；二是当代人的发展以不危及后代人的发展为限度。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层层递进的可持续性，即自然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基于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其实质是在发展经济时，不能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不能毫无顾忌地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不能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而是要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协同共济，建立新的生态文明和代内代际公平原则，全面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科学的生存观、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和一种新的文明观。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无疑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和文明的升华，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造新文明的坚定信念。^[2]

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21世纪议程》，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逐渐深化，实现了从消极的环境保护到积极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转变，也实现了从预警性环境运动到自觉的社会行动之飞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口号，而且是人类跨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只是一个至今有60亿人生存的自然村落。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也不可能解决任何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离开人类的共同发展来追求自身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漫长征途中，地球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是一种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事实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健康运行的评价标准。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由政府总理率团出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这次最高级别的“地球首脑会议”上做出认真履行已通过的各项文件的政治承诺。1994年，我国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将其确定为“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3]《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21世纪议程，它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是我国迈向21世纪和创造美好未来的新起点。在我国“九五”计划及2010年发展规划中，《中国21世纪议程》的主要思想及内容得到了具体体现，并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一起作为跨世纪的两项基本战略。这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为了社会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可持续发展旨在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21世纪，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涵盖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物质过程，旨在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不论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过多人口和人均资源匮乏，还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基础性建设薄弱，或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发展不平衡和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讲都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急于提高发展水平、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了人、自然、社会发展的协调。最为典型的是，我们多少年来对生产产值和发展速度津津乐道，尤其看重经济的增长。在共和国史上的“大跃进”年代，朝野上下为“赶英超美”而行动，为追求钢铁产量竟到了砸锅炼铁的地步，其乱砍滥伐、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影响至今。正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荒唐口号下，放出了诸多“粮食亩产万斤”、“粮食亩产十万斤”的“卫星”，连毛泽东主席都为之深感欣慰，指示科学家研究“中国粮食多了怎么办”等问题。天灾人祸的结果是，共和国为之付出损失几千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甚至活活饿死平民百姓。这种教训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旨在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实现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通过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以及人和自然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社会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一致。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包括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通过建立上述五个可持续利用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系统，可以从基础上保证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调，实现我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可持续发展。

与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所包括的子系统相对应，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以下具体战略组成：①人力资源战略。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我国自然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控制人口规模，使之相互协调。同时，大力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积极开发人力资源。②自然资源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开源节流，充分利用知识创新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部分替代、置换及活化作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生产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生活体系。③生态环境战略。其主要内容是积极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使利益机制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驱动力，真正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积极参与的行动，不断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④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采取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型、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广绿色营销、清洁生产、绿色产品以及绿色消费，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环保产业，积极进行传统产业的知识化改造。⑤社会稳定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兼顾我国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调节、缓解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

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也不同于以往的标准。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旨精髓以及我国古代贤哲“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可以将综合和谐度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的标准。综合和谐度包括人力资源和谐度、自然资源和谐度、生态环境和谐度、经济发展和谐度以及社会进步和谐度。这五类子和谐度又分别由诸项指标按重要性加权平均构成，其指标选择以显见又隐含或覆盖相关信息为标准。

可持续发展旨在建立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其中不仅包括了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基础性建设，而且也包括与社会稳定有关的自然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建设。显而易见，可持续发展旨在建立的人、自然、社会和谐系统，既能在建设过程中缓解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及矛盾，又可以通过发展最终形成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和良性循环的机制。

（三）可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形成社会稳定机制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包含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物质过程，不仅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而且将从根本上形成社会稳定的机制。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跨世纪的行动纲领，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在发展时间上，既考虑代内公平又考虑代际公平，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必须为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不能再干那些“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蠢事，必须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发展原则上，强调综合效益、社会公平及协调和谐，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为代价，不能忽视人类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在发展途径上，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知识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大力开发我国极为丰富的潜在人力资源，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发展之路。在发展动力上，要求政府做出良好的制度安排，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科教兴国、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内在有机联系形成新的合力。在发展目标上，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实现我国人、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以及良性循环机制。在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利用知识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超越，充分利用知识经济这种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充分利用无穷无尽的、可不断开发的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在社会发展方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合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建立牢固的社会保障体系，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逐渐提高生活质量标准使之具有国际可比性。在政治发展方面，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和政治法制化，高扬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旗帜，努力使人民群众享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和社会，使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可持续发展具有的规定性，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涉及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稳定，在整体上形成保持社会稳定的机制。

