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教授的经济学

克拉克教授的经济学_科学在现代文明中

克拉克教授的经济学 [1]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翘首以待现在终于面世的这样一份关于克拉克先生学说的全面陈述。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 [2] 主要目的是“为更一般的进步法则提供一个简要的、临时性的陈述”；虽然这本书也简明地重述了在他的《财富的分配》中已经以较完整的形式阐明的“经济静态学”法则。尽管简要，但应该把这本书视为具有系统上的完整性的一部著作，它包括了克拉克理论体系的所有关联的“要素”。这样，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和结果的事件。

在这一代经济学家中，克拉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权威性的人物。经济理论的任何严肃研究者都不会不充分了解他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没有任何这样的研究者不会受到克拉克先生对任何理论观点的阐述中取得成就的巨大影响，在那些最需要指导的领域，许多人都把信任的眼光投向他。任何一个对现代理论有兴趣的人几乎都从他那获益匪浅。同时，他也具有非凡的才能，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内赢得了其他研究者的好感和关注。然而，作为评论家，在此笔者必须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地将克拉克先生的工作当做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阶段来进行评论。

克拉克先生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不仅仅从一个方面让我们回想起一百年前经济学中的许多伟人。他像他们一样严格地把握了原理，即在适当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中，体系的广泛定理得以产生的“要素”；像古典时代的大师一样，虽然克拉克先生始终是一位理论家，从来不会转向那些与理论不一致的临时性问题，但他却受到对当前现实问题的警觉和关切的驱动。尽管他的目标是理论上的，但却总是着眼于当前事务的理论问题；他的思考受到对改善大众福利的巨大同情心和强烈的兴趣的驱使。

但是，他与过去的经济学大师的关系不只是相似，而且有着某种实质性的联系。从精神上的密切联系来看，他是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支配着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的代表。与同时代的那些竭力支持边际效用学说的人不同，克拉克先生确实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不像奥地利学派的那些代言人，克拉克具有认识到古典学说与他自己的学说之间的连续性的洞察力和勇气，即使在他提倡对古典学说体系进行巨大变革的那些方面也是如此。尽管他的理论体系实质上包含了理论家们一致公认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的所有内容，但他的成就不是在奥地利学派的引导下取得的，而显然是通过持续地发展了过去一代经济学家的理论而取得的。 [3] 另外，在经济学的心理学假设方面，他像杰文斯和詹姆斯·穆勒那样直率地、真诚地、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快乐主义。在这方面，他的工作就像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的最好的工作那样，忠实于古典学派的标准。他同样毫不犹豫地把对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当做不可废除的行为基础和混乱状态的解决办法，他同样把所有的现象都简化为“正常的”、“自然的”、建立在快乐主义的计算基础上的生活体系。用斯图亚特的话来说，即使在准备求助于“猜测的历史”的时候，克拉克先生的工作与早期的古典学派和后来的（杰文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学派都是一致的。他具有两个学派的优点，也结合了两个学派的缺点。但是，因为他的观点在广度和丰富性上都超越了这两个学派，与杰文斯—奥地利学派的代言人相比，他的理论体系是对现代经济学更为完整的表达。我们这里的目的是把克拉克先生的工作作为一个完整的、一致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来讨论，而不是把它当做克拉克先生所特有的或者不同于现代经济学主体的学说体系来讨论。

自从快乐主义渐渐支配了经济学以来，这门科学大体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分配理论——所有权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对于古典学派以及那些表面上持与古典学派相对立的态度的理论家来说，都是如此。例外的情况在后来才出现，而且相对较少，在把快乐主义的假设作为其出发点的经济学家中没有这种例外的情况。与快乐主义精神相一致，这种分配理论集中于一种交换价值（或者价格）学说，根据（正常）价格阐述其（正常的）分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兴趣在于正常的经济社会是一种商业社会，它以市场为中心，它的生活系统是一个得失系统。即使有相当多的注意力表面上集中在消费和生产上，在这种理论体系中，也是根据所有权、价格以及获得物来分析消费和生产，从而实际上将它们简化为分配上的获得物的学说。 [4] 在这方面，克拉克先生的工作符合公认的标准。“经济理论的要素”就是快乐主义分配理论的要素，它们在相关主题上有各式各样的反映。克拉克先生经济学的范围事实上比其他许多人更为紧密地限制在分配概念上，因为他始终从价值出发来分析生产，而价值是一个分配的概念。

正如克拉克先生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第4页），“要对社会事实进行有益的研究，就先要了解……生产的初始的、一般的事实”。在这本书的开篇几页，就像类似的其他著作一样，反复提到构成现代复杂体系的较为基本和简单的经济生活体系，并且反复指出，为了理解在更高、更复杂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必须理解这些力量在简单的生活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不成熟形式。实际上，对于并不是非常熟悉克拉克先生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的读者来说，开篇的这几页会让读者认为，他准备进行某种演变的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对经济制度的演变的一种研究。看起来一个进化论者似乎会选择这样一种有意图地了解现代研究状况的方法，他将从表明什么样的力量在初始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开始展开研究，然后追寻这些因素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累积式的成长，表现出什么样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是克拉克先生的意图。他求助于“初始生活”的结果，只是把它放到显著的位置上，在一种非常虚幻的意义上，这些特征是根据正常的竞争体系来解释的。这些离题的“初始生活”最好的借口是，它们对这本书的主要论点起不到任何作用，属于无害的、适度的错误信息。

在初始的经济情形下——也就是说，在野蛮的、较低级的未开化时期——当然没有住在洞穴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孤独的狩猎者”，也没有什么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他使用的所有物品”等等情况。事实上，“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的经济”、“与生俱来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说法都是极为华而不实的错误信息，因为这样的表达为了强调微不足道的特征而忽视了这种情况下的主要事实。毫无疑问，至少从人类成其为人以来，经济单位都不是一个“孤独的狩猎者”，而是某种类别的共同体；在其中，在早期阶段，最重要的因素是妇女，而不是为自己工作的男子。这样一种共同体——比如加利福尼亚以植物根系为食的印第安人部落——所拥有的“资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东西对古玩收藏家来说更有价值，对这个部落的女子来说，失去这些资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她们来说，纯粹依赖集体生活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女人们积累的智慧，是她们的经济状况下的技术。 [5] 篮子、挖掘棍和研钵只不过是物体，损失它们并不重要，但是女人们关于土壤和气候的知识，关于食物和纤维植物的知识，关于机械设施的知识的损失，却可能意味着共同体立刻会瓦解，人们将会饿死。

这看起来像是指责克拉克先生缺乏关于挖掘植物根系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以及旧石器时代社会的详细知识。但对于经济理论来说，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对于那些主要分析资本及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使用问题的“经济动态学”理论来说，更是如此。在原始文化中，机械器具的数量和价值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集体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是否确实或多或少拥有这些器具，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东西——有形资产——的损失只会带来暂时的不便。但是，包括在生产和使用这些器具的方法中的那些积累下来的、日常的知识是长期的经验和实验的结果；在普通的技术信息体系给定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使用适当的器具。生产中所使用的普通知识的庞大体系，是集体的产品和遗产。它的要素，也就是使这些普通知识得以运用的那种众所周知的“资本品”，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在这些情况下，“资本品”的所有权并不重要，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利息和工资都是未知的，“资本的盈利能力”并不被看做“受到资本品的一种特定生产力的支配”。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化了，这种变化被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使普通知识产生影响所需要的“资本”大大地增长了，因而要获得这种资本就越发困难。由于相当数量的资本“难以获得”，器具及其所有权就成为重要的东西；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了现在，有效的生产所要求的设备，是普通人终其一生都不敢奢望能够获得的设备。关于设备的生产和使用方法的普通知识，人类积累的经验，仍然在共同体中，并经由共同体得到传播；但是，在现实中，“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使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垄断前人的智慧以及人类积累的经验。因此，“资本”目前的状况就处于克拉克先生所设想的组织的增长（institution’s growth）阶段。 [6]

因此，自由竞争的“自然”体系，或者像过去所说的那种“明显而简单的自然的自由体系”，就达到了资本组织（institution of capital）的发展阶段；像在其他文化发展阶段一样，它对永恒的控制权的要求同样是非常明显的。它所要求的公正，或者“自然的公正”，显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公正和公平的：它所依赖的所有权传统，继续是共同体制度设施的一个可靠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只要这些传统是共同体思想习惯的重要部分，这种要求就是正当、公正的；或者说，只要这些事情目前被认为是正当、公正的，它们就是正当、公正的。克拉克先生这种标准的或者“自然的”状态，非常接近于西尼尔的“人的自然状态”——假定的完美的竞争体系；经济理论就是根据假定的竞争体系对现象进行定义和分类。

