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热点与难点

聚焦2000年：中国教育的热点与难点

新世纪的脚步声步步逼近，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下，“教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教育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教育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展望200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将成为我国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

热点：中国教育消费市场将进一步启动；人力资本投资将成为教育消费新时尚

国家统计局等单位1998年上半年公布的居民储蓄意向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消费潜力巨大，居民储蓄的10%拟用于教育支出，甚至高于拟用于购房支出的7%。应该承认，昔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国民对教育消费的欲望，政府想对教育大包大揽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总数超过2亿人，大约与美国的人口总数相等。专家指出，如果将现有约2亿普通中、小学生的10%，以教育消费形式择校就读，择校费用每人5 000元，则每年有1 000亿元左右的潜在教育收益；如果将现有约2 000万高中生及适龄高中学生的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年每人收费2 000元，则每年大约有400多亿元的潜在教育收益；如果将现有约600万高等学校在校生及潜在学生的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年每人增加5 000元教育消费，则每年有约300多亿元的潜在教育收益。这种匡算虽然并不精确，更谈不上可操作性，但千百万家长希望多花钱给孩子择校入学或让孩子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目前高等教育消费的严重供不应求，使每年大约2/3考生及家人的“大学梦”好梦难圆。

就中国教育的实际消费者学生家长而言，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家长群体，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闻所未闻，对投资于教育的个人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缺乏理性的思索，但却以极其朴素的想法和动机，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投资动机，更多的是从孩子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待遇考虑。如果我们用极通俗的语言诠释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实际上就是个人通过教育、培训诸方面的先期投资，获得以后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显而易见，学生家长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教育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因为至少在教育投资的最终收益上趋向一致。由此看来，对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教育消费进行教育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科学引导，无疑是利国利民的。

OECD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发达国家教育对GNP的贡献率约占25%。教育投资旨在开发人力资源，其实质是不断提高人们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按照这种观点，政府最重要的投资，应当定位于人力投资；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及政绩，应该是不遗余力地提高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社会能力。对教育投资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我国多年来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中央决定在1998—2002年的5年中，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其幅度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增加本级财政中的教育经费支出。我国政府的教育投资主要用于保证普及义务教育和承担普通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在1999年一扩再扩，大学生入学率已超过9%。按照《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0年我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将上升到11%，2010年将达到15%。大学生入学率达到11%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线，大约相当于全国有1%的人口在高等学校学习，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逐渐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

种种迹象表明，2000年将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推进的一年，在高中会考制度改革、高考科目设置和内容改革、办学体制改革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将会有程度不一的实质性进展，从而使教育改革与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社会热点之一。

难点：投资不足，存量没被盘活；两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将被带入21世纪

目前困扰我们的最大难点仍然是教育投入问题。当前，我国在校学生约占世界教育总规模的25%，但我国政府教育投入约占世界教育总投入的2.5%。这就意味着，在教育投入与教育支出相差整整一个数量级的条件下，我国苦苦支撑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及规模，其难度不言而喻。正是教育投入与教育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使我国许许多多的高中生不能上大学，更多的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甚至还有不少适龄少儿辍学。1998年，我国人均受教育约7年，每万人受高等教育人口只有美国的10%。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的统计，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为3.7%，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为3.98%，中高收入国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为4.48%，高收入国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为5.8%。《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规定：“2000年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而我国多年来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5%左右。尽管1998年以来政府试图确保教育经费有较大的增长，但在20世纪已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多少令人尴尬的问题带入21世纪。

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难点，还在于如何搞活现有的巨大教育存量。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和巨大的教育存量。为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我们必须通过教育改革创新来激发和释放教育的活力、潜能，搞活现有教育存量。“搞活”意味着创新，“搞活”意味着“破”和“立”，“搞活”也需要我们创造性地进行教育资源的科学重组和优化配置。

以我国高等学校为例，高等学校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并形成了现有的巨大高等教育存量。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现代社会不断强化，特别是其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凸显，进一步体现了其综合职能及其社会价值。然而，有一种倾向将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仅仅理解为校办高科技产业，并认为高等学校办高科技企业是“我国特有的创新”，应该不讲条件地大力发展。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也明确将推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鼓励“高等学校兴办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实际运行看，我国高等学校高科技企业及高科技产业已发展多年，但其效率和效益并不尽如人意。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所有科技企业的利税只有16.8亿元（约合2亿美元）。同年，代表中国高等学校高科技产业最高水平的北大方正集团，首次利润下降1亿多元。事实上，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经验无普遍意义，其他高等学校很难学到，甚至不可能学到。

事实上，对我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理解和强化，应该是广义的、开放的，而不应是狭义的、片面的，更不能仅仅理解为校办高科技产业。发达国家的大学，其社会服务职能主要表现为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服务，并作为整个社会的技术源和高科技企业创业者的孵化器。大学可参与各种基金，但自己并不参与经营，更不直接经营自己的高科技企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办学体制，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在于高技术和高科技企业经营的双重风险性。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企业10年存活率仅为5%～10%。我国企业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为7～8年，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4年，这就意味着每天都有众多企业关门。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难道我们就能够保证校办高科技企业是“日不落帝国”？难道校办高科技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会是常胜将军？事实上，近年来有不少校办科技企业消失了，只是新闻媒介没有介入和“炒作”，校方羞于启齿，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可以说，我国目前对校办高科技企业经营的风险性普遍估计不足，进而缺乏规避风险的自我意识，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事实上，从搞活高等教育存量的重任看，我国高等教育消费市场已经启动并升温，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给高等学校发展带来了机遇。民办高校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迅速，正是因为看到和适应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其办学主要是利用普通高校的师资力量。在这种态势下，具有历史、现实、品牌和巨大教育存量等多种优势的高校应立足于做好自己擅长的高等教育工作，而不是草率地离开自己的教育服务范围，去做自己不擅长且很可能要交许多“学费”的事情，尤其应避免出现“既种不好人家的地，又荒了自己的田”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并非仅此而已。诸如素质教育、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考试科目设置和内容改革、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多种办学形式等，都对教育组织和管理提出了挑战，这也无疑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难点。然而，面对难点，我们不能望而却步，而应知难而进。这是因为所有的教育难点，都只能在改革中突破，在发展中解决，尤其需要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关注、支持和参与。

原载《决策与信息》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