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形成社会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对于社会不稳定问题及隐患具有“标本兼治”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其建立以后，而且体现在可持续发展过程，尤其是社会稳定机制建设过程之中。在我国制定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后，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可以说，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譬如，在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绿化、环境保护实行“三同步”，即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和同步验收，已经收到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4]。对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涉及的一百多万移民，实行“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开发性移民方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以往安置性移民存在的问题。初见成效的淮河污染治理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淮河两岸人民曾饱尝水质污染之苦，淮河污染之严重使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公害。自1993年新闻媒体对淮河污染首次重点披露和聚焦曝光后，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河流污染行动由此肇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协调下，沿淮河数省摒弃上中下游前嫌，将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问题，形成了分阶段治理、多渠道投入、各地协同作战、上下合力治污的“淮河治污模式”。1995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污染防治法规，也标志着淮河治污工作被纳入法制轨道。199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新刑法中，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犯罪者将被判处3～10年徒刑），此举首次实现了国家立法的一项重要突破。1998年1月1日零时，是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必须实现达到排放标准的法定起始时间，也标志着淮河污染防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治理淮河流域的水污染，中央政府耗资400多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也同样耗巨资，关闭了污染严重的数千家企业^[5]。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宋健指出，治理淮河污染，关系到淮河流域1.5亿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常常为人民的清贫而不安，为人民不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而焦虑。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如果仍然不重视环境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重视生态破坏给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治理淮河污染，既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次具体行动，也是实现我国社会持续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举措。针对因太湖的严重污染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问题，1998年我国又开始对太湖进行大规模综合治理。

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水灾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也促使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缓解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之途径。长江流域是我国重点水患区，水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新中国诞生以来，为抗御长江洪水灾害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以武汉市防汛“险中之险”、抗洪“重中之重”的龙王庙险段为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龙王庙险段长期困扰我们。为解决这一心腹之患，政府多年来投入了几近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仅1952年至1997年间在此投入的加固石料就多达27.7万立方米。在1998年洪魔尚在肆虐时，政府做出了彻底根治龙王庙险段的重大决策，将“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列入1998年国家第一批水利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计划，投入1.2亿元，计划在1999年竣工。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竣工后，除了明显的防洪效益，还有显见的航运、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这一典型事例表明，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导下，我们正在走出防汛抗洪“有钱买药，无钱强身”的误区。长江流域的封山育林以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在灾后重建家园中“平垸行洪”，实行开发性灾民安置，提高城市综合抗灾能力等，都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6]

二、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及隐患

导致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及隐患是客观存在的，其生成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观。

（一）人口过多

根据联合国1998年公布的人口调查报告，1960年世界人口只有30亿，1987年增至50亿，1999年将达到并超过60亿。科学家们预测，世界“60亿人口日”将于1999年6月16日降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强。我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而我国长江流域以仅占全国18.8%的耕地养活了全国1/3的人口，更是奇迹中的奇迹。目前，长江流域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0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9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5。科学预测表明，即使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我国人口最高峰也将在21世纪30年代出现，总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按照环境容量及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必须适度，人类自身生产要与社会物质生产相协调。我国国土资源及环境的较佳承载配置约为8亿人口，我们现在离这一目标可以说越来越远。人口失控、过多，必然加重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导致经济发展的困难和社会不稳定^[7]。

