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的任务与途径

发展科技的任务与途径_科技笔记

四、发展科技的任务与途径

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卷第192页

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摘自陈独秀《学术独立》《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此间编译局若成立，当然要注重科学书，但这还不是提倡科学的好法子，不但科学风尚未成，出书无人购阅，而书籍上的科学，还是文、哲学式的科学，去真科学还差一点。我以为造成科学底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

摘自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

科学所研究的，既是自然界的现象，他们就有两个大前提。第一，他们以为自然界的现象是无穷的，天地间的真理也是无穷的，所以只管拼命地向前去钻研，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与秘藏。第二，他们所注意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自然不仅仅读古人书，知道古人的发明便以为满足。所以他们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实上去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

摘自任鸿隽《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

摘自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4—335页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三点。

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语。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

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科学的应用近来愈推愈广。许多人讴歌他的功德，同时许多人痛恨他的流弊。……我们中国那些不懂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着这些话，正中下怀，以为科学时代已成过去。人家方且要救末流之弊，我们何必再走那条路呢？……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摘自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

我们读学者的著作，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得他的知识，一是得他的方法。从前小说家曾虚构一个故事，说是吕洞宾有点石成金的能事，遇一人要点一石为金送他，那人不要，说是要他点石成金的指头。我们得知识是得金，得方法是得指头，自然是方法更重要了。

我们地大物博，历史又特长，可以供给科学的材料特多。因自昔只有悬想的哲学而缺少实验的科学，所以科学不发达，而以科学为根据的哲学，也无从产生。我们固然欢迎科学的知识，他们费几世纪无数学者精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于短时间裨贩而得之。但我们尤应当欢迎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同等方法来整理固有的材料，在科学上也可以有点发明，而且可以建设科学的哲学。

摘自蔡元培《人的研究·序》《人的研究》中华书局1924年版序言

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虽然自夸为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创造者，然而今日西洋人所用之罗盘，其复杂为何如？彼等所用之弹药，其猛烈为何如？彼等所流行之印刷术，其敏捷为何如？其他可由此类推。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藉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摘自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昔者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提倡科学，谓非从科学史着手不可；于是拟定一自然科学分类史书目，凡一百三十种——举凡天地现象、理、化、矿、植、医药、心理、教育、社会，莫不赅备。培根以后，欧洲科学勃然以兴，名家林立，究其源，则培根之功不可掩也。何也？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后知新，在科学尤然；而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偏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

摘自蔡元培《西洋科学史·序》《西洋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序言

世人之通病，在生活于科学之中，梦然不自觉。实则科学涵养，绝无玄妙。苟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隅三反，不忽毫厘，则伟大之发见，固非难事耳。

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话，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惟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晨星，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

……

余以我国科学智识之落后，绝非国人智慧之后人；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故极期望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所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

摘自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科学界的伟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序言

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摘自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页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4—265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0—271页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6—297页

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1939年）《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摘自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6页

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显得重要。

摘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3页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摘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4页

我们应充实高深科学研究机关。一面集中人力与智力，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研究现代理化及电医科学，研究国际政治及中国社会，研究欧美各国建国历史、军事外交的情况，而目标集中于我们如何抗战建国。一面应用科学方法，搜集材料，分工作深入研究，一面介绍他国科学，学习他人的经验，来研究我们当前的问题。到今日为止，这种事情做过不少，钱也花过不少，但也许没有充分集中人才，切实学问，没有什么成绩。而我们所谓文化，依然停滞于翻译文化、新闻主义之阶段，于是无益空谈，伤国俗说、与夫浅薄乱说的稗贩，乃充斥于国中。今日要汰除空陋之风，治本之道，唯有树立笃实高深严肃的学问精神。这和半瓢水的洋学生，说话喜欢带几个毫不必要的洋字，而真正洋文很好者，就不喜欢如此，是同一道理。在商业市场上，劣货币一定驱逐良货币。但在学问世界中，真学问一定可以驱逐假学问，除非明白人太少。

摘自胡秋原《中国文化复兴论》（1938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156页

“五四”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有着显著的进步。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是无需多说的，如社会科学书籍压倒一切的受读者欢迎，各处青年对它的努力，几次论战的热烈，各种社会科学问题论争的无日才或息等等，都是周知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举其荦荦大者来说，如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地质学调查所，生物学研究所，以及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最高学府中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是做了很多事情，有了相当成绩，这也是周知的事情。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如卢于道先生所说：自然科学家“一心的在研究工作上用功夫，其所研究的问题，范围很小，往往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因此，不但一般人看不到这些研究工作到底和现社会的迫切诸问题有些什么关系，就连“作研究的科学家本人也从没想到这些关系”（见《读书月刊》一卷二期六六页）。这样，当然就很难完成中华民族所要求于它自己的自然科学家的任务。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合刊期1939年5月15日