这样看来，除了消极的影响之外，克拉克先生对过去的发展阶段的处理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因为这种处理与当前的状况没有理论上的联系，甚至与那种经济生活现象被假定为会自己达到一种稳定的、正常的状况的“自然”状态也没有理论上的联系。但他对未来的处理，以及对被视为包含了“动态”因素的现在发展阶段的处理，实质上是同一种处理。在西尼尔的“人的自然状态”作为经济事物常态基准的情况下，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问题被当做了偏离正常状态的问题，是一些这个理论甚至不考虑去加以解释的失常和极端的状况。当这些“自然力量本身明显的反常”（见第22~24章）发生的时候，理论考察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必须作出何种改正从而回到正常的静止状态，以及对达到这种有益的结果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提出建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象给克拉克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阻止它的发展？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如何才能引导这种发展，或者将其对正常状态的偏离减少到最小？他的理论中根本没有对导致目前（糟糕的）局势的那种变化的动态特征的考察，也没有考察使这种局势进一步发展的那些力量的过程和趋势。克拉克先生使用的“动态”这个词根本没有包含这些内容。他的理论所包含的（第12~21章）只是推测在一个或者更多的数量发生增减的时候，均衡如何得以自己重新建立。除非作为对说教式的说法的挑衅，他没有注意到数量以外的变化。甚至变量中可能发生的数量变化的原因和范围，也没有包含在他的经济动态学理论中。 [7]

因此，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以及这本书的理论体系就像后十八章（第372~554页）所包含的那样，是一种说明，是对不满及其纠正方法的一种说明，其中零星地带有一些理论问题，而没有恰当地组成理论的一个部分，无论是静态理论还是动态理论。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反对克拉克先生对待当前经济形势的确定特征的那种坦率直言的不满态度，也不是不同意他认为恰当的、必需的那些纠正方法。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他的著作中的这部分内容是想要让大家注意到作为竞争体系（它被视为自然秩序的一个元素）的代言人，克拉克先生的著作中表现出的那种温和却又强硬的语气，并且想要让大家注意到这并不是经济学理论。

另一方面，这本书里被特别列为经济动态学的理论章节（第12~21章）完全可以放在静态学这个标题下。如前述，它提出了变量之间均衡的一种理论。事实上，克拉克先生的前提决定了他只能对理论进行静态的发展。要了解他的动态学实质上的静态特征，只需要看看他的第12章（经济动态学）就行了。“从而，一个非常动态的条件是这样一个条件，在其中经济有机体迅速地变化，然而在其变化期间的任何时候，都相对地接近于一种特定的静态模式。”（第196页）“在任何时候实际的社会形态并不是那个时候的静态模式；但它却趋向于与静态模式相一致；与变化的力量并不活跃的社会相比，一个非常动态的社会更接近这种趋势。”（第197页）社会越“动态”，就越接近静态模式；当到达一个理想的动态社会的时候，用克拉克先生的话来说，这个社会将有一个无摩擦的竞争体系，在这个社会，除了其规模增大之外，静止状态也会实现——也就是说，理想中完美的“动态”与“静态”是一致的。克拉克先生的动态概念自己变成了一种不完美的静态概念，但在这种意义上，那个高度的、真正的动态条件从而就更接近于静态条件。应该指出，在克拉克先生看来，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都不是静止状态。两种状态或多或少都有着强烈的活动性，实质性的差异是，在静态中，活动是完美进行的，没有滞后、漏洞或者摩擦；各组成部分的运动如此完美，从而不会扰乱均衡。在这两种状态中，静态是更“动态”的状态。“动态”的条件实际上是一种被扰乱的静态条件：而静态是绝对完美的，是竞争体系“自然的”分类标准。这种动态—静态可能会在各要素的数量上发生变化，这些要素在均衡中是相互控制的，但这些要素只不过是数量上的变量。克拉克先生在动态学的标题下讨论的变化都有这样的特征——包含在等式中的各要素的绝对量或者相对量的变化。

但我们并不是反对克拉克先生使用“静态”和“动态”这些词，除了其偶尔的缺点之外，我们要考察的是这种经济学的优点。克拉克先生的著作对这样的考察特别有用。它是明晰的、简练的、坦白的，它没有见风使舵的委婉，也没有政治上的感情做作。克拉克先生的前提，以及他的考察目标，都属于标准的英国古典学派（包括杰文斯—奥地利传统）。这个经济学派坚持常态和“自然法”的前进化基础，这是19世纪早期理论科学的主体。它就像其他那些来自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的理论科学一样，因为它的理论目标是分类学——定义和分类——目的是将其事实资料包含到一个假设构成了自然秩序的合理的范畴体系内。这种自然秩序，或者自然法王国，不是物质事实实际的状况，而是按照适合分类学家关于嗜好、逻辑一致性和公正的意义的需要来解释的那些事实。真理问题和范畴的适当性问题，是关于分类学家对嗜好和倾向的一致意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对涉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方面培养起来的人性的一种表达。这样来解释的事实构成了事物的“正常”或者“自然”的状况，这些是和理论家有关的问题。理论家的任务，是将事实纳入这种“自然”范畴体系框架中。与分类经济学家的这种科学目的相联系的，是发现和倡导政策的适宜做法这种注重实效的目的。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说，克拉克先生无疑忠实于这个学派的基本态度。

包括克拉克先生及其同时代经济学家在内的古典学派是快乐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快乐主义表现在其理论中，功利主义表现在其注重实效的观念和努力中。使经济理论的这一流派得以形成的快乐主义假定具有一种静态的范围和特征，从中发展起来的只是静态理论（分类学）。 [8] 这些假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定理，考虑的只是数量上的变量，而仅有数量上的变量不会引起累积性的变化，因为累积性的变化取决于同类的变化。

以克拉克先生为典型代表的这种经济学，从来都没有进入累积性变化的领域。它没有着手处理现代科学所探讨的那一类问题，即起源、成长、变化、过程这些问题（简言之，就是动态关系问题），而是把它的兴趣局限在狭小的机械现象范围的定义和分类上。像其他分类科学一样，快乐主义经济学没有、也不能处理发展现象，除非从数量的意义上把发展理解为大小、体积、质量、数值、频率上的变化。在其分类学工作中，这种经济学像克拉克先生所做的那样，始终把自己限制在一种机械的、静态的性质上，并以此为基础来选取它的类别范畴。具体说来，就像古典时代的经济学大师们传下来的那样，它实质上局限于土地、劳动、资本以及相关的地租、工资、利息这些概念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对这些概念的改进。正常的、机械的界限和这些不同概念的范围被热心地、极其小心翼翼地设计出来，绝对真理的检验标准就是快乐主义的运算。惯例和习俗的事实不是这种机械改进的根本。在机械的意义上，这些不同范畴是相互排斥的范畴。这些范畴所覆盖的现象不属于机械事实，这种情况并没能干扰对这些现象的机械特性的寻求。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重合，同时它们之间又包含了所有与这种经济分类学有关的事实。事实上，为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它们需要包含这些事实。从快乐主义的意义上说，它们是这种分类力量的快乐主义的“自然”范畴，这种分类力量的元素是相互分裂的，不管惯例和习俗如何，它们都贯穿在任何给定经济情形的事实中，即使是在这种分裂没能被人们看到，或者被习俗认可的情形下也是如此；这样，从分类学实在的观点来看，比如一群举着靶子、念着咒语穿行在海草间和浪尖上，去捕获海贝的一群阿留申群岛的土人，也被看做在追求地租、工资和利息的快乐主义的均衡。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事实上，对这种经济理论来说，任何一种经济情形无非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快乐主义的数量在不同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但除了快乐主义的平衡的算术细节上的变化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所有情形都是相似的。 [9]

我们来看看这种坚定的分类法在算术上的细节。现在的目的是说明，作为一种应用于现在的事实的理论，更明确地说，作为一种“应用于现代工业和公共政策问题”（见扉页）的理论，当前的经济科学有哪些特征。就这个目的来说，在理论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中观察到的序列并不是实质性的内容。古典理论的结构对所有研究者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了，克拉克先生的改编也没有严重地偏离古典传统。对古典传统的偏离可能发生在细节上，一般来说是细节上的改进；对细节的修订并不影响相互间的有机关系，而且各细节也不会以一种革命的趋势，或者放弃古典传统的方式相互支持和巩固。