民以食为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W.舒尔茨认为，如果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混乱。中国人能不能自己养活16亿人口，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按人均保证400公斤粮食计算，16亿人口的粮食总产要求达到6.4亿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求我国在“九五”期间必须增加500亿公斤的年生产能力外，从2000年到2030年的粮食平均单产水平要提高100公斤。在我国耕地逐年递减的背景下，人口过多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显然，人口过多是我国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的沉重负担，日益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问题及隐患。

（二）人均资源匮乏

在世界上，我国称得上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而使人均资源量匮乏。随着我国向人口最高峰的逐步逼近，人均资源量匮乏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制约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从总体上看，我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如我国人均土地约14亩，为世界人均土地45.5亩的32%；我国人均耕地约1.4亩，为世界人均耕地4.65亩的30%，并且有一些省份已低于或迫近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795亩的危险点标准；我国人均草原面积约5亩，为世界人均草原面积15亩的33%；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 3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资源10 800立方米的21%，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我国人均林地1.8亩，为世界人均林地13.8亩的13%；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为9.5立方米，为世界人均75立方米的13%。在矿产资源方面，我国仅有钨和稀土金属人均储量高于世界人均储量，其余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人均锡矿资源为世界人均值的70%以下，铝矿资源为世界人均值的33%以下，铜矿资源为世界人均值的29%以下，镍矿资源为世界人均值的25%以下。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以及过度消耗，给我们的生存与发展蒙上了越来越浓的阴影。^[8]

自然资源分布的极不均衡，对饱受人均资源匮乏困扰的我国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我国水资源不仅总量有限，而且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匀，反映出东南多、西北少、夏秋多、冬春少的特点；占国土面积60%以上的北方地区，拥有的水资源量不足全国总量的20%，而北方的土地、人口和耕地约占全国的64%、45%和64%。如山东省，一般年份需水量约400亿立方米，每年缺水量达100亿立方米，占全省用水总量80%的农业用水更为紧张。1997年干旱缺水使5 400万亩农作物受灾，其中绝产近600万亩，约460万人和100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造成了生产和生活的混乱。我国东南部人口密集，但能源、矿产资源较少；西北地区能源及矿产资源丰富，又因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绿洲仅有7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的面积为192万平方公里，适宜人生存的土地不到10万平方公里。这种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更加剧了社会生产意义上的资源短缺性。自然资源的日益紧缺，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副作用日益加重。

（三）生态环境恶化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以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尽管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但由于观念、投入诸方面的原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并未根本好转。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恶化已危及区域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莫过于日趋严重的黄河断流。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黄河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多少世纪以来，黄河用其“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亿万中华儿女。然而，自1972年黄河第一次出现断流以后，断流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黄河中下游每年都发生断流现象，而且每年发生的时间和区段越来越长。如1995年黄河距河口600公里以内的区段，发生了时间长达118天的断流；1996年黄河断流时间长达136天，断流区段扩大到700公里；1997年黄河断流时间高达226天，断流区段超过700公里；1998年，黄河首次出现了跨越两个年份的断流。专家们预测，黄河在2010年前后变成一条内陆河已成定局。黄河断流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个例，将使黄河流域的活力不断减弱，甚至带来整个流域的衰亡。黄河断流是自然界对我们乱砍、乱伐、乱垦以及过度消耗水资源等行为的报复。黄河断流给其流域农业、畜牧业、工业以及城市居民生活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黄河如此，长江的命运如何呢？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9]长江流域原有通江大湖泊22处，总面积达到17 000平方公里，总容积为1 200亿立方米。迄今为止，上述面积减少了6 700平方公里，容积减少了567亿立方米。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历史上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但其湖泊水体已由1949年的1 066个减少到1997年的309个，水域面积从1 250平方公里减少到285平方公里。长江现在每年接纳的废水超过200亿吨，平均每天都有5 000多万吨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流入长江，而每立方污水要污染20立方清水。如上海市每天产生的7 300多吨粪便和500多万吨污水一起排放黄浦江，使黄浦江的黑臭期超过150天；上海市每天又把同一条江作为抽取维持城市生产、生活的水源，这种令人不敢想象的可怕循环仍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事实上我国目前约有3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湖江海，全国约90%的城市水环境恶化。

