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精神与科学思潮的兴起水乳交融

三、地质学精神与科学思潮的兴起水乳交融

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中国的科学思想的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从传入中国起，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依存。

首先，地质学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为近代化思想意识的诞生扫清了道路。中国传统思想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与天地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敬天法祖成为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地质学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其调查的实证主义精神、唯物的自然观、辩证而系统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地质学以其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4］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用一种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其次，地质学给中国的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它让正在寻找真理救国的维新志士得到了新的武装。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已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接触到近代地质学知识时，自觉耳目一新，内心大受震动。近代地质学成为他的重要“新识”之一。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康有为在一系列的上皇帝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早期进化论思想，与地质科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5］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变化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谭嗣同深为感慨地说：“今有所谓地学者，考察僵石，得其生物，因知洪荒以上寒暑燥湿之异候，山海水陆之改形，百昌万汇，亲上亲下，飞蠕动之殊状，冰期火期之变，石刀铜刀之奇，可得而据者，仅乃地面之四十里深，则已不胜，其时代之渺远，而罄竹千亩，不足书纪矣。即其所及知，以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龟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6］。唐才常认为：“自兽类以下之石层，绝无人迹，唯有兽类迹而上，及于地面之浮沙土石中，始有人迹可考。则知人在万物中，其生最后，而其性又最灵，地学家谓世界生人。”^［7］据此，他大声疾呼：“大地之运，先起者蹶，后起者胜，错综参伍，莫知其由，又安能以千万年皇王之国，四百兆轩辕之种，庞然自大，以为言种者奚为挈徒犬羊之族类相等伦耶？”^［8］在他看来，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沿革，犹如地层上的生物之变化，后胜于先。近代地质科学的发展，地层时代的划分和古生物的研究成果，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确立的重要依据。严复译《天演论》——这部与地质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使进化论得以较为全面地传播于中国，从而成为西学东渐中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说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振聋发聩，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出版之后，不到几年，便风行到全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中深受启发，为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而奔走呼号。

第三，地质学精神为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动力。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家，他们把革命、爱国、科学、民主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其中学地质的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他们都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形成了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1923年，民主政体主义者张群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指出，科学在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上无能为力，由此引发了“科学人生观”的大讨论。地质学家丁文江作为反对派中的舵手，坚决予以反击，指出科学不但能够应用于人生观，而且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例如生态学、人口统计学的忽略乃是中国问题的根源。这场关于科学的争论渐渐变成了一场哲学的论战，并且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唯物史观”——这一指导中国迈向新纪元的理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