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克拉克先生的资本理论。他的资本理论与费雪先生、费特（Fetter）先生这一类作者广泛流传的理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克拉克先生对“资本概念”的说明，有某些特有的形式上的区别。但这些特性只是得出概念的方法上的特性，而不是概念本身实质上的特性。对资本性质主要的讨论，集中在第2章（经济物品的多样性）。这里提出的资本概念是这个体系的根本，这部分是由于这个理论体系所赋予的资本重要的地位，部分是由于资本概念在任何处理当前（资本主义）局势的理论中都必须具备的重要性。他列举了不同类别的资本品，但在这种列举中表明，按照克拉克先生的理解——与费雪的观点不同——人并不包括在资本项目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指出，但从他的论点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物质的、有形的、从机械的角度来定义的财富品，才会构成资本。按照现在的用法，在商业社会，“资本”是一个金钱的概念，而且当然不是按机械条件来定义的；但克拉克先生坚持快乐主义的分类学，忠于机械划分标准，在物质的基础上划定他的范畴的界线；由此，资本的任何金钱概念都不予考虑。无形资产，或者无形财富在他的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克拉克先生异常敏感而又坚定地避免这种现代的观念。他对于无形资产之类的观念所持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它们过于虚幻而不值得关注，甚至不值得去反对和驳斥。

在这里，就像在克拉克先生著作的其他地方一样，理论主要是由在概念上有区别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资本”和“资本品”的两个事实构成的。这两个词所包含的事实与“金钱资本”和“生产设备”这两个词所包含的事实，实质上是相同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们与费雪先生使用的“资本价值”和“资本”这两个词都是一致的，尽管克拉克先生可能会在技术上反对将他的范畴等同于费雪先生所使用的范畴。 [10] “资本是生产品的永久基金，它的构成要素的特性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资本品是这个永久的总和的变化中的构成要素”（第29页）。克拉克先生承认（第29~33页），资本被通俗地说成和想成是一种价值，但他坚持认为从实质的事实来说，所应用的资本概念（应该）是“生产品的一种基金”，应该被当做一个“持久的实体”。“生产品的一种基金”这句话本身令人难以理解地混合了金钱的概念和机械的概念，尽管“一种基金”这个金钱的表达形式在这里可以被当做一个恰当的比喻。

当克拉克先生谈到资本的流动性的时候（第37~38页），他自己用到作为由一系列组成机械设备的生产品构成的一个物质上的“持久实体”的这一资本概念时，这个概念就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一使用这个概念就出问题。尽管在他的论述中有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这个概念的缺点，但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资本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的转移是一种稍后才需要考虑的动态现象。这里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资本大体上实现转移并不需要资本品发生转移。一个设备在某个产业中发生磨损，却没有被同一产业内的相同设备所替代，而是被用于不同生产环节上的不同类别的设备所接替”（第38页）——在前一页附有投资从捕鲸船向纺织厂的转移的插图。在这种阐述中，他所说的“资本的转移”显然是投资的转移，也就是说，确实像克拉克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不是物体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的机械上的转移。说“资本”的转移并不包含“资本品”的转移与“资本”由“资本品”所构成这个主要前提是矛盾的。资本的“持久实体”所属的连续统一体是一种所有权的连续性，而不是一个物质事实。事实上这种连续性具有一种无形的性质，是一个法律权利、契约、买卖的问题。我们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忽视这种明显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有意的忽视）。但明显的是，如果根据对当前商业实践的观察来阐述资本概念的话，将会发现“资本”是一个金钱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机械的事实；它是一种评价的结果，直接取决于评价者的心境；使资本区别于其他事实的特殊标志是它那种无形的特征。当然，这将直接导致对无形资产的承认；从而将推翻克拉克先生从这本书一开始就在讨论的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报酬的“自然”法则。它也将使垄断这种“不自然”的现象成为商业企业的正常结果。

通过借助于初始产业的所谓事实（这个时候还没有资本来供其中的要素形成资本的概念）而不是面对当前的商业形势，克拉克避免了逻辑上进一步的矛盾。在像克拉克先生的学说这种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中，只有物质上的生产手段才会被当做生产中的有效要素，或者被当做对分配份额的一种合法要求。因此，必然要根据物质条件来定义，必然要根据机械的特性来划定资本这个生产的主要要素，以及当前分配体系中核心的要求者。在下一章“消费者财富的度量”中这也是必然的理由。

在同一页（第38页）以及其他地方，他提到了“商业灾难”部分地破坏了资本。这里破坏的是价值；也就是说，减少了价值，而根本不是对物质货品的破坏。在商业灾难发生时，被当做物质总和的资本并没有减少，但是，被当做所有权事实并以价值的标准单位来计算的资本却减少了；这里是对价值的破坏和所有权的转移，也许也是所有权的损失；但这些都是金钱现象，具有一种无形的特征，因此并不会直接影响生产设备的物质总和。相类似的是，在讨论诸如节约劳动的设备、“释放资本”（liberate capital）以及有时“破坏”资本的这些方法如何变化的时候（第301~314页），只有承认这里的“资本”是由投资者所拥有的价值范畴，而不是被当做生产设备的同义词来使用的范畴，才能理解这种变化。在所设想的变化中，设备没有被释放，也没有被破坏。也不能说由于替代使用了能增加产量总和的设备，“生产品”的总和就会减少，就像第307页的内容所暗示的那样（如果克拉克先生严格地坚持他对资本的定义的话）。 [11] 这一段内容非常奇特的文字（标题是“进步带给资本家的困难”以及“抵消方法的变化对资本的破坏”），意味着生产设备总和由于在生产力方面能增加这些物品总和的变化而减少了。如果“生产品”是用体积、重量、数值或者某些不相关的标准来估价，而不是用它们的生产力或者随之而来的它们的资本化价值来估价的话，这种说法可能就是对的。按照这种说法，在出厂前对犁头进行打磨减少了体现在犁头中的资本，因为打磨犁头浪费了制造犁头的物质材料的重量和体积。

在这一段所讨论的事实中，还可以发现几个问题。当所设想的这样一种技术变迁发生的时候，构成生产设备的那些器具的体积、重量或者数值可能会减少。这种变化可能会增加设备整体的生产效率，从而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将增加作为生产要素的设备，尽管可能会减少设备的机械数量。陈旧的或者报废的设备的所有者，他们的资本可能会减少，无论他们是否抛弃这些陈旧的设备。新设备的所有者，或者毋宁说那些拥有并能使新的技术手段资本化的人，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可能表现为他们的设备有效的资本化的增加，从而表现为他们的设备市场价值的增加。对于一个不受克拉克先生的资本概念约束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假设的变化最大的理论结果应该是生产资本——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的一般化，这实质上是技术手段的资本化，投入到生产设备中的给定资本是由技术手段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来度量的。据此，所有资本的实质都是无形的财富，与之相比较，形式上是资本家的所有权对象的物质的东西是一种暂时的、偶尔的东西。但是，如果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的话，即使是带有极端的保留意见，克拉克先生阐明的劳动和资本之间“自然的”收入分配体系，也会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将会非常难以决定在“自然”平等的规则下决定资本和劳动的联合产品的价值中，有多大的份额应该作为公平的报酬归那些垄断了社会中一定比例无形资产的资本家所有。 [12] 在竞争条件下他实际得到的报酬将会是对他所得到的差别利益的一种度量方法，这种差别利益是由于他已经合法地占有了使社会的技术成就能够发挥作用的那些物质设备而获得的。

然而，如果把资本理解为洛贝尔图斯（Rodbertus）所说的“一个历史范畴”的话，至少会有一点令人安慰的地方，将为克拉克先生应用信用市场对资本进行自主的管理这种抑制方法留下一个自由的空间。然而，这种令人安慰的反映却伴随着一种丑陋的东西，那就是同样的步骤同样也会为社会主义者的极端建议扫除道德上的障碍。在这些前提下，对于寂静主义者（quietist）来说，一种安全而明智的做法显然应该是抛弃这种产生了上述问题的模棱两可的学说（第306~311页），并且坚持公认的教义（不论其多么不可行），即“资本”是那些不带有无形的衍生物或含义的物质对象的聚集体，而且在讨论现代商业问题的时候要完全避免采用价值或者价格概念。