除了水资源环境的恶化，其他方面的生态环境恶化也令人触目惊心。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近年来许多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以及危害程度呈加剧趋势，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以2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我国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已有1.35亿公顷，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而且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我国未经处理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已累计堆存64亿吨，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7%。在我国500个大中城市中，大气质量达标的不到1%。据199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城市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31人/10万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92人/10万人，后者相当于前者的70%；我国农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05人/10万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高达161人/10万人，后者超过前者一半以上。我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而呼吸系统疾病在农村死因中竟排在首位，这不能不令人深思。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海南岛森林面积占25.7%，现在只有7.25%；云南西双版纳的森林面积占55.5%，而今只有28%。毫无疑问，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绝不是昔日的环境，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废气、污水、残毒及影响健康因素的困扰。

生态环境恶化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给我们的生存及健康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威胁，给我们泱泱大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日益影响到社会稳定。

（四）技术差距及传统发展模式

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固然棘手，而技术落后及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使之每况愈下，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昔日的内忧外患，使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长期受到来自海外的“科学封锁”、“技术禁运”和“经济制裁”。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我国在1978年开始了意义极其深远的改革开放。80年代初里根政府将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从P组上升到V组，把中国视为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到1987年，美国政府将对华技术转让的所谓“绿区”扩大到32类，而美国高科技产品涉及215类。90年代，美国对出口信息安全产品实行“绝对差别”政策，对我国只出口40～56位加密技术，而对西方国家则出口128位加密技术。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科技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垄断的强大壁垒，面对经济、科技落后的严峻挑战。^[10]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复杂化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将消耗资源多且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向海外转移，而在国内大力发展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消耗资源少、不影响生态环境且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并提高进口产品的国际标准化生产及环境无害化条件生产的标准。因此，我国这样的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泱泱大国，就不得不去应对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及生态侵略，不得不面对国家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的威胁，也不得不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比发达国家重得多的任务及压力。

客观存在的技术差距加快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在水资源方面，我国工业产品单位耗水率居高不下，高于世界先进国家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我国炼1吨钢耗水约30吨，而美国只耗水约3.5吨。我国目前对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只有30%，而日本早在1982年就已达到73.8%，美国在1985年已达到75%。农业耗水量大，但我国农田灌溉技术落后，水资源浪费很大。漫灌用水量每亩达1 000多立方米，如采用喷灌技术每亩节水500多立方米，采用滴灌技术每亩节水700多立方米。一般来说，漫灌、喷灌、滴灌的用水比例是10∶53。目前，以色列、沙特和英国的农业生产采用微灌技术，管道直通农作物根部，使水基本上无浪费地被全部吸收。百川归大海，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陆源污水污物已严重威胁到海洋资源。以我国渤海为例，陆源污水污物的大量排入以及对海洋资源的过度索取，使渤海自身的良性循环被打破，其生态环境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仅锦州湾沿岸的众多大型冶金、石油和化工等企业，每年就有3 000多万吨污水排入海中，岸滩堆放的工业废弃物已有30多万吨。1997年渤海海洋污染调查结果表明，渤海水体中污染超标的海域约占总面积的60%，有机氮超标率为66%，无机磷超标率为68%，油类超标率为63%。海洋专家发出警告说：渤海是我国的内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左右，水体交换能力很差，大约需要200多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彻底交换一次。渤海一旦被严重污染，将很难得以净化，面临沦为“死海”的危险。^[11]