目前抗战建国需要科学很亟，自然科学家，应当尽力于迫切问题的解决。这只会有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而不会“纯粹科学”在中国中断了发展。

抗战建国，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迫切的问题，急待着社会科学家来予以研究、解决。

中国需要科学，抗战建国需要科学更是迫切与明显。“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任务，要求我们在今天的抗战建国中来把它完成。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期合刊1939年5月15日

要采用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使自然科学在抗战建国中向着新的方面发展，获得新的内容。在自然科学家中，愿意采用辩证法去做研究工作的，在目前还不很多；愿意到急需的实用事业方面去找新的研究对象的也同样是不多，以为这是应用科学，只能在技术方面有些新的发展，而与纯科学的研究无关。这实在并不尽然的。纯科学的研究，不能否认是重要的。但用辩证法的眼光来看科学的发展史，就知实用问题的研究，也正是科学新发展的推动机。例如每年费去数万经费，用卵石竹包去修筑一次的都江堰，中外专家都认为无法改变的一个工程。但我们知平绥路上的青龙桥，也同，曾是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无法开筑的—段工程，而我们的天才科学家詹天佑却终于把这难题解决了。都江堰不只是水利工程家应该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同样也是水力学专家应研究解决的新课题。这种问题的研究，一定可以使水力学放出异彩。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合刊期1939年5月15日

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

摘自潘梓年《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6日

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引论》（1939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372页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发展规律性的科学，它是人们探求真理的武器，它是人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工具。它是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

……

我们决定我们今后总的奋斗目标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为着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要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为抗战到底，为加强团结，为力求进步而服务，来配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抗战，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以下几点任务，作为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努力方向，并愿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同志们提携共进，相辅而完成之。

第一，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用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科学常识，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

第二，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集中自然科学界同志，互相交流意见，共商解决自然科学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提高自然科学界人士对自然科学的热忱，开展自然科学的集体研究精神，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以求解决长期抗战建国过程中物质上的困难。

第三，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运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与充实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努力使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建立统一战线，要使我们自然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社会科学，同时欢迎社会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自然科学，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高度的发展。

第四，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因为目前自然科学运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边区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应该进一步的在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目的下广泛的亲密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完成我们自然科学界目前应有的任务。反对封建的倒退的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现象，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和活动，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事业，努力促进经济建设，以增强抗战力量，为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摘自《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1940年2月5日）《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研究科学不是凭空创造，所以需要实验和学习，同时要吸收过去人类历史的科学遗产。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我们的创造力，不把科学看为教条。我们要，反对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成为述而不作无批判的客观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是学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时要反对不读书，不细心研究，无知妄作，专发空论。用什么做尺度来检验这些言论，就靠生产的实践和唯物辩证法的提高。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我们提出科学化的口号，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或缺少某种自然科学而提倡学习科学，而是要把教条化的神秘化的庸俗化的科学转化为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科学化的口号是学习的方法和路线，不是教我们无原则无目的而生吞活剥去学科学，而是教我们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学科学。在数学方面，要反对康德的先验主义，从实际的欧氏几何进到非欧几何，在物理方面，牛顿的力学并非全部成为过去，而近代物理学也包含着马哈主义，我们要从生产中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细心研究来解决这些矛盾。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一切科学都是建设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的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科学替抗战建国服务，并不是缩小科学的范围也不是降低研究的程度，相反的，而是加强理论的物质基础和加强技术的理论指导，同时把理论和技术在生产上与大众联系起来，在研究自然科学时，同时研究生产方法和方式、技术社会化的过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过程，经济是必然的媒介物，是唯一的桥梁。……科学神秘化的源泉就是理论不从产业出发，不从现实的宇宙出发，只凭理念来研究超现实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科学神秘化在产业不发展的国家更是它发展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离开了产业，科学必然会庸俗化，只资清谈，既无益于实际又无益于理论，有某些关于科学常识和科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就是常有这种毛病的。概论在理论上在应用上均缺乏具体性，常识常常破坏科学的规律性，把整个的片段化，把联系的孤立化。在生产上每一部门也有它的孤立性，但从整个经济出发，则孤立性消灭了。总括起来说，科学从生产出发，一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国力，另一方面又帮助了科学自身的发展。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提出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普通教育，另一是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如果科学离开了这一内容，那么物理学就会成为马哈主义，成为经验批判论的神秘，而数学的空间也就会成为康德的先验论。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1940年）《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调查。反之，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与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同时也就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我们应该弥补我们的缺陷，同时也就弥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国家的缺陷，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怎样培植科学人才问题的提出，首先就需要决定教育方针，课程标准，学校系统、至于关于科学发展的组织，除教育机关以外，还须有领导机关，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Academi，苏联的自然科学院等，且需有群众性的学术机关，如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怎样分工？怎样联系？都须由先进的党在原则上领导。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科学家应该吸收一切的经验以丰富自己对于科学的了解。新的经验必然会增加科学以新的成份。科学家还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自然是阶段的体系，一阶段必然从他一阶段产生”（《黑格尔百科全书》），那末，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越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根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