克拉克先生著作的兴趣和理论影响力，以及有效性的核心是他的“自然”分配法则。其余内容（如果不是整个理论结构的话）都是在这一法则下展开的。前面的内容是对这一法则的理论发展进行铺垫，这本书后面的内容则可以视为这个法则的起点。“自然”分配法则说的是任何生产手段都可以“自然地”获得它的产物。在理想的自由竞争条件下——比如流行于“静态”中的条件，当前的情形近似于这种条件——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每一个单位都必然要获得它所创造的那一部分财富——有时称之为它的“实际产品”（virtual product）。这个法则在理论上的有效性依赖于在《财富的分配》中充分阐明，并在《经济理论的要素》中得到更为简明的阐述的“最后生产力”学说 [13] ——“这是在所有的进化阶段支配着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原理”。 [14]

这种理论认为，与一个给定数量的资本相结合，随后增加的每劳动单位带来的产品增量是根本不成比例的。如此投入的劳动所创造的总产量，同时也就是被当做工资的这种劳动得到的分配份额，它等于“最后”单位的劳动带来的产品增量乘以这些劳动单位的数量。“自然”利息法则与工资法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下名词。每一个劳动或者资本单位的产品由“最后”单位的产品来度量，每一个单位都得到了它自己的产品的数量。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种论点都是从价值的角度来阐述的；但克拉克先生的观点却是以对他所讨论的问题的详细阐述为基础， [15] 那就是对这些价值范畴的使用只是为了便于得到这些论点，如此得到的结论——建立了生产力与其报酬之间的等式——也许可以转化为物品范畴，或者“实际效用”，而不会减低其有效性。

在不借助于某种诸如价值这种共同特性的情况下，正如克拉克先生指出的那样，论述的结果将会是某种类似于李嘉图的级差地租法则的东西，而不是从同质的“最后生产力”范畴得出的法则；“自然”分配法则从而将得不出一个一般的公式。但也正如克拉克先生承认的那样，采用价值范畴也不能顺利地解决问题。它只是为讨论铺平了道路，但这种讨论单独来看却是无效的。用休迪布拉斯 [16] 的话来说，“事物的价值正好等于它将要产生的价值”，后来对价值理论的改进也没能抛弃过去这句权威的格言。付给劳动的工资，就是劳动将会产生的工资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资产净额相关的问题。克拉克先生的第24章“衡量生产手段及其产品的单位”意在表明这种关于市场价值的同义反复的说法，在竞争条件下如何转变为一种完美的分配公正的公式。但声称劳动获得的工资是公正的、公平的，因为它们是作为工资而支付给劳动的——这种说法不会有助于理解前面的观点。由克拉克先生所扩展的这方面的讨论，其进一步的价值也许在于他所说明的竞争如何把“事物的价值正好等于它将要产生的价值”这个命题转变为“工资（或者利息）的市场率给予了劳动（或者资本）全部的劳动（或者资本）产品”这个命题。

在这个关键点上深究这一理论，有必要追溯到《财富的分配》中更充分的表述， [17] 《经济理论的要素》中并没有充分地包含这一点。克拉克先生坚持快乐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要让他的自然公正的法则成为根本的理论原则的话，一定要将其归纳为基本的快乐主义范畴。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生产当然意味着效用的生产，而效用当然是对消费者的效用。 [18] 一个产品之所以有效用，或者有多大的效用是针对消费者而言的。作为价值的物品的效用是根据牺牲（负效用）来度量的，这种牺牲是消费者为了从物品的消费中得到效用而愿意忍受的。生产性劳动的单位和度量，归根到底也是负效用的单位；但这只是对生产性劳动者来说是负效用，对消费者来说则不是。在竞争条件下自己实现的平衡是一种混合的平衡，一方面是消费者消费物品获得的效用与他为得到物品而愿意忍受的负效用（成本）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劳动单位的负效用与劳动者愿意忍受负效用而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平衡。显然而且公认的是，劳动者生产物品时的负效用（痛苦）与消费者消费物品时获得的效用（快乐）之间可能会不平衡、不相称，那是因为这两种快乐主义的现象各自存在于不同个人的意识之中。事实上，不存在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神经组织，除非是在一个自我平衡的单个神经组织复合体中，否则人们当然不可能找到在快乐与痛苦方面直接的比较、均衡、相等或者相异。 [19] 劳动的工资（即劳动者得到的物品的效用）不等于劳动者所忍受的负效用，除非由于竞争的缘故劳动者愿意接受这些工资；这些工资也不等于消费者从物品中得到的效用，除非由于竞争的缘故消费者愿意支付这些工资。这一点被现在用图表阐述的决定竞争价格的边际效用理论所掩盖了。

但是，尽管工资不等于或者直接对等于生产劳动者的负效用，但在克拉克先生看来，它们还是等于这些劳动的“生产效率”。 [20] “一个工人的效率实际上是能促使社会进行工作的力量，也就是能够对社会提供一些东西，使社会为获得这些东西而愿意工作的能力。”通过市场价格这个中介，这个理论认为，在竞争条件下，劳动者从他的工资中得到的是对其他人的劳动（社会）的一种正当的要求，他所获得的与他们由于竞争的缘故愿意向他所提供的服务支付的工资是相等的。在“自然”法约束下的这种工作和支付之间的等量平衡，是工资和如上定义的“效率”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是劳动的工资与劳动获得工资的能力之间的平衡。这样，所有问题显然就像巴师夏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就等于是说，劳动者得到的是他愿意接受的，消费者付出的是他愿意支付的。当然，无论是否在竞争条件下都是如此。

按照克拉克先生的说法，他进一步阐述的理论赋予了这种安排在竞争条件下的公正性和正确性，这个理论是说，在无阻碍的竞争条件下，物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工资是在给定的市场范围内，由涉及的所有各方大致一致的意见所决定的。这里当然不会有正式的一致意见，但既然达成了交易，就说明存在某种类型的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可以看做是“社会”普遍的一种评价。买方的这种（大致）一致意见被认为体现在社会在这种前提下作出的正当的（大致）评价之中，结果所形成的工资率就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大致）公正的回报。 [21] “据此，每个人获得的一个数量都等于他个人创造的总产品。” [22] 如果竞争条件受到任何程度的破坏，价格和工资之间的等量平衡也就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所有这些对资本的利息来说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换换名称。

这里发现的这种平等和约束力，显然与它所依赖的常识假定是一致的；即所有人将获得的权利和福利应该是在没有强制和欺骗、不扰乱现存财产关系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它来源于这种假定，无论是就公平而言还是就私利而言，都不会超出这个假定。它不涉及除此之外的公平问题，也不涉及现存关于财产所有权和初始状态的惯例发生预期中的变化情况下的私利问题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它为相信旧秩序的人——没有旧秩序的话, 这整个观念结构就会崩溃——提供了一个基础，让他们以自己确信的方式来讨论工资和利润问题，并巩固那些相信旧秩序的人的信念。但令人费解的是，要回到自由贸易时代（Manchester）的这些陈旧的老生常谈竟然会需要用上几百页的注解。

实质上，这种“自然”分配法则说的是，在竞争体系下，假定这种竞争体系与其根本的所有权制度是公平和自然的，那么人们在没有强迫和欺骗的情况下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公平的应得物，不多不少。就经济理论而言，对这个法则的检验并不重要，但值得进一步关注它所包含的重要含义。它在仅仅作为分配获得物的理论的快乐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公平分配法则。有必要将这个法则与它的环境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要看看它所广泛宣称的经济公正，在这个法则没有分析但确实存在的相反因素中是如何表现的。

在《经济理论的要素》中，值得注意的是“价值及其与不同收入的关系”这一章（第6章），本章不仅是克拉克先生经济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同时也是现代快乐主义学派所取得的一种成就。我们在这里集中考察这一章的某些特征。这一章的其他内容可能同样值得研究人员关注，但这里的目的不是探究这一章的内容所阐述的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普遍主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前面讨论过的公平分配问题直接相关的那些内容上。这就是“消费者剩余”学说——实质上与其他作者所说的“消费者租金”是一回事。“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消费物品获得的效用（快乐）超过物品对他的成本（痛苦）的那个剩余。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被认为在几乎所有消费中都会发生。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即使是克拉克先生所承认的没有消费者剩余的现象 [23] 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与消费者一方的这种效用元素相联系的是生产者一方相同数量的负效用，被称为“生产者损失”（producer’s abatement），或者“生产者租金”：这是一个给定物品对任何特定生产者（劳动者）的负效用（成本）低于（也可能高于）边际生产者带来的负效用的那个负效用量。边际买者或者消费者与边际卖者或者生产者相对来说都是少数：消费者和生产者整体都会得到效用和负效用的某种“剩余”。

