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对康德的评论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他的《关于道德科学的进步的论述》中反复提到了康德的思考，而且都是颇不以为然的。在按语一到第一部分中，他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康德和他的继任者似乎曾经考虑过他们已经将一束强烈的光投在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这个课题上，因为他们引入了一个词形式（智力的形式）作为适用于两者的普通术语，这是不是返回到了词语归纳的学究式错误呢？”在第二部分中，他对康德的思考的一个部分给出了长篇累牍的批评，其中的精神可以从他将之描述为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谜语，即人类思想（被视为实体而非现象）从而为在时间或空间中存在过”中可见一斑。在与康德同样提到了迈纳斯和赫尔德，他继续说：“我们非常耻辱地说，在英国，得到众多人提及的名字只有康德。”再一次地，在按语中，他翻译了德国哲学家的一些部分，并且补充说，对于如此采用的表述，他不能有任何重视。

斯图尔特，在他对康德学说的批评中，评论说，当宣称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的理念中拥有一个必然和普遍真实的要素，不是从经验获得时，康德前面已经有普莱斯、卡德沃思，甚至还有柏拉图。普莱斯和卡德沃思都参考了其《泰阿泰德篇》，认为其中包含了与他们自己类似的观点。毫无疑问，这个关于理念的学说，作为必要真实的不可或缺的来源，在《泰阿泰德篇》中得到了有力论述的传播和支持，并在其后为众多哲学家所坚持，和与其相反的同样有众多追随者的认为真实从经验获得的学说并存。但是，在指出这个情况减弱了康德思考的重要性的同时，斯图尔特没有充分考虑到学说尽管基本相同，可能在哲学史的不同阶段释放出非常不同的领域。柏拉图的对话摧毁或减弱了卡德沃思的“不可变道德性”，尽管有卡德沃思的论说、普莱斯的学说稍后出现，带来了新鲜气息，也产生了新鲜的效果。卡德沃思理念的宣称没有阻止休谟为康德的新的关于必然和普遍真实的宣称形成氛围，在中间思考出现后坚持这种学说，以及对之进行参考，与在此之前的坚持非常不同，这是康德赞赏其断言的意义所在。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著作对在德国出现的处理此类问题的模式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这个国家，其影响远远超出斯图尔特所认为的恰当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