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勒密到哥白尼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

自托勒密之《大综合论》问世之后，天文学数世纪间每况愈下。虽然，数个意大利天文学家对该著作提出一些批判，却少人有系统地重新计算其中之参数或调整其模型，使之更趋准确。部分原因是缺乏适当之观测。自公元170年托勒密去世至1473年哥白尼出生，西方世界存有之准确星位记录，不过才十几份而已。

自喜帕恰斯至托勒密期间，以不同历法计算年长度，可达一整日之差距。在托勒密之后，问题仍在;其计算之明显错误，渐成有目共睹之事实。但无人敢向托氏的观察所得挑战，只怕动摇了天文学的根基。相反的，伊斯兰教之天文学家却发明了一个灵活的“震颤”(trepidation)体系，其引入可变动之岁差，以保存自喜帕恰斯至托勒密期间之计算数值，然而其使得后数个世纪之运转速度加快。这个发明在公元11世纪以前，已应用于天文学之计算中。

公元13世纪，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世(King Alfonso X)旗下之天文学家制作了一个新颖方便之天文图，以决定行星之位置。与今日先进的想法相异，阿方索星表“本轮重叠”(epicycles on epicycles)的繁复体系，除了过于沉重而急需改革外，相当适用。若除去“震颤体系”之星表不论，中世纪贫弱的系统性观察，实在无法提供基础以建立更复杂之行星模型。固然东方伊斯兰世界之天文学家，开始使用一至多个添加之本轮(epicyclets)模型做实验，其目的却非提高精确度;添加这些本轮是用来取代均轮，以保存圆周运动均一之哲学思想需求，及建立严格之行星机械模型。

中世纪期间，对托氏体系之批判日增，究其原因在于无法提供哲学上可接受之模型。托氏体系需加以修改，方能与亚里士多德物质世界之图像——一套同心水晶球体，移动行星于其轨道上——相配合。基于此理由，13世纪之伊斯兰天文学家探究以附加本轮取代均轮之可行性。事实上，结果所显示之星表一如以往。

对托氏体系之哲学攻击渐次渗入西方之拉丁世界。15世纪末，当哥白尼尚为一介学生，这些批判帮助了天文学思考之塑形。因此，由“震颤说”带来之短暂稳定，在面对观测结果亦显不足。由于此二原因，某种改革势在必行。然而，无论对均轮之批判或“震颤说”之失败，均尚未达到必须引入另一种全新的天文学说的程度。因此，那时之天文学并未如现代学者所常描绘的，处于“危机状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