摘自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在科学教育方面，物理和化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而物理又是化学的理论基础。由于中国科学教育两极端化，普通教育十分落后，从研究院到中小学的教育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中国的科学家成为空中祖师，他在地球上的中国领土没有应有的地位。今日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用以进行产业革命，需要普及也需要提高。已经提高到中外闻名的科学家最好的办法是：一面退后一步把科学大众化，使自己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提高，使国防工业及一般的重工业得到先进的科学指导，使中国产业革命有自己的新生命。

摘自徐特立《读〈中国的物理学〉》（1949年）《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页

另一方面，也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会有科学的顺利发展。殖民地是科学的坟墓而不是温室。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压制，科学家成为大资本家简单的佣仆。

摘自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者既以（已）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但马列主义决不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

摘自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8月3日

毛泽东同志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后面一种知识对我们将日形重要。我们在生产知识中应该学习哪一些呢？学习机器生产的知识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机器还很少，因此手工业生产的知识也要很好地学习。不要以为全国胜利已经到来，就完全是大工业生产了，手工业就完全垮台了，因此就不去学习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知识，等待着大工业来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革命战争结束以后，新的工业的发展与原有工业的恢复，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为了供应广大人民的日用必需工业品，在一定时期以内，帮助农村副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掠夺廉价的原料，经过加工变成成品，又到中国来倾销。将来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除了在有利条件下继续输出若干可以输出的原料以外，还要争取用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出口。在没有工业生产品可以输出的时候，就还需要依靠手工业，用精制的手工业品从外国换回机器，这样才不致于吃亏。因此对于手工业和农村副业，如纺织、缫丝、刺绣、草帽辫、地毯、花边、食品等等，都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掌握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摘自朱德《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252页

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大众的（包括为大众服务的）科学才没有资产阶级科学的垄断和独占，才没有门阀派系的分歧和自私自利的企图，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苏联的科学界给予我们以最好的模范，我们要追随着他们前进。

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战业已四年多了，全国人民的团结与斗争，取得了目前的相持阶段，但是，实行反攻与最后击退敌人，没有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除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外，必须加紧发展科学，才能自力更生，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摘自吴玉章《在发展科学方面对于边区参议会的希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0日

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我们劳动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先进的科学更是直接为革命为民众服务，“准备把一切科学的收获交给民众”的科学，是懂得科学与大众结合的意义和力量，懂得高度发扬创造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的科学。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为抗战建国服务，满足目前实际需要和能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发挥其威力的科学。

摘自《解放日报》社论《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1942年8月2日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顺利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

摘自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例如建立一个医院，要设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牙科等，就要有许多医生、医助、护士。这些人才。要经多年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才能培养出来。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又如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将来要迅速建设，还要建设新的铁路（现在解放区后方就已经在建设），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需要许多农业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开商店、搞贸易，需要很多会计。办学校，要教员。这一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要有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多年才能毕业。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我们一面使用这批知识分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他们的大多数是有建设热情的，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其中大多数一定是会进步的。

摘自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我们必须改造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官僚资本手里接收过来的企业，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东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创立新的适用的东西，使企业管理、劳动组织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旧有技术干部，只要他们能改变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欢迎的。更为重要的，我们要从熟练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中有计划地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

摘自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研究科学一定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的求真方法是实践，科学精神就是实践精神。这种精神第一是忍耐。……第二是勇敢。……第三，科学家是乐观的。……科学家因为靠了这种精神所以才有成就。科学家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所以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伟业。

摘自茅以升《新时代的科学教育》（1949年）《茅以升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