如下所有这些与“自然”工资和利息法则有关的内容，都被克拉克先生当做公平报酬的法则。这个法则是通过价格这个中介而得到的。价格由边际生产者或者卖者与边际消费者或者买者的竞争来决定：后者独自在一边得到由他们所引起的负效用恰好相等的等价物，后者也独自在另一边为从商品购买中得到的效用支付完全的等价物。因此，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包括从竞争中产生的工资和利息——在一方面并不反映所有参与者关于物品的“实际效用”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也不反映所有参与者关于实际成本（负效用）的一致意见。如果它反映了什么的话，那么相反，它反映的是，各方那个边际上不幸的人在竞争的压力下让出的估价；它给交易关系中的每一方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剩余”，这个“剩余”代表着价格不能反映“实际效用”的（变化的）程度。效用余额——以及可能的成本余额——并没有表现在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中介的市场交易中。 [24] 从而在根据产品的社会效用与生产者“效率”的报酬之间的价值自己建立起来的这种平衡中，并没有涉及由“消费者剩余”总和以及其他元素所表示的效用余额。当我们把这方面的讨论归结为它的快乐主义元素的时候，得到的结论就是没有人“获得的数量等于他个人创造的总产品数量”。

即使假定主观价值的边际效用（最后效用）理论是对的，关于生产出来的物品的“实际效用”也不会有一致意见，无论是实际的一致还是推定的一致：除非卖者所期望的利润与边际买者和卖者的需要正好差不多，否则在这里不会有“社会”的决定。显然，在这些前提下，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公式：报酬＞产品，或者报酬＜产品。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中只有在近于零的可能下，才会出现快乐主义意义上的报酬＝产品；如果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当然就不会发现这种情况。

在报酬和产品之间如此表现出来的这种（快乐主义的）差异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工资和利息，但在克拉克先生的理论中有一些（快乐主义的）根据，认为这种差异对两者的影响程度并不相等。确实没有理由认为不同产业或者不同生产机构中的这种差异会是相同的；但克拉克先生认为在那些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产业中，这种差异要小一些，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25] 这种观点勉强（形而上学地）阐明了资本家的报酬与工人的报酬之间可能是通有的差异：后者相对来说更多地消费生活必需品，从而他们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就更少。

这里所作的所有分析和推理，都显得过于空洞无力；但应该酌情考虑的是，这里所作的推理，正是由构成被评论的理论的那些同样的因素所构成的，因此，这一缺点不能归罪于评论者。符合“最后生产力自然法则”这一理论要求的论据本身，就是对这里所批评的整个理论的无用性的一种单调乏味的证明。然而，似乎有必要请求读者进一步的注意。作为一个必须的借口，也许还要加上这么一点：直接产生的结果与克拉克先生“自然分配”法则在产业和公共政策等现代问题上——抑制垄断方面——的应用相关。

此外，接受克拉克先生的一般假设——现在的快乐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并将他的基本概念而不是这些概念的推论应用到他的最后生产力理论中，就可以发现他的更为空洞的缺陷，以及比前面评论的内容具有更为根本的快乐主义含义。在所有最后效用（边际效用）理论中，事物的实质是一个“物品”的连续增加带来的效用会逐渐减少。事实上，效用递减的系数大于物品存货递增的系数。那个惟一的“第一个面包”的效用是最大的。当更多的面包连续地增加，每一个增加的面包带来的效用增量越来越小，直到最后“边际的”或者“最后的”面包的效用为零。因此，换一种措辞的结果是，在克拉克先生的最后生产力理论中，一个特定的生产要素——劳动或者资本——的连续增加。当然，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连续补充的特地生产要素创造出来的产品的连续增量，其效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一贯的快乐主义角度出发来考察最后生产力问题，就会得到一个奇怪的结果。

一般认为，以重量和数量来计的生产手段的更多投入，将得到更多的以重量和数量来计的物品产出； [26] 但这些并不属于快乐主义的术语，不应该让它们使论述变得朦胧不清。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无论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来表示的物品的数量，都是根据效用来度量的，效用与重量和数量是不同的东西。物品因为其效用而成为物品，而不是因为其物理方面的因素、数量或者其他因素；效用是关于快乐的生产和痛苦的防止的概念。根据快乐主义的说法，物品的数量、产出的大小是由对它们的消费中产生的效用的数量；而且单位效用的减少要快于单位物品数量的增加。 [27] 在典型的或者无差异的情况下，物品单位数量的增加超过一个临界点时，物品的“实际总效用”就会减少。 [28] 这个临界点一般来说似乎非常接近效用曲线开始向下倾斜的那个点，也许它往往是与后者重合的。在向下倾斜的最后效用曲线上，任何一个点的切线与纵轴的夹角都小于45°，物品单位数量的增加使“物品的实际最后效用”减少， [29] 从而物质生产力的所得就是以“实际总效用”计算的所失。因此，按照快乐主义的说法，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减少不仅是生产手段的（物质）数量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的减少。对精明的商人来说，重要的是在实际业务中应该追求低于物质生产力最大点的那个最大的“实际总效用”临界点，至少在现代产业和现代社会中是这样。

随着物品产出的减少，“实际总效用”一般来说将会增加。工资的“实际总效用”常常会随着每个人的工资量（价值）的减少而增加，在这种减少是通过提高用工资来购买的物品的价格来实现的时候尤其如此。根据快乐主义的说法，净生产力的最大点，显然是对限制供给的完全垄断业务进行精明的经营而达到的那个点；而（快乐主义的）报酬（工资和利息）的最大点，则是确定在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业务上的那个点。

的确，这种卖方垄断状态并不符合克拉克先生的理想。每个人都不会“获得一个等于他自己创造的总产量的数量的报酬”，但他一般来说会得到一个（就快乐主义的“实际效用”而言）超过他自己创造的产量的数量，因为他得到的东西具有很高的最后效用。这是很容易证明的。在假设的卖方垄断条件下，可以合理地假定劳动者不会在任何时候都被完全雇佣；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更多地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能买到的消费品具有很高的效用，以至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消费者剩余——消费品的价值超过了它们的成本： [30] 证毕。

刚接触这些理论的人可能会怀疑从克拉克先生的快乐主义假定中推导出来的这些反正统理论结果中的一系列论点的可靠性，尤其是由于包括克拉克先生在内的这个学派的专家们并没有习惯于从这些前提中得出这类结论。然而这些论点还是继续根据边际效用排列法则而得出。由于这些论点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怀疑，尽管会使文章冗长乏味，我们还是应该说明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是如何证实了上面简要描述过的自然分配法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的。这个原理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接受。我们熟悉的现实中的格言“把握将要发生的交易”，所依赖的就是这一类原理，而且对快乐主义的运算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最为现成的实践中的说明。这个原理说明的是，通过将每单位物品的收益增加到一定程度上使需求减少的那个点，将会获得一个更大的总收益（价值）。换言之，实际上这就是承认了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每单位物品能获得的价值乘以物品的数量得到的数值在这个价格上将会减少，达到这个点就会得到给定条件下最大的净值（对于卖者的价值）。同样的原理中所包含的计算法在所有垄断的买卖中当然也是指导性的原则；但稍一细想就会发现，事实上这是所有商业交易以及所有业务的主导性原理。“把握将要发生的交易”，这句格言只是对商业企业一般原理的一种特殊表述。商业的首创精神，也就是企业家（商人）的职能，就是从这个原理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31] 在交易中，理论家们认为，买方会在市场的普遍条件下把他的出价抬高到他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那个点，而卖方会把喊价降低到使他能获得最大净收益的那个点。对于在公开的（竞争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交易者来说（商人、企业家），或者对于涉及局部的或有限的垄断的交易来说，前面提到的临界点，就像前面假设的那样，它在价格曲线上当然会位于一个比完全垄断时更低的点；但是把握将要发生的交易这个原则仍然会保留下来，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发生不同的交易。