由于技术差距等原因，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耗费的能源是日本的5.6倍，印度的2.6倍，美国的2.5倍；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排放的颗粒物为日本的12.9倍，美国的8倍；同样，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硫是美国的3.6倍，日本的2.8倍。由此，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1993年颁布的GBl4761.1-7-93车用发动机废气排放标准，较以往颁布的标准有大幅度提高，但只是接近了美国70年代的标准水平。1998年我国进一步严格了轻型汽车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标准与欧洲1982年开始实施的ECERl5.04相同，但两者相差了整整16年，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差距则更大。目前，世界产量90%的轿车已应用了减少油耗，尤其是大大降低排放污染的“汽油发动机管理系统”（即电喷技术），而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起步的，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起步的。由于现代化启动晚，长期以来发展不够、发展不快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发展及发展速度。实际上，我们采取了一种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技术含量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自觉不自觉地步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和“先破坏、后保护”的后尘，带来了棘手的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进而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

（五）基础性建设薄弱

社会稳定需要有良好的基础性建设来保证，而我国由于昔日的内忧外患，在基础性建设方面欠账太多。我国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科技文化总体水平偏低，无疑与我国多年来科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有关；我国之所以面对沉重的下岗及就业压力，显然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尚未建立起以社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生态环境空前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频繁，明显与基础性建设不足有关。基础性建设存在的问题，已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21世纪即将来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使科技和人才日益成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关键因素及最重要资源，教育将发挥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有过的基础性作用。教育成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担负着极其艰巨的重任。我们不论是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和教育管理上，还是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投入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我国的文盲人口绝对数较大，世界上每5个文盲中就有1个中国人，而联合国所定义的“科盲”在我国就更多了。同时，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在世界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以湖北省为例，1995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尚有文盲人口694.12万，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12.06%，高于全国文盲数的平均水平。以教育投入为例，我国教育投入的一些重要指标没有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增长要求。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多年来在2.5%左右波动，离《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2000年应达到4%的目标尚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我们不得不将这令人尴尬的问题带入21世纪。^[12]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我国教育设施及条件相对落后，教育内容相对老化，教师队伍质量和待遇有待提高。1998年公布的资料表明，黑龙江省有50%的地区拖欠教师工资，吉林等省有40%的地区拖欠教师工资，湖北等省有30%的地区拖欠教师工资。我国以仅占世界教育年度投入2.5%的经费，承担着占世界教育总量25%的任务。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现存及隐含的诸多问题，都能找到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的原因，都能看到教育这种基础性建设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教育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以及推动知识应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基础性地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显然是指我国在科技、经济发展上与其客观存在的明显差距。正如前面所说，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现实中的“科技差距”和“知识差距”是长期积淀形成的，既有历史的诸多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在科技投入方面，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9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6%左右，原定2000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目前，我国的上述指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1%～1.5%的水平。美国1955年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就已达62亿美元，占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5%。1997年，美国的科技投入首次超过2 000亿美元，并且企业是科技创新投入的主体。从1997年美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其销售的比例看，孟山都高达22%，微软为17%，辉瑞为16%，朗讯科技（所属贝尔实验室到1998年已有11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为12%。更有甚者，199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个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竟超过了同年我国政府的整个研究开发投入。1999年，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将达到2 36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华民族跨世纪的重大战略抉择，而先兴科教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前提。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和教育在兴国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切实抓好科技和教育的基础性建设，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建立以社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在我国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面临第五次犯罪高峰时，更有切肤之痛。在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和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之时，政府之所以感到重任和压力，人民群众之所以感到缺乏安全保障，并且都担心出现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在构筑社会的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相对滞后，在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事关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建设方面起步较晚。