现在，在以边际（或者“最后”）效用为基础的理论中，价值就成为“实际效用”的一种表达或者尺度——或者无论更偏好其他哪个具有同样含义的词。因此，在把握将要发生的交易这个规则下经营价值的时候，比如一个垄断的卖方就必须根据买方的评价来经营；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这样的程度上对物品或服务的最后效用施加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有限供给的“实际总效用”要大于更多的供给产生的“实际总效用”，这是问题的关键。这里的重点仍然更为强烈地指向了对快乐主义计算法的说明。我们回想一下，由于产业中众所周知的报酬递增原则，在垄断商业经营限制供给的一般情况下，这种经营能够以逐渐下降的成本增加供给，使其超过临界点。还可以指出，因为垄断经营可以从有限供给的“实际总效用”大于不受限制的供给的“实际总效用”的这个余额中获得增加的收益，也因为垄断者可以从这个余额中扣除垄断经营的额外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物品的“实际总效用”的增加必然大于垄断的净收益。

用一个大胆的比喻来说——大胆到不符合修辞格的一个比喻——垄断机构凭借它们产品的“实际总效用”垄断性的增加而带来的收益，是“掠夺”、“勒索”、“抢劫”；但盛怒之下的快乐主义理论家们不应该忽视这种理论倾向。垄断者只不过是正在将所有（自由竞争的）企业的原理推进到其逻辑结论上；就快乐主义的理论而言，这种垄断收益被视为垄断者的“自然”报酬，因为他对社会的“生产性”服务把对每单位消费品的享受增加到了能将其净享受量扩大到最大的那一点。

快乐主义的计算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可以根据前面表明的内容进一步展开，结果表明：垄断物品的消费者是受益者，因为物品的“实际总效用”增加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垄断者在使消费者受益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担了成本，这里是根据“实际总效用”的减少来计算成本。通过不明智地增加他们自己占有的物品份额，他们有可能把自己财富的边际效用和实际效用降低到这样一个点，使他们享受的每单位物品大大地（快乐主义的）损失了。但反复详述垄断者的困苦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习惯，也不是克拉克先生的习惯。但是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对“最后生产力自然法则”的这种快乐主义意义上的一贯说明，表明这个法则是“在所有进化阶段控制着经济生活的普遍原理之一”，即使经济生活的进化进入了垄断企业的阶段也是如此——总是认可推导出这个法则的快乐主义假定。此外，上面评论的内容从两方面继续表明克拉克先生在这本书后面的部分对垄断的谴责与该书前面部分的大多数内容是不一致的：（1）它违背了快乐主义的“自然”分配法则；（2）克拉克先生所反对的垄断企业不过是他希望恢复的竞争企业更高阶段、更完美的发展——所谓竞争企业就是垄断企业的前身。

除了这种理论上的问题之外，克拉克先生在应用于“现代产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这个名义下提倡的抑制垄断的措施可能是很好的经济政策，也可能不是——它们是对合理的常识的一种表达，是对人类福利的一种纯洁关怀的表达，也表明他对现实情况的博学多闻。我们在这里不再讨论这些抑制政策的优点。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讨论这种政策与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实际上与这种理论没有关系。在克拉克先生这本书后面的部分，他没有依赖于“最后效用”、“最后生产力”学说，或者说，他实际上没有依赖于普遍的快乐主义经济学。他为社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进行了雄辩的论述，可以在讨论中将提及他的“自然分配”法则的部分全部去除，这种做法不会有损他的呼吁的说服力，也不会暴露他的立场的任何弱点。事实上，消除不相关的内容是否能强化他对人的正义感的呼吁是不确定的。

但是，这本书后面部分与克拉克先生理论的特定内容不符合的某些地方，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这些方面的理论立场的缺陷。他毫不隐讳地承认，在现代条件下，垄断的增长和可行性主要是由于代表资本的可流通证券的出现，这与现代商业机构的股份制特征是一致的。 [32]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这些特征，使少数人控制社会足够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垄断。根据克拉克先生的说法，在已知的垄断组织形式中，最有效的是控股公司，其次是普通的有限公司。垄断控制的程度，取决于代表资本的可出售证券。依照克拉克先生的资本理论的具体要求，这些可出售的证券——比如一家控股公司的证券（普通股）——只不过是特定生产物等物品所有权的正式凭证。然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与证券的面值或者市场价值成比例的那部分生产物的所有权，绝不是发行证券的主要结果。使用证券的后果之一，在克拉克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后果是，生产设备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无论特定证券的所有者是谁，这些证券与特定的其他证券都存在着某种无形的、技术的关系，这些证券使其所有者能够任意地控制证券所代表的生产设备的使用。这是现代资本组织的事实，这些关于现代资本组织的事实，影响着生产设备的生产力，以及这些设备对所有者以及对社会的有用性。它们是事实，尽管并不是物质上的有形物体；它们对产业的有用性的影响，并不亚于任何具有同等市场价值的有形物体。此外，它们也是像诸如控股公司的普通股之类的证[HJ2.6mm]券那样可以进行买卖的事实。它们具有一种价值，从而它们也具有一个“实际总效用”。

简言之，这些事实是无形资产，这是现代资本最重要的元素，但在克拉克先生旨在处理“现代产业问题”的资本理论中，却看不到这个元素。然而，当他处理这里的问题的时候，这些无形资产必然会马上引起他的注意。这些无形资产是在机械工业所产生的环境中契约自由的副产品；但是克拉克先生的提议是在不损害契约自由，或者不损害机械工业的情况下，来抑制这一类无形资产，他显然没有考虑到自己在介绍控股公司的时候预演过的教训（第390~391页）。他在那里提到，控股公司用它“险恶的完美”替代了（低效率的）“信用”，在当时，人们对待“信用”就像今天对待控股公司一样。这里的内容会诱惑人们作出如此错误的评论：对现代资本的事实比较天真的理解，本该会导致对垄断问题更为恰当的认识。

刚才谈到的克拉克先生的“自然”分配理论，以及他对现代产业问题的处理表明：快乐主义的逻辑，对商业事务理论是没有用的。然而也许可以公正地说，快乐主义的解释，在分析社会的生产功能广泛的、普遍的特征的时候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尽管它可能并不适用于现代商业状况的复杂细节。对于经济理论的要点来说，由于它最为接近分类学家追求的“经济法则”，快乐主义的逻辑可能至少是一种有用的假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种假设也许并不需要符合事实，至少不需要符合社会生活最根本的细节，或者不需要物质上的限定； [33] 但它至少必须具有一点与其自身的推论和结果所显示出的东西相一致的实在性。

就像前面曾经指出的那样，快乐主义经济学的典型，它的理论结构中的核心元素是分配学说。消费被理所当然地当做简单的数量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欲望的问题——经济学就成为了一种获得物的理论；从理论上说，生产是提供获得物的一个过程，分配是分配获得物的一个过程。生产理论是根据生产所要求的收益推导出来的；在竞争条件下，这就意味着按比例分配的可供使用的获得物的生产。生产性产业中剩下的诸如技艺、“生产技术水平”之类的事实，受到的关注就少得不值一提。这些问题不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克拉克先生的生产一般理论与边际效用学派公开声称的理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是一种竞争条件下的获得物的理论。因此，对他的理论原理（比如在《经济理论的要素》的前几章阐述的理论）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现代快乐主义经济学主要法则的考察。

“所有人都追求从物质财富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净服务” “获得的某些利益被为获得这种利益而发生的牺牲所抵消了；但有一种净剩余利益却不会被牺牲所抵消，那种也许可以恰当地称为经济性的一般动机，就是一种扩大这个剩余的欲望。” [34] 这就是人类在得到物品的行为中提供一种快乐的净平衡理论的实质。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出现了“消费者剩余”；如果处于平衡中，“消费者剩余”就会消失。这种乐观的信念当然是一种假设；但快乐主义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发展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快乐主义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是事实。这一点既没有受到怀疑，也没有得到证明。它似乎是18世纪对仁慈的自然法的信仰的一种残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假设。作为事实，它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它是这个学派的一个假设，而它的乐观倾向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包围着“正常”的竞争体系的所有论点的脉络。对于这种理论来说，所得的剩余是正常的。

这个获得物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定理与前一个定理的目的是相反的。人们只有通过生产才能获得有用的物品，如前述，生产是令人厌烦的、痛苦的。人们会一直生产效用，直到达到这样一个边际量，即产品效用的最后一单位增量等于令人厌烦的生产努力——劳动或者节欲——中伴随着出现的负效用增量。在这个边际上，快乐与痛苦、收益与成本是平衡的。但总产品的“实际效用”是由这个最后单位来度量的；实际总效用等于产品单位的数量乘以产品最后单位的实际效用；而实际总负效用（痛苦—成本）类似地由这个最后单位的痛苦—成本来度量。生产者产品的“实际总效用”等于他得到物品而发生的痛苦的“实际总负效用”。因此这里的结果中不存在效用的净剩余。

马上可以就此提出修正性的异议： [35] 尽管效用和负效用在边际上达到了平衡，但并不是说最后单位之前的产品单位也会实现效用和负效用的平衡。之前的产品单位效用更大，成本更低，从而有一个较大的效用净剩余，越接近那个边际，剩余越发减少。但是这种尝试性的修正避开了快乐主义的检验。它把基础从计算法转变为需要计算的对象。效用是一个心理的范畴，是对快乐的评价；反过来说，负效用是对痛苦的评价。假定用快乐主义的计算法来计算成本和痛苦的个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计算的是与他自己的收益相对的他自己的成本。他瞻前顾后，以一种合理的行为方式品评所有事物。只有假定“生产者”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感官装置，“绝对效用”才会大于“实际效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者就像野兽一样，缺乏评价和计算的能力，这也是快乐主义所假设的人类的惟一特点。在生产者只是一个智能的、敏感的有机体这样一个假定下，可能会出现总快乐大于总痛苦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谈论效用或者负效用，因为这些术语意味着智能上的思考，它们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它们的确进行了智能上的思考。作为一个有智力的追求快乐的人，快乐主义的生产者在看待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是一个有智力的追求快乐的人，他的意识将被比较的所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他不会将上午的痛苦与快乐的平衡拿来同下午的快乐与痛苦的平衡进行对比，然后说自己上午赚了很多，因为上午不是很累。事实上，根据假定，源自消费产品的快乐是一种未来的或者预期的快乐，可以认为它表现在一个预期发生一定单位的痛苦的时点上，只是在预期之中；不能说来自生产者相对没有痛苦的第一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一个产品单位预期的快乐，大于第二小时劳动生产的同样产品单位预期的快乐。克拉克先生在其他地方（第42页）实际上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在那里表明效用和成本的数量是“实际总效用”，而“绝对总效用”并不是从快乐主义的意义上的那种作为生产的结果的东西，而是在其他不同的情况下形成的别的东西。

从同样的出发点，沿着不同的思路，可以得到一个同样无意义的结果。假设通过与相伴随的成本增量的负效用的比较，产品增量可以用效用来度量，那么，通常使用的图形就不足以用来阐述论点，那种图形必然只是二维平面图形——长度和宽度：然而应该用三维图形来表示，从而将应用的强度及其持续时间也考虑进来。 [36] 显然，总是会出现一个效用剩余这一假定所加强的图形表述的迫切需要使得边际效用理论家实际上忽略了应用强度的问题。

当像引入与其他两个维度那样同样自由地引入应用强度这一因素后，与快乐主义的观点相一致，这里的论点将作如下阐述——事实有可能与其一致。那些从事令人厌烦的业务，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就过度地使用了初始产品单位的生产者，根据快乐主义的必然结果，他从事的将是一种相应地强度过大的业务，那些令人厌烦的事情（负效用）将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初始产品单位的效用等于生产初始产品单位时伴随发生的负效用，也就是不存在效用剩余。 [37] 当后来的产品单位的效用渐渐减少的时候，生产者的厌烦强度也会随之下降，从而在效用与负效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完美的平衡。因此，在曲线的任意一点上，都不会有超过“实际效用”的“绝对效用”，也不会有超过所有产品的“实际总效用”的“绝对总效用”，也不会超过“绝对总负效用”或者“实际总负效用”。

以下这种说法或许可以暂时避开这种结果，那就是生产者会像一个完美的快乐主义者那样聪明地行事，将会在生产的早期阶段节省自己的能量，以从他每天的劳动中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明智地使自己筋疲力尽。这种情况似乎是事实，只要这些事实呈现出快乐主义的特征；但这种修正只是让论点重新回到了先前的情况，勉强承认了这里谈到的影响。这里说的不是孤立地将连续的产品单位与生产中产生的厌烦的单位进行比较，而是说生产者是一个明智的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总产品，是通过与总的痛苦（成本）进行比较来评价总产品。于是，如前述，在厌恶程度会提高到效用与负效用平衡的水平上这个规则下，不会出现效用的净剩余。

但是对“最后生产力”的这种修改，对快乐主义的乐观学说有着更进一步的含义。显然，通过与也许可以称为“生产者剩余”的东西将会消失类似的思路，“消费者”剩余也会消失。生产是获得物的生产，消费者的成本是获得物的成本，上面的论点同样适用于消费者的情况。这里，我们在符合快乐主义含义的个人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问题，着眼于决定他在计算效用和成本的时候，是否存在一个边际，在这个边际上，除了抵消他在消费中产生的所有负效用之外，还有一个剩余的效用——这里的考察不是继续对特定物品带来快乐的能力与物品的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在个别的感觉上所有这种所谓的利益差别都只不过是由于工具的缺陷而导致的幻觉折射效应。

但麻烦还不只这些。痛苦（成本）＝快乐（收益），这个等式不是一个恰当的等式。这个式子应该是：已发生的痛苦（成本）＝预期的快乐（收益）。关于这两个等式，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事情往往会功亏一篑”。人们对他们从可估计的冒险、努力和进取心中得到的快乐（收益）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让人失望的——由于错误计算，由于他们生产的努力无用的次要影响，由于“不可抗力”，由于“火灾、洪水和瘟疫”。这些预期的差异，常常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损失而不是收益这一方。在考虑到所有可以被称为有用的错误之后，留下了一个无用的错误的边际，从而痛苦（成本）＞最后快乐（收益）＝预期的快乐（收益）－n。因此，一般来说痛苦（成本）＞快乐（收益）。因此，人在生产中的痛苦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弥补；当然，虽然可以认为这里理所当然的情况并不是“自然的”或者“正常的”。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风险是可以贴现的。保险是现实中对风险的一种贴现；但保险只是用来规避那些遭受风险的人察觉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并不为这里所讨论的那些招致这些风险的人所察觉。另外，保险至今也没有在平衡和分配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方面发挥作用。业务所得——企业家收益，对首创精神和进取心的奖励——正是来自这个没有被投保的冒险边际，而首创精神和进取心的损失同样也是来自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经济努力都包含着首创精神和进取心这些元素。经济学家们认为不成功或者不完全成功的企业非常多，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些业务的危险是非常大的，这些业务往往都会失败。典型的这一类业务是贵金属的生产，在克拉克先生所说的自由竞争世界的控制下尤其如此。比如J. S. 穆勒和凯尔恩斯这些古典竞争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认为世界贵金属供给的平均成本或者总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价值。生产者，至少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者对结果过于乐观了。

但是，当人们生产贵金属的时候，与快乐主义的人类行为理论严格一致的学说不允许他们在计算快乐与痛苦的时候受到与追求利益的一般指导规则不同的规范所引导。贵金属的生产与普通物品的生产明显的区别是，贵金属生产中的风险更大，而不是对预期收益的刺激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快乐主义的计算标准只允许存在反应程度上的数量差异。贵金属生产中反应程度的数量差别只是一部分问题，在整个生产努力中较不明显。

因此，这里产生的不是产品效用超过获得物的负效用的剩余，而是一个平均的或者总的快乐主义的净亏损。对应于边际效用理论，所有的生产都会血本无归。造物主是赌局中的庄家这一事实，显然并不能使快乐主义的生产活动脱离过去那些乐观的快乐主义计算者所了解的一般范畴，这些人的白日梦中充满了各种让庄家输个精光的安全而明智的方案。“心怀希望乃人之常情”。人似乎天生就是乐观的；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效用的生产是人类愚蠢的乐观主义的函数。它产生了（人类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有害地、机械式地产生了人类的烦恼，而不是有益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整个交易越快停止，结果就越好——痛苦的净差额将会越小。伟大的快乐主义自然法产生的只是亚当的诅咒，在它的背后也许是更为阴险的夏娃的诅咒。