（六）发展不平衡和利益矛盾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客观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一次重要的利益调整。利益调整的目标是社会利益结构的优化，但在改革过程中会出现阵痛，一部分人会得到显见的利益，一部分人则会痛感部分利益的丧失，一部分人甚至处于生活窘迫的困境。社会贫富典型个例的强烈反差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总体的经济发展差距，西部发达，东部相对落后。我国也存在着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东部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国家统计局公报表明，1995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农村产值1 014元，仅为东部地区4 975元的1/5。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东部和中西部的自然禀赋不同，科技、教育水平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也不同。尽管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只有东部地区的43%，其耕地是东部地区的1.76倍，但人均粮食产值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很大。伴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快发展和辐射，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在90年代中期，我国明确提出将加快中西部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无疑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相对均衡发展的考虑。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为我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昔日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十年浩劫”，我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从而给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极其繁重的任务。尽管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民整体的贫困化大大改善，扶贫脱困成效显著，但我国目前仍存在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扶贫解困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从1994年开始用7年的时间使我国8 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平均每年脱贫任务为1 100万人。上述计划实施3年来，平均每年实际脱贫人口为500多万人，以后几年的扶贫任务很重。除了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重任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部分下岗待业者又成为新的扶贫对象。我国城镇失业者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大量分流的“下岗职工”，1996年底为892万人，1997年底达到1 200万人；一部分则是新产生的社会劳动力，1998年仅大专毕业生就超过100万人。目前，社会对前者的关注远超过后者，这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1998年我国大专毕业生就业空前困难，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日益突出，已形成新的“农村包围城市”之势。用国际标准来审视，农村失业问题将足以破坏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多年来，我国因水利工程、自然灾害形成了为数不少的“非自愿移民”人口，尤其是部分尚未脱贫者，也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不稳定隐患。如我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在为其前辈的权益不断上访上诉。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步拉开，并且速度惊人，反差惊人。1994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 729元人民币，被世界银行列入低收入国家。这一年，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我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13%。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的这种差距已超过了美国。1994年，美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而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44.6%。1994年，我国不同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别绝对数，已从1978年的458元扩大到3 238元。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已从1990年的2.9倍扩大到3.8倍。1996年，我国城镇贫困家庭约260万户，85%分布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城市，其中中部地区占56%，西部地区占29%。经过多年的扶贫解困行动，我国在1996年仍有5 8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低于460元。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0%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他们远离现代文明，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极差，物质生产力低下，缺乏自我积累。我国少数极贫县极贫村的极贫户，甚至无箱柜、无被褥、无现款，家庭全部财产不超过100元。在我国，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以及“两极分化”趋势，已导致联合国所说的“贫困爆炸”隐患，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

事实上，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及隐患并不止上述这些。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泱泱大国，作为一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面对许多影响稳定的问题及矛盾，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往不重视可持续发展逐渐积淀形成的，也是由进入发展关键时期、改革攻坚阶段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三、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实际运作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进程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而社会稳定则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可持续发展包括建立牢固的社会稳定基础及社会稳定机制。因此，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自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促进社会稳定

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为前提，或者说是以高质量的发展为前提。综观导致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及隐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不够而导致的人民贫困。大量事实表明，贫困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生态环境恶化又加剧了贫困。如我国水土流失与贫困互为因果，凡水土流失地区基本上都是贫困地区，形成了“越穷越流失，越流失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土地资源在广种薄收、靠天收获和粗放经营等方式下，土层变薄，地力下降，粮食及经济作物产出很低，难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脱贫致富问题。长此以往，我国贫困地区势必与快速发展的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导致社会不稳定。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城市居民贫困化现象，归根到底也是由于发展不够。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5%～2%，其中发达国家大约为1%～2%，发展中国家大约为0.5%～1%。我国环境保护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距基本解决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相差较远，和控制环境质量恶化的投入要求相比明显偏低。正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够，使我们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治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我们所说的发展，不是我国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事实表明，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这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对我国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世界银行9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85万人过早死亡，740万人患支气管炎，对人体健康的其他损害难以估算，国家每年为此开支340亿美元。我们所说的发展，是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实行可持续发展，加快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促进社会稳定，在加快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