前面已经说过，克拉克先生的理论实际上与他的现实提议并没有关系。这种广泛的宣言需要同样广泛的限制条件。尽管他的理论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在建立或者巩固关于为“现代产业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立场时是毫无价值的，但讨论的两个阶段——理论阶段和实际阶段——是同样的先入之见的结果，并且以同样的形而上学背景为基础。当前对这个学说体系中的内容的仔细探询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就贯穿于克拉克先生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中的观点进行层层剥离，即使是以前面已经使用过的那种断断续续的、对他著作中零散的理论部分进行审视的方式。但我们可以作一个宽泛而粗略的描述。这本书的后面部分看起来就像《人权法案》。当然，这样说的意图并不是要找出它的缺陷。这意味着这种讨论的范围和方法受到了以下这种先入之见的支配，即存在一种正确而美丽的、最终的经济生活状态，这是一个“世界万物都要趋向于它”的状态。一旦并且只要现在的现象偏离或者脱离了这个最终的“自然”状态，或者偏离了这条通向完美状态的笔直的、狭窄的道路，就会产生一种不满情绪，需要回到原来的状态才能消除这种不满。应该出现的未来——惟一可能的、自然的未来生活状况——由于这种先入之见而为人所知；人们有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建立和维持“自然的”状态所包含的这些特殊经济关系、便利条件和制度。这种完美状态假定决定着事物的进程，而事物的进程又是一路趋向于这个完美状态。让经济自然秩序重新焕发青春的矫正方法是简单的、直接的、目光短浅的，因而也就变成了前达尔文快乐主义的建议，它不会受到累积式变迁的大量不确定性困扰。无疑，社会关于经济问题的权利和平等的法规在经济生活的变化中将保持不变。

[1] 原文载《经济学季刊》，第22卷，1908年2月，经许可重印。

[2]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经济理论的要素：对现代工业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应用》（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as Applied to Modern Problems of Industry and Public Policy）。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07年。

[3] 比如见《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第376页的注释。

[4] 比如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篇；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2到第5篇。

[5] 比如可以参照巴罗斯（Barrows）的《考维拉印第安人的人类植物学》（Ethnobotany of the Coahuilla Indians）。

[6] 根据克拉克的理论，由于分工的作用，社会分成了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劳动和资本在团体中流动。组织形式的变化是他的所谓“动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参见《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第5、6章。在这里，凡勃伦强调的是组织对“资本”的占有，也就是资本的所有权。——译者

[7] 应该如何科学地评价这些工作呢：一个植物学家努力研究中和植物的生态差异的方式方法，或者一个生理学家将重新恢复阑尾和松果眼的功能，或者谴责和惩罚副王蝴蝶（Viceroy butterfly）的模拟色看做其科研工作的目的？如果，比如洛布（Loeb）先生用几十页的内容去讨论他自己与他用单性生殖方法培育出的海胆蛋之间的父母关系带来的道德责任问题的话，那么这种举措有何种科学兴趣呢？/br-line/这些被克拉克先生称为“积极的反常”的现象可能是令人厌恶的、麻烦的，“但做法律上存在困难的事情的经济必然性”并不是“理论的要素”。

[8] 明显的事实是，即使是从赫伯特·斯宾塞的聪明才智中也只能提炼出来自他的快乐主义假定的分类学；比如他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斯宾塞是进化论者，也是快乐主义者，但只有通过使用与理性的快乐主义主体不同的其他要素，比如习惯、错觉、有用和无用、偶发性变量、环境力量等，他才能在演变科学中取得某些成就，因为只有借助这些要素，他才能进入累积性变迁的领域，这是现代的后达尔文主义科学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领域。

[9] “如果要正确测量资本品对于生产的价值，就不得不将它们划分为各种单位。我们得到的马铃薯可以追溯到挖马铃薯的锄头。……我们只是要努力确定一把锄头的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糟糕，或者修复一把锄头对我们来说又有多好。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这种真理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对原始人和文明人来说，都必须估计他们使用的工具特殊的生产力。”第43页。

[10] 参见他在《政治经济学季刊》（1908年2月）上的文章对费雪先生的概念的批评。

[11] “机械本身常常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专家。它只能短暂地发挥作用，当新的、更好的设备可以替代它的作用的时候，它就只有被淘汰，而且不是被用作新用途，而是成为废铜烂铁。从而机械进步和其他进步的结果将是资本相当大的浪费。”“事实上，迅速地淘汰那些刚刚投入使用的设备常常是企业经理取得成功的秘诀，但这却是对资本的一种破坏。”

[12] 按照这种观点，劳动者及其工资所占比例与资本家及其利息所占的位置实际上是一样的。作为一个生产事实，如果没有社会积累的技术知识，劳动并不比“生产品”的使用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13] 参见《财富的分配》，第12、13、7、8章；《经济理论的要素》，第5到第10章。

[14] 《经济理论的要素》，第158页。

[15] 《财富的分配》，第24章。

[16] 休迪布拉斯（Hudibras）是17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以嘲弄性的仿英雄诗格写成的一首嘲讽清教徒的讽刺诗。——译者

[17] 第24章。

[18] 《经济理论的要素》，第40页。

[19] 包括克拉克先生在内的现代经济学快乐主义者延续了自然秩序观念鼎盛时期的假定，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个假定，但它却是明确无误的，即不同的个体对同一种机械刺激的感官反应是相同的。然而，尽管这个假定永远处于不引人注意的位置，而且根据它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就像在这里讨论的情况一样，但现代的快乐主义者几乎没有谁对这种说法提出疑问。

[20] 《财富的分配》，第394页。（译文引自陈福生等译，《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7页。——译者）

[21] 克拉克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讨论中认为，劳动的生产份额的这种“准”特征表明的是，那是“被归算”或者“可被归算”给他的产品。

[22] 《经济理论的要素》，第92页。当感官已失，坚定我心仅信仰足矣。

[23] “最便宜、最劣等的物品”，第113页。

[24] 导致效用和负效用产生差别的这些因素都消失了，这种消失以及消失的途径在所有市场价值或者“主观价值”的边际效用（最后效用）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5] “只有市场上销售的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才会给买者带来完全公平的价值。”

[26] 比如，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克拉克先生用来表示与生产投入的增加相对应的单位效用的减少的最后生产力曲线（第139、148页），是否适用于那些用重量和数量来计算产出的产业的普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无疑是适用的；但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它又不适用。但这不是对曲线本身的批评，因为它不是用来表示这种条件下的产出的，而是用来表示效用的。

[27] 借用与马尔萨斯类似的方式来说，如果物品的供给假设是呈算术级数增长，那么它们的最后效用也许就是伴随着呈几何级数减少。

[28] 参见《经济理论的要素》，第3章，尤其是第40~41页。

[29] 现在的边际效用图形一般不是按照这样来使用的，因为任何一个点的切线与纵轴的夹角的大小主要是绘图者的偏好问题。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度量单位是不相同的。横坐标上的单位是频率单位，而纵坐标上的单位则是振幅单位；而且在每个轴上单位刻度的大小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但在教科书中还保留着这种主张——这也是快乐主义的普遍主张。切线与纵轴的夹角的大小决定着曲线的一个特定点上总的（快乐主义的）生产力是随着生产手段的（机械的）增加而增加还是减少——没有任何熟悉边际效用观点的研究者会对这个明白的事实提出疑问。但夹角的大小取决于绘图者的爱好——也没有任何懂得基本的数学概念的人会对这个同样明白的事实提出疑问。

[30] 在其他地方，克拉克沿着类似的思路讨论了资本和利息。见《经济理论的要素》，第340~345、356页。

[31] 参见《经济理论的要素》，第83~90、118~120页。

[32] 参见第22章。

[33] 参见《经济理论的要素》，第39页。

[34] 《经济理论的要素》，第39页。

[35] 参见《经济理论的要素》，第3章，尤其是第51~56页。

[36] 现在的边际效用观点承认这种困难，这里考虑的强度是构造的或者假设的。但这种考虑总是不足够的。这种不足可以认为是假设的不足，因为这里的假设范围太窄而不能涵盖它允许修改的那些因素。

[37] 强度所能增加到的极限与持续时间所能延长到的极限是同一个边际。应用强度必然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即它的负效用会赶上并抵消产品的效用，这个推论也许会被当做一个幼稚的谬论；但长期以来幼稚和荒谬都是边际效用论点的任何推论的一个障碍。