（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促进社会稳定

我国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表现出高消耗、低产出、高投入、低质量和高污染的特征，使我国社会生产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低、技术进步缓慢和工艺设备落后等问题。在眼前的短期收益消失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一发而不可收，不仅使经济发展受阻，而且带来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及隐患。我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包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以此真正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需要我们采用集约型、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浪潮扑面而来，正在对人类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以知识资源、智力资源作为首要要素，通过知识创新及知识应用，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到最低水平，降低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大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效益。知识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也是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13]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迎接知识经济提出的严峻挑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需要我们积极推广清洁生产、绿色营销、绿色产品，积极推行ISO9000系列、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以及国际绿色认证标准。要求企业从选择生产技术、产品设计、材料选择、生产制造、包装方式、废弃物处置，到产品寿命及市场营销，都必须切实注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过去的将生态环境的保护重点定位在污染物“末端”的控制和处理上，转移到污染物的“全程”控制和预防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需要我们在积极进行传统产业知识化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促进社会稳定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加剧了这种矛盾。过去那种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使用和浪费，不仅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而且还将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旨在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不断需求，为社会稳定提供必要的条件。

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需要我们积极地开源节流，大大提高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一方面，应努力开发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使其物尽其用，循环利用；另一方面，应通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体系，尽可能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无穷无尽、可不断创造的知识资源。以知识资源的投入部分地代替物质资源的投入，以知识资源的消耗部分地代替日益短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部分地置换资本，以知识化改造和激活传统产业。通过强化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社会能力优势，能够有效地弥补自然资源、资本上的劣势或不足之处，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加快发展的速度。事实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最终都不可能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为前者建立在土地资源、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及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上，只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无穷无尽的、可不断创造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的。显然，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经济形态的包括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三元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撑。

建立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系统，不论是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促进社会稳定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启动的，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给我们的压力和遏制，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发展和发展速度，而对生态环境问题考虑较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需要。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需要我们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积极参与的行动，使社会公众人人都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补偿机制，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经济价值的形式反映出来，并使这种经济价值得到合理的足额或超额的补偿，从而建立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与补偿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如环境税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具有成本最优化、能把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符合污染者补偿原则以及易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等特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需要我国做出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配套的法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尤其是将一部分经济学上的所谓外部性问题转为内部性问题，使生态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利益机制驱动下的市场行为、企业行为和社会行为。

（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促进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社会发展程度与社会稳定程度具有直接的联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是促进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需要我们切实加强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合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尽快构建和完善社会稳定器——以社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引导及科学管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需要我们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搞好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和分配制度改革，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安居乐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需要我们依法治国，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和政治法制化，按照我国已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以及具体国情，使人民群众享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处于社会公共利益中心的作用，遵循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尤其是要积极调节、缓解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达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长治久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

（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系统，促进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系统为重要基础；必须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也必须深入地开发人力资源。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以及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创新能力。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但人口本身并不是人力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形成的基础或潜在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通过以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为主要途径的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将我国人口的沉重包袱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不断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意识，使其意识到自己在可持续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中的创造者和受益者的角色，自觉参与、积极参与我国可持续发展行动，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中自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人的现代化为条件。一个观念落后、封闭保守、充斥文盲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地区的落后，往往是由观念上的落后导致的，而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落后的行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距，其实质则是“科技差距”和“知识差距”，尤其是民族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不断提高国民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这种科学的生存观、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文明观，才能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不断提高精神文明水平，也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选择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社会生活方式，选择对生态不破坏、对环境少污染的绿色消费，也可以选择既考虑代内公平又考虑代际公平的个性发展。归根结底，国民科技文化素质以及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创新能力，决定了我们对未来的选择，也决定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以及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

原载《社会稳定论》，陶德麟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Our common fu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李光.创新：基础研究跨世纪的重要使命［J］．中国科技月报，1999（2）．

[3]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4]王儒述.三峡工程建设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9（4）．

[5]科技日报，1998-08-04，1998-08-11．

[6]李光.论1998年湖北抗洪抢险精神的科技意蕴［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3）．

[7]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8]科技日报，1999-01-12．

[9]雷亨顺.黄河持续断流与长江可持续发展［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9（4）．

[10]李光.迈向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良友，1999（2）．

[11]经济日报，1998-09-03．

[12]李光.从“科学的春天”到“科教兴国”战略［J］．学习与实践，1998（11）．

[13]李光.以知识经济促进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